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洪水

水是生命之源，文明之基。《商君书·徕民篇》曰：“山水大聚会之所必结为都会，山水中聚会之所必结为市镇，山水小聚会之所必结为村落。”古先民逐水而居，依水生存，在华夏大地的河流、湖泊之滨生产、生活，形成各自的流域习俗，创造流域文明。人类农耕时代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治水的历史，与水的亲和史、抗争史。人类一边依托水的滋养繁衍生息，又不断地遭受着洪涝灾害的冲击和摧毁。为此，历代君王都不敢忽视水，甚至上升到“治国必先治水”的高度。98大洪水之前，也即长江干堤加固之前，湖区民众有一半精力需要用到防汛上，每年进入汛期，地方政府官员甚至直接住进河、湖、库的防汛指挥所坐镇指挥。

2016年发生在长江中下游的洪水，人们早已淡忘，甚至对是否发生过洪水，大脑已经失忆。人们记忆深刻的是1954和1998年的洪水，因为都身处泽国，有门不能出，有家不能归，生命财产受到了重创和威胁。

2016年的洪水没有给更多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个中原因是受灾面没有那么广泛，不是全流域性的，而是局部的洪水，长江干堤也没有发生惊心动魄的险情。

但是，经历过这场洪水的人们却是刻骨铭心的，我在大冶湖大堤上被洪水整整折腾了两个月。

湖北被誉为千湖之省，下辖的黄石号称百湖之市，大冶湖是黄石境内面积最大的湖泊。清光绪《大冶县志》载：“源湖（即大冶湖）自茗山下发源，由西曲折而东出源口，约一百二十里。”又：“春夏为湖，则弥漫浩渺远接天碧；秋冬为港，则旋转曲折而莫见所从出。”

大冶湖是长江的一级支流。长江一级支流有七百多条，七百分之一，比重实在太轻，但还是引起了郦道元的关注，在《水经注》中两次提及这个地方。《水经注·卷三十五·江水三》记载：“大江右岸有厌里口、安乐浦，从此至武昌，尚方作部诸屯相接，枕带长江。又东得桑步，步下有章浦，本西阳郡治，今悉荒芜。”（《水经注疏》杨守敬按：“桑步、章浦并在今大冶东北。”）又载：“江水东历孟家溠，江之右岸有黄石山，水迳其北，即黄石矶也，一名石茨圻，有西陵县，县北侧三州也。山连延江侧，东山偏高，谓之西塞，东对黄公九矶，所谓九圻者也。”（文中“黄石山”就是黄石矶，一名石茨圻，在今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西塞”在今湖北黄石东南西塞山下。“黄公九矶”亦名九圻，《水经注》熊会贞按：“九矶在今大冶县东。”）

1971年初冬，水利工程建设如火如荼，万名民工集结大冶湖排涝站大会战。一组民工奉命上石龙头山的北巅峰开山采石，意外地发现了一处洞穴，里面存着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器，后被称为“石龙头人类遗址”。考古学家将大冶石龙头遗址与湖北长阳钟家湾、枝城九道河三处旧石器遗址进行比较，得出结论：同属早期智人，大冶石龙头也许略早。这一发现，把古人类在大冶湖流域的活动时间向前推进了三十万年，还把长江中游人类发展史的空白给填补了。石龙头洞穴坐北朝南，东面是章山，西面是黄荆山，洞穴之下的山嘴伸入湖中，仿佛一条巨龙在大饮长歠。单从洞穴的选址可以看出古先民“择水而居之”“择丘陵而处之”的生存智慧。

从石龙头溯流而上，大冶湖的上游还有蟹子地遗址、眠羊地遗址、上罗村遗址、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等多处遗址，这些古遗址的发掘，无不向今人昭示，农耕文化有这里的种子，矿冶文明曾在这里点燃第一膛炉火。

大冶湖通江达海，源远流长。早在夏代，采冶活动在这里萌发；春秋时期，铜绿山采冶业的成熟、繁荣，催生了曾侯乙编钟，将中国率先推进世界青铜时代。明朝初期“江西填湖广”和清初的“湖广填四川”，这里是重要的移民通道和接纳地，包括我本人也是那个时期迁徙过来的“江西老表”。

但大冶湖有时又像一个受了委屈而十分乖戾的孩子，给流域百姓招灾惹祸，闹腾不休。

2016年3月21日，长江流域宣布提前进入汛期。这是历史罕见的早。大冶湖流域的农人把这种早到的洪水，称谓“桃花汛”，正是桃花盛开的时节。气象预报是科学、准确的，从三月底开始，长江中下游地区果然暴雨连连，发生了“区域性”大洪水，部分支流发生了特大洪水，后来被命名为“98+洪水”。梅雨量比前三十年的平均值多了一倍，排列历史第三位，仅次于1954年和1996年。

大冶湖流域的最后一场雨下在七月中旬的一天，倾盆大雨。大冶湖浊浪滔天，大堤岌岌可危，我们站在北岸的大堤上，脚下能感受到堤坝轻微地摇荡、震颤。防汛指挥部刚刚在帐篷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围绕是否将南岸的民垸破堤分洪展开会商，引起了争议。一方面意见主张立即破堤分洪，从而减轻北大堤的压力，以保障城市安全，北岸后面是城市的新区，一旦淹水，损失惨重。连续几天媒体都在报道相邻几个市州分洪的信息，湖北的第二大湖泊，梁子湖与牛山湖的隔堤实施了爆破分洪，鄂州市也扒开了十几处民垸大堤，实施退垸还湖。两害相较取其轻，危急情况下，需要丢卒保车。另一种意见是以水利工程技术人员为主提出的，主张暂缓分洪，理由是，虽然头顶上还在下着大雨，但大冶湖上游的强降雨已经减退，天气预报第二天将放晴，那么上游的来水会小于大冶湖排涝站的排水量，水位将逐渐下降。还有一个因素，虽然南岸分洪没有北岸淹水的损失重大，但南岸民垸已经是一个种养殖业很成熟的民垸，因为它的容量有限，即使分洪也未必能成为应急之举，长久之策，显然他们心中还有更好、更大胆的退垸还湖之策，只是眼下情况紧急，不容过多陈述。暂缓的意见获得表决通过。暂缓分洪的建议无疑是大胆的，如果有闪失，有的官员有掉帽子的风险。从这一点，看出了专业部门说专业话，做专业事的态度，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嘛。传说鲧治水九年，仍然洪水泛滥，被舜殛于羽山。禹并没有退缩，而是子承父业，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总结父亲失败的教训，改堵为疏，让九川归海，造福百姓。由于大禹治水有功，他的儿子启借此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社会——夏。大禹治水，被华夏子孙演绎成为共同信奉的“大禹精神”。

公元前550年，太子晋曾向周灵王提出治理水土应遵守七项准则：“象天”“仪地”“和民”“顺时”“敬神”“咨之前训”“观民之宪言”。所谓象天，就是要看自然条件；所谓仪地，就是要考察地区环境；所谓和民是强调要有利于百姓；所谓顺时是指要适应时间的变化；敬神是要求要严肃对待未知的自然因素；“咨之前训”是要求考虑和了解前人的经验教训；“观民之宪言”指应听取群众的议论。

祖先，仿佛比现代人还睿智。

也许是水利人的建议吻合了“象天、仪地、和民、顺时”的法则，大冶湖的北大堤保住了，城市新区没有遭受洪水冲击，皆大欢喜。

但这场大水的教训是深刻的，值得“咨之前训”，举一反三，认真反省。

人对很多事物的认知，书本学不到，口头传授领悟不到真谛，需要亲身经历，切肤感受。一场洪水，给很多人醒了脑，像布满污垢的家具、器皿，经过涤秽布新，亮出了底色，各级围绕水利的调研多了起来。那天陪同一位嘉宾去了河口镇。这个镇的名字像一个商标，一读就懂。“河口”顾名思义就是大冶湖的入河口，也是大冶湖通往长江的咽喉。清朝之前，江湖连通。每年洪泛期，洪水汹涌入湖，淹没庄稼，冲毁房屋，湖区百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冶振威将军敖天印解甲还乡，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倡议修建大冶湖大闸，由阳新、大冶、蕲春三县按照民众受益面积筹资，并带头捐钱3000串。当时阳新县以黄南峰为首的士绅却将闸址选在河口上游的3公里处，并动工兴建了闸基两岸的土堤，称之为“黄家大坝”。此举遭到蕲春、大冶百姓的反对，认为黄某选址不当，这样只能排大冶湖的水，而把时属大冶、蕲春的冷水湖、栗子湖、王家湖及阳新的春湖放置一边不管不顾，结果是“不救四湖只救一湖”，并将黄某告到官府。状曰：“沿湖百姓都是炎黄子孙，顾少而弃多，则是不仁；爱一而嫌多，则是不义；只顾山里而不顾山外，则是无理（礼）；同用资材（财）顾小而失大，则是无智。如此不仁、不义、无礼、无智之举则修建此闸又有何用，岂谈造福于民？”状文提议将闸址移到河口的通江口门。此状受到官府的支持，将闸址下移，并于1900年破土动工。后来老百姓为了纪念建造此闸的曲折缘由，将它冠名为“四顾闸”，含义是此闸顾及了“四湖利益”，兼顾了“仁、义、礼、智”的要义。1902年大闸工程竣工，大冶知县萧端澍亲笔题写“四顾闸”名，被刻成石匾镶嵌在闸室门楣上。这些故事至今仍然在民间广为传扬。

大汛之后，我们获得了一个可喜的信息，上级发改部门已经正式批文，拨专款在大冶湖四顾闸的侧面扩建一座排涝站，增设两台机组，可增加三分之一的外排能力，这是基于2016年洪水期大冶湖外排能力不足而降生的一座新排涝站。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长江支流国家拨款建闸，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水年份服从统一调度，随时准备关闸蓄水，为长江分忧。1998年长江大堤危急的时候，大冶湖就曾奉命关机，停止湖水外排。湖泊原本是江河的“调节器”，长江七百多条支流都是主干的毛细血管，构成长江庞大的吐纳系统，所以，我们通常用水系、流域来考量水，体现的是水的系统性、关联性、不可分割性。古人为了摸清长江的支流，探寻长江源头，费尽心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了1252条大小河流的发源、流程、水文特征，其中包括长江的干支流，还涉及流域中的湖泊、陂池、井泉、季节河等等。康熙帝曾多次派出专臣考察长江源头。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他再次派出专使考察通天河上游，但受交通和技术条件的制约，和恶劣环境的影响，使臣们无法深入探究，“望源兴叹”归来，留下结论：“江源如帚，分散甚阔。”八个字道出了江源的辽阔、庞杂、多姿。

大洪水之后，我曾经将1954、1998和2016年，这三个大水年份进行比对，哪一年的降雨量更大，造成的灾害更严重。数据一目了然，从1954年至2016年的37年间，本地年降雨超过2000毫米以上的年份只有4年，分别是1998年：2222毫米，1954年：2122毫米，2016年：2115毫米，1983年：2022毫米。受灾最严重的还数1954年。据《大冶水利志》载：淹没农田40多万亩，受灾人口23万，因灾死亡829人。其次是1998年，受“厄尔尼诺”影响，雨带在长江中下游徘徊，形成“三度梅”天气，酿成超过1954年洪水位的特大洪水。受灾面积46万亩，受灾人口达56万，因灾死亡32人。降雨量大小是造成洪水灾害的其中一个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成灾年的水文特点。通常情况下，长江上、中、下游的洪水期有一个“时间差”，鄱阳湖水系及洞庭湖水系的洪水多发在4至6月，而偏北、偏西的汉水和长江上游洪水则多发生在7至9月。但在大气候反常的年份，中下游雨季推后和延长，而上游及汉江洪水提前，多股洪流遭遇、叠加，就会形成上压下顶的局面。历史上的1932年、1954年、1998年，就是如此，全流域的洪水像赶集一样汇注到长江，酿成了长江“流域性”的洪涝灾害。

再看长江黄石段超警戒水位的记录：1954年超警戒92天，最高水位达26.39米；1983年26天，最高水位为25.39米；1998年80天，最高水位为26.32米；2016年仅8天，最高水位25.01米。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年景旱与涝，是天意，是否成灾，在人为。2016年洪水没有造成前面几次那么大的灾害，超警戒的时间短，主要原因是三峡大坝在发挥调蓄作用，回避了长江上、中、下游洪峰叠加。另一个原因是1998年大洪水之后，长江干堤进行了全线除险加固，河道疏浚，提高了行洪能力。

鄂东丘陵地区防汛还有它的特殊性，既要预防湖泊遭遇特大洪水，同时要谨防山区局部的强降雨，危害极大。因为冲积平原的湖泊都处在低洼处，成灾的形式多为泛滥成灾，而山区遭受强降雨，山洪暴发，泥石俱下，靡坚不摧，破坏性更加可怕。我们这里就有过惨痛的教训。1994年7月中旬，大冶局部地区发生了一场强降雨，那天凌晨三点左右，龙角山上的一座工业尾沙坝溃塌，下游十几公里远的村庄170户，共600多间房屋，荡然无存，28人罹难，场面惨不忍睹。2009年7月底的一天，大冶殷祖镇突降暴雨，这次降雨的范围更小，俗称“砣子雨”，引发山洪和泥石流，导致4人死亡。鄂东丘陵地区，“平水年景，高洪水位”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当地并没有下多大的雨，甚至头顶骄阳似火，无端地却有洪流发生，这些洪水来自上游，来自他乡，我们称之为“客水”，同样可以造成洪涝灾害。

洪水退了，有些场景仍然难以忘怀。在汛情危急的情况下，有一个地方将七八十年代的老水利工程师请到了防汛的现场，他们的年龄大都在八十上下，仍然顶着风雨上了堤，在现场悉心指导：哪一个堤段基础脆弱，在这种水漫金山的情况下，需要抛石护脚，预防崩塌；哪一个堤段一九九八年发生过溃口，应该打桩支护，防止滑坡；哪一座泵站当年建蓄水池的时候水泥标号不达标，运行过程中要加强监视，做好坍塌的应急准备。说得清清楚楚，如数家珍。媒体进行了全程报道，当时看到新闻，我不但没有感到欣喜，心情反而十分沉重。是啊，那一代人在大洪水面前，才称得上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他们像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将军，面对战场没有丝毫的胆怯。他们做水利的时候有多艰难啊，老工程师说，除了民工，什么资源都稀缺。他们频繁地做水利工程，围湖造田，筑大坝、建闸站、修水渠，全依赖人力肩挑背驮，几乎没有机械可供使用。全县只有一台履带式推土机，只能用在重点工程上。用人墙堵洪水，是家常便饭，其中有一位老工程师还讲述了他年轻时干过的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那年，毛铺水库在山洪暴发的时候，启闭闸突然失灵，眼看洪水将漫堤，却不能开闸放水，情急之下工程师只身下水去检查故障，闸口离水面有七八米的高度，他潜水到闸口，发现是一枚螺栓脱落导致闸门失灵，他刚刚将螺栓套上去，人还没有离开闸门，岸上出现误操作，将闸门拉开了，他瞬间被强大的倒虹吸收进了涵管。在岸上乱作一团的时候，他在出水端被吐入了水池，奇迹也就此出现，从入水口到出水口有三十多米的涵管，他的身体被磨擦去了一层皮，人已经面目全非，却只是软组织受伤，住了几天医院竟然就出院了。他说，哪像现在，技术和装备都那么先进，机器人可以代替人工巡查、检修故障。可是，扪心自问，现在的技术装备能力增强了，人的力量是不是减弱了呢？那地方的做法值得肯定的是，不耻下问，其他还有什么值得总结呢？他们面对滔滔洪水没有自己的措施和方法，那才是更大的隐患。天降暴雨，泛滥成灾，是天灾，如果人的能力出了问题，便容易导致人祸。如果天灾人祸叠加，必酿成一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