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我第一次走进安宁病房

将妈妈的骨灰与爸爸的骨灰葬在一起后，我决定独自飞往海南。朋友在那里有一间房子，据说离海边只有一公里多。

先生想陪我去，我说不需要，我就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不，我不是想一个人待着，我想和蔚蓝待在一起，和广阔待在一起，和永恒待在一起，它们三位一体就叫作“海洋”。

我期待得到大海的抱慰，也想把自己复杂的感情交付给海浪的喧哗与骚动。在想象中，大海的力与美，是治疗丧失的心灵药物。在那段几乎不用说话的日子里，大海是我唯一想与之交谈的对象。每天下午与傍晚，我都会到海边徜徉。但是，有点失望，那片海在海湾的包围之中，因此波涛与潮水已被削去了锋芒，除了有晚霞的日子，海天的色彩也略显平庸。不仅是形态和色彩，就连声音也让我失望。我原本希望听到潮水的多重奏，听到浪花拍打岩石的交响曲，我盼着让海之声充盈我的耳鼓，将我心中的忧伤席卷而去。

唉，于我而言，那片海洋达不到我所需要的精神力度啊！

我渴望面对的大海，是壮阔的、野性的、变幻无常的，是能让我立刻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孤独和脆弱的。

这不是有点奇怪？在妈妈去世之后，我需要的难道不是风和日丽，不是鸟语花香，不是感到岁月如常，甚至是岁月静好吗？

其实早有人看破人类这一心理需求。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在一篇题为《关于壮阔和美丽理念之源的哲学探究》的文中说：“景致之壮阔和脆弱的感觉有关。很多景致是美丽的，例如：春天的草原、柔美的山谷、橡树和河畔小花（尤其是雏菊），不过这些景致并不壮阔。一种景致只有让人感受到力量，一种大过人类，甚至威胁到人类的力量，才能称之为壮阔。”

如果说，将来会有一门自然文化心理学的话，伯克肯定是最早的播种者。

妈妈去世后，我和弟弟妹妹正式成为“成年孤儿”——我们前面不再有上一辈人。虽然我们早已不再年轻，也都有各自丰富而坚实的生活，甚至对于妈妈的离世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我仍然感觉到一些莫名的忧伤。或许，它来自我自己的死亡焦虑——连年轻记者在采访时都毫不拐弯地问我：“妈妈走后，你将如何对待自己的归途？”

正是这份莫名的忧伤，让我想独自兀立海边。但我渴望的不是找到一片可以悠然散步的Beach（海滩），而是看到一片能镇住我的Ocean View（海景）。

Beach属于人类，是人类的领地，是人类寻求娱乐和放松的地方，遮阳伞、比基尼、沙滩椅和儿童沙滩玩具，是它的符号。而Ocean View才能提供一种大过人类，让人恐惧和敬畏的力量。阿兰·德波顿说，西方人为壮阔景象所吸引，正好发生在传统的上帝信仰式微之时。他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些景观仿佛使游人体验到一股超然之感，而这种体验是他们在城市和已开发的乡间无法获得的” 。

所以，脆弱之时去寻找大自然中的壮阔景象，也是可以理解的吧。让自己的脆弱与大自然的壮阔相撞，让自己的渺小和大自然的浩瀚对冲，或许能产生一种反作用力：因渺小而臣服，因敬畏而谦卑，因脆弱而坚强，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平静，能够战胜脆弱的平静；一种新的永恒感，能够超越丧失的永恒感。

虽然海南那片海湾中的海，没有给我期待中的力量和慰藉，好在旅行还是让我把一些壮阔的Ocean View存在了心灵图片夹中，可以随时“调用”。

那个傍晚，在爱尔兰岛的奥赫里斯角，我在悬崖边上看到了一所房子，房子的主人大概是养牛的，大门口柱子上有两只陶土做的奶牛，样子又憨又萌，下面的牌子上写着“Ocean View”，我猜他们也提供住宿。

绕过这栋房子，便是被大西洋波涛包围的偏僻海角。时间已近傍晚，云层中的阳光也有些疲惫了，但我还是经不住诱惑，决定开始一个人的海角小徒步。

悬崖上不足一尺的小道，像神秘人留下的线团，穿过茂盛的草丛，引领我向前。视野范围之内，只有灰色的天空、翻着白色浪花的灰色大海和绿色的草场，偶尔有一些海鸟飞过。我走走停停，看阳光钻出云缝，把一束束忧伤的光洒向黄昏的草场；看海浪冲向悬崖下的礁石，就像情人张开的热烈怀抱。我独自沉醉在大自然的律动中，忘记了与朋友们约定的晚饭时间。

终于走到了海角的头上，果然还是悬崖。悬崖底下，是咆哮着的大西洋；悬崖上面，没有象征人类文明的灯塔，只有一片望不到边的草地。我站在悬崖和草地之间，像一棵渺小的人形树。风从海上吹来，经过我，在绿色的草地上制造骚乱和欢快，我与它们秘密相会在这陌生之地。

突然意识到，好像在我们中国的海岸线上，更多的是平缓的沙滩，少见陡峭的悬崖。

这有什么不同吗？

还是有的吧。在沙滩上，你可以把脚浸泡在海水中，与海洋温柔地联结在一起，海洋是你的友伴，甚至是你的玩物。但在悬崖之上，你必须克服一种跳下去回归人类起源之处的冲动，你感受到的是一种超越你又诱惑你的力量。悬崖上强劲的风和悬崖下的拍岸激浪，在触觉、听觉上都更有力度，当它充盈你的感官时，可能让你感到害怕，但也能同时让你更强烈地体验到当下的存在——有时候，脆弱的感觉比强大的感觉更接近真实的你。

在悬崖上临海，视觉上的立体维被拉开了，高崖之上望天涯，天涯似更遥不可及却又更激发人的想象力。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疑问：我们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少有以海洋为主题或背景的文学作品，至少在我的头脑中，没有那种海上冒险的故事。是的，我们有郑和下西洋，而且比哥伦布、麦哲伦们还早，但除了“海上生明月”的平和美丽意象，为什么没有留下让人心动不已的海洋故事呢？

海洋，广阔无边、充满动力的海洋，似乎没有进入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结构。也许，作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民族，我们在内心深处对海洋是陌生的、恐惧的、拒斥的？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写下了这充满青春感、希望感的诗句，然后，死去。他是否见到过狂暴的海洋？他是否在悬崖上感受过风从海上来？他葬在哪里？有没有人曾经想过把他葬在大海边？

法国诗人夏多布里昂，1822年开始写作《墓中回忆录》，1824年选定格朗贝岛为自己的墓地，那是一座涨潮就会与陆地分开的荒岛。夏多布里昂说“海浪、风暴、孤独是我最早的导师”，而死后他只想“看着海鸥等各种海鸟飞翔，凝望远处的蓝天，掇拾贝壳，听海浪在礁石间轰鸣”。

我还没有机会去拜谒夏多布里昂的墓，但是爱尔兰岛马林角一座面向大西洋的孤坟曾经惊到了我。我不知道墓主活着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人，是享尽了人间繁华而回归宁静，还是一辈子都讨厌喧哗与骚动，始终特立独行，连遗体都要远离红尘。但他死后，能永远享受大海上月升日落的绚烂，沉醉于波涛永无止息的乐章，只听海鸥和海风捎来的消息，他的灵魂该是多么的欢畅和自由！

望着大西洋边上的孤坟，我无法挪开脚步，一个人沉醉其间，忘了和朋友约定的时间。坐在乱石堆上，我呆呆地望着十字架和它背后波涛翻滚的大西洋、一望无际的灰色云天，内心真是“悲欣交集”。

让我深深沉醉的，并非仅仅一片海，而是一片壮阔的海、野性的海。在这片大海边上，这座孤坟才既显得孤单与脆弱，也显得高傲与坚强。

也许，对于一些人来说，疗愈悲伤的不是温柔的抱慰，而是去敞开，去带着忧伤与那些“大过自己”的东西相遇，与壮阔的事物相遇，与更具永恒感的大自然相遇，在这种相遇中因体验到生命的渺小和脆弱，而更想好好地活、充分地活、不负此生地活吧。

2014年年初，我决定开始用自由行的方式探索更广大的世界。台湾是我选择的第一站，因为没有语言上的障碍。在这趟旅程中，我还想实现一个愿望，就是去台湾的安宁病房看看。

我大概是中国内地最早知道世界上有安宁缓和医疗（Palliative Care）这回事的人：跨世纪的时候，我们心理辅导博士班的导师林孟平，为学员安排了一次香港访学，请香港一位安宁医院院长给我们讲解了安宁缓和医疗。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我在北师大开设了“影像中的生死学”课程，也把安宁缓和医疗作为了一个单元，但是我还没有机会真正进入安宁病房。

当然，安宁病房不是随便可以进的，作为人生命最后的栖息之地，需要守护人的尊严与安宁。后来，在世界各地旅行时，我都不经意地发现过hospice（临终安养院），我也很想到里面一探究竟，但都被礼貌地谢绝了。当然在写作此文的现在，安宁病房对我已经不再神秘，因为我已经是一个安宁疗护的志愿者，已经走到了临终者的身边。

带领我迈过这道门槛的是台湾心理学者余德慧先生。我很早就有缘读过他的《生死学十四讲》，也知道他在台湾开设生死学课程，还知道他每周都会到慈济医院的安宁病房，以志愿者的身份和安宁团队一起工作。我很希望能拜见这位生死学者，但是当我走进他在花莲的家时，迎面而来的却是他的大幅遗像！余先生从他大大的眼镜框中凝视着我，眼神里有几分严肃，似乎也有几分好奇，好像在问：“为什么你想参观安宁病房？”

余先生生命中最后的日子，也是在慈济医院的安宁病房度过的。因为慈济医院有佛教背景，所以那里的安宁病房叫作心莲病房。我猜对于他的夫人顾瑜君教授来说，心莲病房是一个让她既感激又伤怀的地方，所以余先生去世后她很少再去那里。可是这一次，当她听说大陆有个朋友想参观心莲病房时，就专门提前跑去，帮助我把参观安排妥当。

进到慈济医院是下午两点，离开的时候竟然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可我还是舍不得走。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居然让我愿在死神徘徊的地方流连。

来之前一直想象：这个专为癌症末期患者（现在也收其他疾病末期患者）设立的病房，会是一种怎样的氛围？即使不是沉重的、压抑的，也会是庄重的、肃穆的吧？所以，我一个劲儿地在邮件中问“请告诉我们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做”，生怕自己行为不当影响到临终者和他们的亲人，破坏了那种氛围。

就这么忐忑不安地走到了心莲病房——虽说“心莲”是个意象美好的名字，但人们应该都知道，这里提供的是临终照护，死神随时等候在门边吧。

门边等候的不是死神，而是一幅大大的“预立医疗自主计划”宣传画，上面赫然写着：“对于生死，要听！要说！要看！”

喔，这和我们一般人的习惯太不相同了，我们总是避讳去谈论死亡，不管那是谁的死亡。我们已经习惯了把死亡放到意识之外，好像它与我们不相干，直到它突然显形，搞得我们惊慌失措，心力交瘁，甚至留下许多愧疚和遗憾。

心莲病房的走廊宽大又明亮，墙壁上挂着很多图画，专门的会客区里摆着舒适的沙发，不像医院，倒像疗养院。护理师胡熏丹笑着迎上来握住我的手。跟着她和护士长张智英，我们走进心莲病房。按照要求，我们不能打搅病人和家属，只能和医护人员做交流。

人们想到死亡，通常就会觉得恐怖和悲伤，笑声似乎不属于死亡。所以，当我在心莲病房中听到笑声，而且是孩子的笑声时，真的吓了一大跳。

那是三个孩子，妈妈带着他们来看望住在这里的亲人。他们从病房里出来后，显然并没有感到恐惧，而是说说笑笑地到了走廊上，随即走进一间专为家属准备的和式房间，关上门，他们可以在那里不受打搅地说话、游戏。

为什么大人要带孩子来这临终照护病房？难道不怕吓着孩子吗？很多时候，出于保护的动机，人们努力将孩子与死亡隔绝，不让他们来送别临终的亲人。但是，这样真的好吗？

在心理辅导与教学中，我曾看到隔绝带来的影响：2003年SARS结束，我带领青春热线团队为某个中学进行哀伤辅导，他们的班主任老师被SARS夺去生命。过程中有个女孩哭得特别悲伤。原来，老师的去世激起了她的“未完成事件”——外公去世前，妈妈不允许她到医院探望，从小被外公带大的她没能与外公告别，她为此感到内疚和伤心，觉得自己对不起外公。

在我的课堂作业中，也不止一个大学生告诉我这样的经历：家长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学业，不让自己害怕，使得他们未能与自己的亲人告别，这在他们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和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