焦虑可健康，也可病态

成年人的世界除了“不容易”三个字，还有“焦虑”二字。一边是工作忙得鸡飞狗跳，一边是生活依然捉襟见肘；一边期待过安稳的日子，一边总有想不到的意外来袭……“丧文化”“快乐肥宅”“自杀式单身”“空气式恋爱”“佛系社交”，这些“大火”的网络流行词汇，也从某些方面折射出中青年群体的焦虑。

作为负重的一代，中青年为工作、为家人、为生活、为婚姻而焦虑都属正常吗？焦虑水平的高低与职业身份关系大吗？化解普遍的社会焦虑，“出口”到底在哪儿？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

问：有数据显示，焦虑症的发病率在20 世纪80 年代是1% ～ 2%，现在已经步步攀升，甚至可能超过了10%。生活如此多“焦”，在全世界都是普遍现象吗？

答：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工作压力都在明显加大，民众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根据2019 年公布的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中国成人精神障碍中焦虑障碍的患病率最高，为4.98%。

去年《柳叶刀》的研究也表明，2020 年全球范围内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症病例数增加了28% 和26%，生活在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的国家的患病率大幅上升，其中女性和年轻人受到的影响最大。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多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全球心理健康。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22 年全球风险报告，心理健康问题已经进入人类前10 大风险。所以说， 生活如此多“ 焦” 确实是世界普遍现象。

从问题的普遍性、严重性，以及具备切实可行的防治措施来衡量，抑郁和焦虑障碍都位居精神障碍患病率的前三位。抑郁和焦虑障碍尽管常见也可治疗，然而在公众中存在许多认识误区，公众对抑郁症的正确识别率只有35%，焦虑症更低，只有21%。

问：去年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0）》显示，18 ～ 34岁人群最焦虑。青壮年的焦虑水平为什么要高一些呢？焦虑水平的高低与职业身份关系大吗？

答：在成年期，青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最为突出，抑郁、焦虑水平都更高一些。在我们的研究中，这个结果是比较稳定的。焦虑与压力、不确定性等有关。青年要解决职业定向、恋爱婚姻等问题，且大多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一些人处于职业选择、新入职不适应等阶段，尚未确立稳定的职业发展道路，也未建立坚定的职业自信；一些青年尚未建立稳定的亲密关系，择偶、求偶、失恋等生活事件也会带来不少压力。

过去10 多年里，我们的研究团队针对全国范围内的科技工作者做过3次大范围调研，也发现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焦虑水平较高，而中老年科技工作者的焦虑水平较低，50 岁及以上年龄组的焦虑得分显著低于其他年龄组。科技工作者焦虑问题的特点是轻度焦虑普遍存在，而较为严重的焦虑问题较少。

当然，不同职业的从业者，其心理健康水平存在差异，焦虑水平也确实存在差异。一般来说，当某个职业收入比较稳定、工作环境相对良好时，从业人员总体的心理健康状态是比较好的。还有就是从事这一职业，如果某个人觉得比较匹配，带来更多的内在满足感，那也会抵消压力带给他的负面影响，包括焦虑。

问：青年期的心理健康问题较为多发，请问青年心理健康问题的预防与干预，需要从哪些方面发力呢？

答：我们要从两个角度去理解心理健康问题，一个是外因，一个是内因。从外因的角度，就是我们怎样为青年营造一种更适合他们发展的环境。而从内因来说，就是我们如何培养未来的一代，让他们在长大成人的时候有能力应对生活压力，调整情绪，保持积极乐观的进取心态。

从根本上来说，这两方面是一个整体，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从孩子上幼儿园、中小学开始，就应该做好心理健康教育，打好基础，让孩子们成长为大学生、研究生直至科技工作者的时候，拥有足够的抗压能力和调适能力。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老师对孩子的成长作用巨大。父母和老师如果只注重孩子的物质需求和学习成绩，对孩子的心理需求不闻不问，就容易堵塞跟孩子建立良性沟通的渠道。

我们要引导孩子学会自我疏导，培养良好的自我意识和适应学习、生活环境的能力；学会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以积极的心态去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帮助同学、亲近社会，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素养的提升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身边有值得信赖的人，就能有力地帮助他们抗击焦虑和面对危机。一个人的社会支持系统越强大，越不容易陷入持续的焦虑之中。

问：焦虑这个问题“可大可小”，您认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关键点是什么？

答：焦虑是每个人都会体验到的正常的心理状态，适度的焦虑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让人更有效地解决问题，但过度的焦虑会让人感到痛苦，而且极具破坏性，使学习和工作受到严重影响，简单的任务也变得难以完成。所以，焦虑这个问题确实“可大可小”，也可以说“可健康，可病态”。

其实焦虑本身是人常有的一种情绪，那在什么情况下被认为是病态呢？并不是说一个人非常焦虑，那就是生病了，而应该是这个人的反应与现实状况不符。比如，一个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成绩对考试的结果有着客观的估计，但在考试前出现紧张情绪、看不进去书，甚至出现心慌、手抖、出汗等症状，但一进考场拿到试卷，还是可以正常考试——这就是正常的焦虑。但如果这个学生虽然平时学习成绩不错，但他在考试前总想着会考不好、一败涂地，还出现非常严重的身体上的不舒服，发高烧、拉肚子，最后不敢进考场，那这种情况就需要接受一些专业的引导和治疗了。

现在大家随口就说的“ 我emo了”“破防了”等，反映出的社会心态其实是一种焦虑情绪。缓解这种焦虑，可以给自己放一个假、参与一些运动，甚至看书、唱歌、画画、跳舞，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问：除了对焦虑问题的认识，正确预防焦虑和解决焦虑情绪的现实抓手有哪些？

答：大多数焦虑障碍首发于或起源于儿童及青少年时期，因而这些年龄段的人群应该成为初级预防的重点。焦虑障碍是儿童最常见的精神病理表现形式，许多人直到青少年及成年阶段，也未能摆脱焦虑障碍的困扰。通常，加强情感顺应力、强化认知技巧和事前教育是预防焦虑发生的重要策略。

澳大利亚有个“朋友”项目（FriendsProgram），就以一个有效的焦虑治疗方案为基础，将其转化成一个模式化的预防方案，适用于7 ～ 16 岁儿童的焦虑预防，被广泛应用于学校、健康中心与医院。“朋友”会告诉孩子有效的应对焦虑的技巧，帮助其建立情感调适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与自信力。一项对照研究表明，此方案用于实验前有严重焦虑的儿童，干预6 个月后，随访发现，第一次发作并诊断为焦虑障碍的儿童比例由54% 下降到16%。对照研究还表明，当此方案用于一般学生人群及特选高危儿童与青少年组时，焦虑症状的发生率都显著下降。“朋友”干预方案在瑞典、荷兰与美国也得到采用。

问：从社会供给的角度来看，化解焦虑的“出口”目前够不够？化解普遍的社会焦虑，还需要做哪些建设？

答：本质上，焦虑是一种调动心理能量的状态。想要避免陷入病态的负面情绪，我们需要为这股能量找到积极正向的出口，将其转化为改变生活的动力。就个体而言，要提升情绪觉察、分心术、认知重评和人际支持技能，这对于降低焦虑和抑郁风险都十分必要。

针对在追求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压力，我们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近年来，财富和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冲击着社会心理结构，致使我国社会出现了不少负面情绪，部分社会成员产生了不确定感、不安全感，群体性焦虑尤其是年轻人的地位焦灼感、压力感十分明显。因此，要加强全社会的心理健康教育，对社会成员进行科学引导。同时，建立社会心理风险预警与应对机制，提高社会心理的危机干预和疏导能力；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心理调节机制和情绪管理机制，充分发挥专业社工以及高等院校、心理咨询机构、工青妇团等群团组织在社会心理救助工作中的作用，缓解“心理弱势群体”的社会压力，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要提高全民素质，建设健康中国，就必须把各个群体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