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教师

一

我说的秦岭，不是山，是个小镇。为什么叫秦岭？好像是解放以后的事吧，我看过介绍，但忘了。

2011年春天，我辞掉了第一份工作，一个在我所在城市的媒体当记者的行当。说不好吧，还行，同事多是刚毕业的屌丝群体，聚在一起，吃喝游逛，没有理想，没有未来，没有房子，没有爱情，更没有什么热水和空调，我们寄居在城中村，然后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跑出跑进，寻觅着所谓的新闻。日子就这么匆匆过了四年，也不错，天是蓝的，风是绿的，后青春的尾巴是透明的。说好吧，也未必多好，在那里，有人自嘲道，“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驴用”，也并非言过其实。此外，人还被分成三六九等（薪资待遇），什么正式的、招聘的、全额的、差额的、台聘的、部聘的，根据有无正式编制、工作期限、学历等，再用绩效考核，把工资档次拉开。

我是一名普通师范生，大专文凭，无疑，是部门聘用，加之工作年限短，只能领到最低工资，可问题是我并不比其他人干得少。当然，各种福利，也是最低档。当正式员工领着一沓钱蘸着唾沫数的时候，我正为交过房租是喝东南风还是西北风而犯愁。于是觉得不公，于是感到拥有一份正式工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那时候，我就决定了参加事业单位考试。可问题是我们是“3+2”大专生，后娘养的，无法报名，不能考试。后来，我同学串联到一起，去政府上访了几次，换来了考试机会。我搭上便车，参加了考试。第一年，没考上。不过当时也实在没有下功夫。一本书临到考前，粗略翻了翻。临时抱佛脚，佛脚早已无影无踪。不过当时抱得是，考上更好，考不上，至少还有混饭吃的地方。

第二年，也就是2010年，考上了。当时，看着同学一个个前赴后继，跟敢死队一样，踏进了体制，我也略有焦急，加之对某种不公深有体会，到后来，也不喜欢某些人事，有了赶快逃离的心态。

我是一边上班，一边复习的。采访任务重，颇为忙碌，早上六点醒来，看两小时书，再去上班。中午，自己胡日鬼一顿饭，吃毕，赶忙翻几页书。晚上，八点到十二点，再看四个小时。如此日复一日，整整一月。复习的书有《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心理学》，还有教育法规。我最反感的就是《教育心理学》，那些定律、现象、人名、观点、著作，实在看得人反胃、排斥。我把这几本书从头到尾看了很多遍，抄了两本笔记，还做了一堆试卷。真是铁了心。初三参加完中考以后，我就再未如此点灯熬油学过了。到最后，把几本平展展的书都翻胀了，虚哄哄一堆。不过比起我那些同学，也不算什么。他们有的把书翻成了破烂，更有甚者，几乎能把整本书通背下来。

笔试结束，成绩尚可，面试，好像是第二名。毕竟我当过几年记者，场面也算经见过一些，面试自然不在话下。

然后就是分配了。我们“3+2”师范生，从比我高一届开始，就考试了，不过当时仅是形式，绝大多数师兄师姐通过了考试，分配到各地当乡村小学教师去了，除非个别没笊捞的，混迹于社会，隐没于体制外的江湖中。分配是大事，一辈子，就被那张纸“判刑”了。分的好，在城郊，或交通便利的乡镇（进城是不可能的，按政策，我们这一届，全部下乡，城里一个不留）。分不好，在偏远的深山老林，连个班车也没。进趟城，得两三个小时。没几年，估计就成了“野人”，说不准还成了光棍汉。所以，远近，对一个人的命运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于是，分配，这个时候就需要各显其能。怎么分？往哪里分？谁远谁近？里面有很多门道，说白了，就是后门。

当时，我也备了“东西”，背在黑包里，提着打印出来的个人简历和文学作品，三番五次找某领导。这领导是我一个亲戚的朋友。亲戚给打了招呼。当然，领导很忙，见面真难，一而再，再而三，最后终于见了人，他收下了我的简历和作品，拒绝了我的“东西”。我硬塞，他不要，几番推诿，他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无奈之下，我只好拎起东西，出门时，他说，好好干，小伙子，好好干。我云里雾里，没搞清他让我好好干什。他又说：你去吧，我知道了。我背着沉甸甸的东西，出了办公室，心里发虚，毕竟他没有收任何我的东西，他帮，是人情，不帮，是本分。一会又安慰自己，他说知道了，意思是这事他答应了。再说我给他放了一堆我的文学作品，我文章写那么好，我才情万丈，文思泉涌，提笔有神，下笔成文，他总得重视一个人才、一个笔杆子吧。如此一想，心里踏实了八九分。

我边上班，边等着分配。

就在分配消息出来的上午，亲戚还说，你放心，说好了，就是郊区。可当我下午领到分配单时，傻眼了——秦岭乡。我霎时就懵了，不是事情说好的吗？不是郊区吗？为什么是秦岭？为什么不是别的乡镇？我旁边，同宿舍的舍友攥着分配单，浑身发抖，正在打电话咒骂那个给他办事的人，因为这几年，为了帮他搞份工作，那人已拿走了他家四五万元，这次分配，那人信誓旦旦说，事已办妥，一定分到郊区。结果，我的小伙伴和我一样糟糕，分到了另外一个偏远乡镇。

我们两个走在春寒料峭的街道，欲哭无泪，无能为力，如丧家之犬，看着狗屁一样黄的太阳，把万物涂抹得肮脏不堪。我们对未来的恐惧像一条河流，已经卷来，我们已被淹没了。我们这群农村出生的孩子，有些事，命中注定，我们曾挣扎过一阵，试图改变前程，但无济于事，结局还是回到那莽莽大山之中。我们走了许久，有些乏了，有气无力坐在马路边，诅咒着那些人，以泄私愤。

最后，我们一致认为，这是命吧。于是，从那时起，我们就认领了各自的命运，就像从某只手中接过了属于自己的未知的包袱。

二

我是在四月回到秦岭小镇的。

四月，秦岭最好的季节，万物脱胎换骨完毕，焕发生机。我背着包，提着用退回的三千元押金（刚入职记者时，按单位规定，要交押金，我们自然没有这笔钱，单位就在工资里每月扣除）购买的笔记本电脑，坐上了前往秦岭的班车。躺在满是油渍的靠背上，在能颠出心肺、颠烂屁股的公路上，思绪万千。我从一个体制外的城市记者变成了一名体制内的乡村教师，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我想了很多，喜忧参半，喜的是挤进了体制内。用同事的话说，在体制内哪怕做一条狗也好，至少不用担惊受怕每月被绩效考核。当老师，虽不是金饭碗，但至少有一只饭碗了，哪怕是铁的铝的塑料的甚至纸的。忧的是从城里回到了乡下，老家人常说“宁做城里的狗，不做乡下的有”。故乡的人，都在设法离开这片土地，挤进城市，而我却在逆行。以后，我将在这穷乡僻壤里像一株蒿草一样推天度日了，直到最后，在寂寂无声中被苍老收割，被黄土掩埋。至于别的，我还想了什么，我都忘了。我只记得那条归去的路上，两侧长满高大梧桐，梧桐开着淡紫色花，像一串串喇叭，吹着绵长的春风，为我送行。梧桐后面，是雪白的梨花、樱花、杏花，还有黄到流蜜的油菜。粉红的桃花谢了，落英遍地。远山上，绿柳飘荡，洋槐吐叶。川道里，地膜泛着白光，横横竖竖。

大地把最灿烂多情的色彩全盘托出。大地不知道在这色彩缤纷里，一个青年的万千思绪，并不比它逊色多少。

我就在这样一个季节回到了秦岭。

小镇依然。黄牛套着犁具，被牵着去种洋芋。黄牛拉着稀里哗啦的粪，在水泥路面上开出了一溜黑黄的花。三条腿的野狗在街道上一瘸一拐走着，寻觅食物。路边的土坯房刷了白灰，用以遮羞，但依旧掩不住院内的衰败。正午的阳光泼在小镇上，像刷着一层亮漆。

小镇依然，还是我回家时经过的模样。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横在两山一沟中间。一千七百米的海拔，让这里的植物比川里晚了半月。

小镇不知道一个人回来了。回来与否，似乎与它无关。它活在年复一年的疲惫当中，哪有心思去过问我呢。

我走进秦岭中心小学的校门时，是正午，学生已放学，回家吃饭去了，只有乒乓球案上，团着几堆学生，摔画片玩。我认识的一个老师接待了我，放下行李，寒暄了一阵，然后去镇子上吃饭。臊子面，没有臊子，一碗六块，很扎实。

下午，我见了校长，把干部派遣表啥的，交给了他，他没说什么。当我走出办公室时，男教师们站在二楼护栏边，齐刷刷瞅着校门口，原来同时新分配来的一名女教师也来报到了。学校的男教师总是对新来的女教师充满好感，因为学校光棍不少。但遗憾的是，紧随其后的是女教师的男朋友，扛着一堆被褥。男教师绿着眼珠，唉声叹气，怨声载道，颇为失落，陆续回了办公室。

我们同时分配进来的有三个人，我，刚才那女的，还有一个男的。女的，学校给分了一间宿舍。男的，本就是镇子上人，回家去住。唯独我，没有宿舍。因为校长说，学校住满了，让我自己想想办法。我给父亲打了电话。几番联络，最后联系到镇子上一个亲戚，他们两口子都进城打工了，长年在外，孩子也在城里念书，大门长期锁着，让我去住，顺便给他们看门。在那个亲戚家，我念初三时，曾吃过半学期饭。

教导主任给我们安排了工作，我们一边协助其他教师整理“两基”迎国检的材料，一边暂时代替有事的教师上课。给我安排了五年级一个班的语文和三年级的美术。

从那天起，我就成了一名教师。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名教师。即使在师范上学时，站在台上试讲，我也没想过，有朝一日我会成为教师。教师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搞不清楚，或许，唯一能说清的就是有了个正式编制的饭碗，再无其他。

四月的风，开始暖了。春光万里，无限辽阔。

春风会把我吹成什么模样？我搞不清楚。

三

在学校教书，日子是被切割成块的。几点上课，几点下课，都是固定的。人如同一架调好的闹钟，到时到点，就响，过点了，便悄无声息。

每天，早上七点，起床。院子围墙边，有自来水。接水，蹲在廊檐下，刷牙，牙膏沫落在花坛里的一株玫瑰和一棵一人高的山丹丹花下，时间一久，地上白花花一层，返碱一般。旁边滴水窝里，住着一家蚂蚁，我刷牙，它们就在牙膏沫里洗漱。顽皮的，跳进去，洗个澡。洗漱毕，去学校。五分钟路程。出巷道，沿小镇的街道向东走，左手，就到了。

我出巷子时，住巷口的男人背着一背篓青草回来了。背篓口，青草的穗子均匀铺下来，芦苇、冰草、猫儿草、紫花苜蓿，随着人的步子，一起一落，很有节奏。他的头窝在青草下，只能听见走路的吭哧声。他是头上长了一山草的人。街道上，阳光透过湿漉漉的洋槐叶子，湿漉漉地泼在湿漉漉的水泥路上。驴粪是新鲜的，牛蹄印是新鲜的，就连肥公鸡带领的一群“嫔妃们”也是新鲜的。在小镇，七点多出门的都是懒人。我也是懒人。

到校门口时，校园已塞满了学生的喧哗声和朗读声。

七点半吧，我记不清了。跑操，全校师生，在校外的大戏楼场，喊着一二一，绕圈圈跑，头咬着尾巴。校长也跑，在圈子中间，退着跑。我们是新人，无班可跟，随在队伍尾巴上，跟着跑。

早操结束后，在语文组办公室，泡茶，倒水。去校门口小店买个鸡蛋夹饼。偶尔也有烤串，但太油腻，我吃不惯。饼子皮烤得微微发焦，一刀两半，夹上油煎鸡蛋，挺好吃，也不贵，一块五。店里还经营着凉粉。一碗两块，也算便宜。要一碗，坐下来，调上醋，泼上辣椒油，放上盐、蒜，淋几滴荏油。一碗酸爽可口的凉粉下肚，感觉整个上午都是舒畅的。生意是街道边上这户人家的儿媳妇做的，反正闲着，便给临街一间屋开了门，拾掇成早餐店。店很小，三五张桌子，八九把凳子。吃的，多是老师和学生，偶尔有过路人。店虽小，不过在这样的小镇，也算是独此一家了。

随后是跟自习、上课。

第二节课后，做广播操。值班老师站校园吹哨子。一声接一声，催命似的。学生按班级，排成两溜，跟着广播做。各班班主任和代课教师站在最后，也跟着做。两遍操，结束后，值班老师喊：解散！学生疯了一样涌往教室，真是万马奔腾，尘土飞扬。我们上学时，也是如此，解散后，没命一般，往教室冲，冲个第一名。现在想来，就算冲了第一名，有何意义，实在想不明白。

十一点五十，放学。镇子上的孩子，吆喝着，三五成群，回家吃午饭去了。家远，回不去的，在教室就着凉水，啃干馍馍，然后写作业。写毕，到操场打乒乓球。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上附中，直到初二，中午都是回不去的，也是喝凉水，啃干馍。看着他们沾满泥浆的手上举起的碱面放多了有点发黄的馍馍，我就想起了童年时的我。恍惚间，那个背对黑板、啃馍写字的少年，或许真是叫王选的孩子。十多年了，时光在重复，在循环，一切皆是旧时模样，一切都未改变，就连记忆，也藏于时光深处。

教师是有灶的。三分之二的教师上灶，三分之一，自己做。上灶方便，到点去，提着饭缸去，一吃，嘴一抹，厨房旁的水龙头把缸子筷子一涮，就可以走人了。上灶，每月伙食一百二，一天五六元，够便宜的，那时城里一碗牛肉面，都快六元了。做饭的大师傅是一个民办教师，以前教课，后面，不知什么原因，做起了饭。后来有一段时间，她生病，丈夫顶替她。她丈夫做饭油重肉多量大，毕竟是男人嘛，大手大脚，但味道就粗糙多了。每月有两名老师值班，一是收伙食费，一是周末在城里采购下周用的食材。购买了什么菜，就决定了这一周吃什么饭。伙食还算不错，中午面条，什么臊子面、炸酱面、凉面、西红柿鸡蛋面，换着花样做。晚上一般是炒菜，馒头。炒两盆，一盆一个样。隔三岔五会来顿肉，解解馋。每天，端了饭，隔壁餐桌太小，挤不下，加上有校长，很多老师便端着缸子蹲在厨房门口吃。排一排，吸吸溜溜，呼哧呼哧，叮当作响，好有气势。一个月下来，我竟肥了五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