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雪皑皑

一

阴郁的天空，纷纷扬扬、没完没了地飘着雪花。远山、树木和建筑都被大雪覆盖，世界一片银白。

2022年1月11日的太阳还没有出来，稀稀拉拉的几颗寒星，有气无力地挂在天上，发出瑟缩的光芒。凌晨在此地被称为“鬼呲牙”，寒冷异常，滴水成冰、吐气成霜。

小弟穿着崭新的羽绒大衣，静静地躺在木板上。我似乎看到他的眼角有一滴眼泪，不知是对这个世界的不舍和留恋，还是对命运最后的一丝不甘和抗争。楼下的灵车已经等在那里，即将把他带到永恒的黑暗。

小弟的妻子抚尸痛哭，撕心裂肺地对小弟倾诉：“你一辈子在外边奔波，没在家待几天，刚刚买了房子，你却走了，你这一辈子，太苦了……”

众人凄然无语。我形同槁木，心如刀绞。

从市区开往殡仪馆的公路空空荡荡。汽车的轮胎碾压在皑皑的白雪上，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仿佛从我的心上碾过。

在这条路上，我送走了母亲、父亲和妹妹，这次是小弟。路上有一座小石桥，它目睹了权贵们浩浩荡荡的送殡队伍，也阅尽了孤苦人家的伤心和凄凉。小石桥啊，你能挑得起人世间多少苦难和悲怆？小石桥从不回答，也从不动容。

小弟曾对我撂过“狠话”，还自称为“恶人”。然而，这条路虽然很长，却没有我对小弟的怀念更为漫长。大悲无泪，大恸无声。我只想让时光把我的思念酿成一杯伤感而温暖的苦酒，然后慢慢地缅怀和回味我们一起走过的时光和人生。

二

小弟退休后闲不住，从黑龙江辗转山东，后来到了吉林长春。我女儿介绍他到一所培训学校做勤杂工。他的任劳任怨和认真负责，赢得了师生的好评和尊重。有了二千多元的收入，他很满足。他是个容易满足的人。

后来，我女儿发现他明显消瘦，就动员他到医院去检查。或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吧，他一直拖着。我女儿在医大一院为他预交了一千元，要他去做全面体检。他只进行了简单的检查，将剩余的六百元交还了我女儿。我埋怨他，他却说：“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明明不仅是你闺女，也是我侄女。她多累呀，贪黑起早挣那点钱，够难的啦。你不在意，我还心疼呢！”

一周后医大一院的体检报告出来了。血液筛查和超声波显示，腹部有个肿瘤，疑似肝癌。五雷轰顶，始料不及，我们都蒙了。好在是“疑似”，尚有一线希望。事情发生在2021年7月9日，星期五。那是炎炎夏日一个燥热的上午。

小弟却出奇地平静。在大家的劝说下，他辞去了培训学校的工作，回到了黑龙江省的一个县级市铁力。那里有他的妻子、儿子和孙子，那是他的家。铁力市的医院建议小弟到省城哈尔滨去确诊。他独自一人来到哈市，住进一家没有窗户小旅馆的房间里。电话信号不好，他只好跑到大街上接听我的电话。他说，哈医大肿瘤医院因没有家属陪同不给挂号，“大力是玻璃饭碗，打了咋办？我没让他来。”大力是他儿子，在一家公司开货车。第三天哈医大确诊了。所有不幸的数字和影像资料都到齐了，明确而残忍地宣布：肝癌晚期。如不想办法，只有半年或更短的存活期。

癌症像一只躲藏在黑暗中的野兽，用它阴森而恐怖的眼睛盯着小弟，随时准备扑过来将他带走。小弟六十八岁，辛苦操劳了一生，熬到退休才相对稳定下来，却遭此大难，我感到天崩地裂，无法接受。冷静下来后，我劝他到北京、上海去治疗，却被他毫不含糊地拒绝了。他说，大哥，我哪也不去，也不用打针吃药，花那么多冤枉钱也就是多活几天，最后还是人财两空。我意已决，不要再劝了。

我知道，小弟不愿意把家里那点积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烧光，更不愿意连累任何人。遇事的冷静和理性，是他性格的底色，而善良的天性又使他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这或许跟“伟大”不沾边，但一生特别是在生死关头能够这样，也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

三

我每天都在微信里观察小弟的行动。他还在坚持散步，不过每天的步数都在减少。他一直注意个人卫生和身体保健，每天生吃洋葱和蒜瓣，虽然抽烟，每次只抽半支；尽管喝酒，却能节制。从不暴饮暴食，每顿饭只吃到八分饱。每天都坚持快走万步以上，风雨不误。他是个珍惜生命、热爱生活的人。

小弟还是一个心存感恩并大声说出这种感恩的人。去年春节过年，我女儿为他买了一件长款羽绒服，他颇为得意地和我开玩笑，这是明明孝敬他老叔的，羡慕吗？要不，借你穿两天？他的羽绒服故事，几乎传遍了亲友，我女儿听说后，赶忙制止。

小弟更是一个刚强而自尊的人。为父母在家乡买墓地时，由于我的经济条件好于弟妹，于是提出由我独自出资。争执到最后，我还是没有拗过小弟，接受了他的那份钱。

小弟被人请吃饭时能够婉拒的他一概不去，必须出席的他也时时记着“回请”，几乎成了一桩心事。他选择的饭店一定要非常非常地“接地气”，例如“四元拉面”之类的大排挡。他的真诚和热情帮助了他，粗茶淡饭竟吃出了大酒店的味道，同时也维护了他与生俱来的尊严。

小弟的感恩和自尊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发自内心的。区别在于前者他选择说出来，后者则从不流露，也许是下意识的“应该如此”或“必须这样”吧。

我的外孙女苏玄负笈英伦求学，临行前他在四海饭店隆重地为她饯行，然而，他只喝了一点酒就难以为继了。后来才明白，潜伏在肝区的病魔已经张开了血盆大口，露出了狰狞的獠牙，发出了低沉的警告。他的热情和深情，变成了我们发自内心的痛和永远的记忆。

小弟总说自己“啥也不是，大老粗一个”，深知自己的“斤两”，因而一生低调、谦虚、谦卑。他从不羡慕权贵，更不懂、也不会攀高结贵，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远离几乎所有人都难以摆脱的怪物、魔鬼——妒嫉。

绝境中的小弟使我牵肠挂肚，每次打电话时，反倒是他来宽慰我：“还是那样，没事，放心吧。”有一次他在电话里问我“小黄”怎么样了？有没有人照顾它？“小黄”原是我女儿从街上捡回的一只流浪狗。抱回来后，小弟给它清洗干净，黄色的身躯娇小玲珑，招人喜爱，从此它就被称为“小黄”。小弟精心地照料它，它也很乖并且善解人意。每当早晚小弟带它出去散步时，它都兴奋得又跑又跳，围绕着小弟撒欢，亲昵。有一次我去看小弟，“小黄”趴在小弟为它准备的毯子上，眼光温和、柔弱、无助而凄楚，使人顿生怜惜。我准备过几天到培训学校去看看这只小生灵。

小弟越是平静如水，我越是心如刀割、寝食难安，经常用抽烟来缓解焦虑。在袅袅的烟雾中，我似乎看到了时间，很远很远的时间陆续向我走来。

四

我们兄弟三人。我是兄长，九岁离家跑到省城长春去读书。二弟、小弟和妹妹则与父母在家。我的家乡是松辽平原上的一个村庄。几间土坯房建在一个废旧的窑址前面，房后种有十数棵樱桃树和杏树。每到春天，粉红色的樱花和洁白的杏花便绽满枝头，淡淡的幽香和贫困的生活一样，人们习以为常，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小弟在村小读书，品学兼优，从小懂事，孝敬父母，总是想方设法帮助他们分担生活的重压。每年樱桃和杏子成熟后，小弟便一颗一颗地摘下来，小心翼翼地摆放在篮子里，盖上南瓜秧的大叶子，挑起来走村串乡去叫卖。庄户人家没钱，没钱的妈妈或疼爱孙儿的奶奶便会拿出仍然温热的鸡蛋，换来嫩红的樱桃或金黄的杏子，给娃儿们一个天大的惊喜。小弟把鸡蛋挑回来，卖给供销社，然后一分钱不差地将钱交给妈妈。有了这些散碎的票子，妈妈的心里就有底了，上秋时腌菜买盐的钱就算有了着落。

这就是小弟的童年和少年。没有糖果，没有玩具，没有生日蛋糕，更没有歌声和宠爱。他的开心就是拿到了一百分的考试卷子，他的奖章就是看到妈妈对他夸奖时的笑容。

小弟小学毕业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中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是农家子弟的唯一通道。现在，这个通道被蛮横地堵死了。学业从此结束，一生的命运亦从此被定格。

即使在农村，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也不甘寂寞，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尽情地扑腾翻滚。小弟却心如止水，置身事外，既没有当“红小兵”，也没有骄傲地戴上“红卫兵”的臂章。他以“半拉子”的身份开始在生产队干活。每天挣点工分也就是几毛钱吧，帮衬家里。

就这样打发了自己的青春和人生，小弟心有不甘。当然，这种“不甘”，是经过血汗磨砺的现实和缓慢而凝滞时间的发酵，才逐渐变得清晰明确的。小弟要脱离土地和稼穑，寻找不一样的活法，他要改变。远方辐射出了强大的磁力，构成了坚不可摧的感召。小弟提出要搬家。父母对此大惊亦不解，几辈子都是在这里过来的，怎么能离开呢？小弟不吃不喝也不去生产队干活，他用这种“冷暴力”，表达自己的倔强和决心。父母最终没能拧过小弟。准确地说，是深沉而强大的爱，使两位老人迁就了小弟的执着。

家人和小弟选择的是黑龙江省铁力县。那里有一位家族的“远房”亲戚。遥远的深山老林，恶劣的自然条件，艰苦的生活环境，很少有人“飞蛾扑火”。然而，正因为远、因为偏、因为冷、因为苦，解决城镇户口便会相对宽松。与贫穷的家乡相比，远方虽然是虚幻甚至藏着凶险，但它会开启人生的另一行书写。“另一行”也许就是万里江山。燃烧的希望之火，使小弟义无反顾。

就这样，父亲、母亲、妹妹、小弟和二弟一家三口，离开了几代人赖以生存的家乡，带着捆绑的被褥和衣物，带着五味杂陈的坛坛罐罐，带着舍不得扔下的几只鸡和鸭，穿着妈妈做的布鞋或已经破旧的胶鞋，1971年11月8日，他们告别了住了几代人的老屋，告别了留给乡亲们笨拙的农具和老迈的果树，告别了西下洼的湖水和蛙鸣，告别了乡亲们粗糙而憨厚的笑脸，告别了纷乱往日里的大爱大恨和歌哭笑骂，隆重而凄然地上路了。

我一直有一个隐秘的疑惑：小弟和亲人们的背井离乡是否与我有关？“文革”中，我是一名二十多岁的高中语文教师，造反派像对待逃亡地主那样，将我押解回乡，在全村乡亲们面前批斗，历数我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这种空前而巨大的残忍和不堪，对小弟、二弟和父母有何影响？他们的心理是否从此种下了挥之不去的羞耻和阴影？我从未问过。小弟也从未说过，所有的亲人也从未提起过。

小弟和亲人把理解、体贴和尊严默默地给了我，也将宽容和自尊无言地留给了自己。一种难以言说的愧疚，像鞭子一样抽响在我人生下半场的时光里。

五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中国也难独善其身。到处封城、封区、封村、封社区，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我与小弟身处两省，来往多受阻碍。行路难，难于上青天。不过，我和老伴、二弟还是想方设法，两次成行去铁力看望小弟。

小弟一如既往地安详和平静。吃饭时，尽管他已滴酒不沾，还是热情地劝我和二弟喝酒，强调要“喝好”“喝透”。他还微笑着劝慰我们：“我没什么感觉，也不怎么疼。没事。疫情这么紧张，不用来了。”看着他那苦涩的笑容，我心像针扎般难受。小弟的脸庞上皱纹纵横，沟壑深重。他那双朴实而善良的眼睛时而注视着我们，时而凝视着缥缈的远方。他很少吃东西，只是疲惫却又强颜欢笑地陪伴我们。

小弟再次问起了“小黄”。小弟离校后，“小黄”就奇异地失踪了，至今杳无消息。我岔开了话题，没把这个哀伤的故事告诉小弟。

小弟退休后，到处找活儿干。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在长春北四环附近兑了一家小旅店，虽然挣不到几个钱，却很高兴。每周日，我和老伴以及二弟就相约前往。一进门，鸡块炖土豆浓郁的香味和小弟的热情款待便使我们沉醉了。我们缅怀儿时无忧无虑的往事，回忆走过来每一步的艰难历程，感恩父母亲人和遇到的贵人和好人，也针砭一些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或不知廉耻的小人。散装的劣质白酒，在我们“每周一歌”的畅饮中，竟成佳酿，千杯不醉。

这种“幸福时光”持续了两三年，终因小旅店亏损出让了事。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两件事，刀刻斧凿般镌刻在我的记忆中，至今难以释怀。

小弟不止一次地在酒桌上说，咱们哥仨，我最显老，我肯定要走在大哥和二哥前面。我和二弟都连说，不可能，怎么可能？你最小，还注重锻炼和保健，而且刚刚安顿下来，神明不会收留你的。他并不争辩，只是抿嘴苦笑，不再说什么。孰料竟然一语成谶。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真的就拉开了黑色的大幕。

有一次——只有一次，小弟静静地看着我，郑重地说，我有毛病，大哥二哥批评我，都是对我好。我今天给大哥提一条，你是兄长，我觉得你没有尽到你该尽的责任。一向温良谦和的小弟，毫无掩饰撂下这等“狠话”，使我震惊，同时感到从未有过的难堪。虽然受到“冒犯”因而不悦，但我还算平静地质疑道，太笼统了，说具体点，好吗？小弟喝了一口酒，张张嘴又闭上了，低下头，沉然无语。二弟赶忙“圆场”，乌云很快散去，太阳重回大地，我们又无所顾忌地谈天说地，臧否人物，共话桑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