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南:人物写意的美术大家
作者: 史鹏钊 张思懿1940年11月,李世南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柯桥镇湖塘乡。父亲李向阳,母亲单月娟。儿时的他,母亲教他读书画画,《国朝名画集》《芥子园画谱》之类的书,都是家里书橱上的喜爱之物。临摹费晓楼和不知名画家的工笔仕女画,是他的教科书之一。费晓楼原名费丹旭,1802年生,清代著名肖像画人物画家,以仕女画闻名,其画深得家传,于坡石、流水、杂草等无不得精到,画作形象秀美,设色淡雅别具,代表作有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风月秋生》,描绘的主题是元杂剧《西厢记》的故事。中学时期,李世南跟着楼上的邻居李平野学习素描。李平野1931年生,比李世南大9岁,17岁考入上海美专,从师刘海粟,后所画虎、马、牛等匠心别具。中学时的李世南,最大的愿望就是考入美术学院这座神圣的殿堂进行深造。可是命运总是捉弄人,他因家庭出身等原因未能如愿。
1956年,位于古都西安的西安电力公司下属的机械技术学校招生,这可是让李世南眼前一亮。十三朝古都,东有临潼华清池,南有大雁塔,东郊的纺织城,城中心还有明代的钟楼,这座城市背靠秦岭,渭河汤汤,就是这样,吸引着这个在江南失意的年轻人。坐上火车几个夜晚才到了西安。走向学校时,夜幕降临,颠簸着的汽车弱光下,西稍门外荒凉的黄土,小冢般的坟头,让这位怀揣梦想的年轻人顿时心里难过起来。既来之则安之,走在这片黄土地上,他迷上了粗犷的秦腔和陕北民歌,这成了他内心表达的声音。
1958年4月,李世南到工厂实习。有一位喜欢木刻的实习生,来自于不远处的西北工业大学,这时他跟着学习起了版画。实习结束后,李世南被分配至西安高压电瓷厂金工车间铣工组当铣工。铣工是个苦差事,可是艺多不压身,李世南被调到厂党委宣传部办厂报。他除了是厂报的记者外,还要画报纸上的插图,这使他十几年的爱好一下子派上了用场。他除了编印报纸,还以身边的生活为原型,就地取材画了不少漫画和版画,部分还发表在了《陕西日报》《西安晚报》和《工人文艺》等报刊上。
作为一名文艺青年,他不忘自己的学习,经常到工厂区的“土门俱乐部”的美术训练班里画素描。无论春夏秋冬,天天如此,乐此不疲。在“土门俱乐部”,李世南遇到了蒋雄影和张志超。蒋雄影1922年考入上海美专西画系,师承刘海粟、钱铸九、吴作人等,抗战期间在重庆工作,解放后曾任西安市文化局艺术处处长等职。张志超1923年5月生,1949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历任《人民西北》杂志美术编辑、西安市艺术馆美术创作员等。蒋雄影将李世南引荐给张志超,张志超教会了李世南用宣纸水墨画素描。
1962年,李世南被西安群众艺术馆的蒋雄影领到何海霞那里,何海霞教他“三日一山五日一水”地在宣纸上用水墨临摹自己的作品,李世南开始对中国传统绘画进行系统性的学习。何海霞1908年生,去世于1998年,为国画巨匠。他1924年拜韩公典为师,1934年从师张大千学画,随其游历山东、四川。何海霞随张大千习画期间,饱览了中国古代名画并大量临摹了宋、元、明、清时期的绘画真迹。1951年,由重庆迁居西安,后在中国美术家协会陕西分会任专业画家。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与石鲁、赵望云等一起切磋山水画创新,从西北山水获得创作契机,共创“长安画派”,为长安画派的重要画家,受到美术界的广泛关注。1961年,他曾应中央美术学院之邀,在该院授课两年,培养了一批中国画人才。1983年调至中国国家画院任专业画家。
1968年3月23日,沪上运动中的激进人物于会泳在《文汇报》发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提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来”的“三突出”口号。李世南被借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历史画创作组,创作主题性作品。
1970年被借到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在诸多古代书画真迹面前,作为一名虔诚者如痴如醉,如饥似渴地抄录画论,临帖线描作品,潜心做起了学问。就是在这个时候,李世南痴迷上了汉画像石,在临摹、拓片等方面功夫至深。
1971年,何海霞因“文化大革命”被下放至陕西富平庄里劳动,以画瓷为生。在走之前,他把李世南领到石鲁那里,他给石鲁说:“我只给您介绍这一个学生。”何海霞一再嘱咐石鲁:“石公必传。”由此,李世南开始追随石鲁,进入了一个中国画的新天地。李世南在十余年的苦心摸索和对中国画的实践中,积累了许多问题,于此时遇到石鲁,如久旱逢甘霖。他在石鲁的指导下完成了《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东汉流民图》《寒女织锦图》等国画作品,开始在写意人物画上摆脱素描造型的局限,完成艺术生涯的一次重要转折。
石鲁原名冯亚珩,生于1919年12月13日,于1982年8月25日去世。他是位极具灵气和创新意识的画家,黄土高原和陕北风情既寄寓了石鲁对那段革命历史的深情回忆,也表现了他对美和美的价值的全新理解。这种独特的创作手法使他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画坛上最具反传统色彩的一代大师。1996年6月,李世南著《狂歌当哭——记石鲁》一书由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是他作为石鲁的授业弟子,在长达十年的生活中的真情回忆。
1977年,李世南调入西安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在此前,他有机会去乾陵唐章怀太子墓去临摹壁画。章怀太子李贤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次子,武则天死后的第二年,李贤的遗骨从四川巴中迁到乾陵陪葬,1971年7月起开始发掘,为期7个月。章怀太子墓中壁画共50多幅,计400平方米,保存基本完好。其中《迎宾图》《狩猎出行图》《打马球图》和《观鸟捕蝉图》等壁画中的人物,都比例匀称、和谐、准确,造型逼真,技巧圆熟,显示了唐代绘画艺术的高度水平。李世南临摹壁画,如同朝圣者般虔诚。同是李家人,千年情依依。
1975年,与画家刘继卤、任率英等人在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合作连环画《投降派宋江》。期间创作大量没骨水墨人物小品,受到前辈艾青、张正宇、吴冠中、曹辛之等赞赏。
1978年,38岁的李世南来到道教圣地陕西周至楼观台,老子说经之地,画了一系列真人写生的老道肖像,如《老道》。
1979年,中国美术家协会陕西分会正处于恢复前期,石鲁的好友叶坚组织成立了“春潮中国画研究会”,包括王子武、江文湛、崔振宽、赵振川、李世南等人。他们在“一手抓生活,一手抓传统”的艺术主张下办画展,获得极大成功。
1979年,由陕西美术家协会组织的“陕西十三人画展”在全国巡回展出。李世南的作品以写实和捕捉人物深情以及厚实的笔墨功底,赢得了掌声。在武汉展出后,湖北美术家协会正在以轰轰烈烈的姿态参与中国画新潮,流露出了欢迎李世南加入湖北的意向。
1980年8月,李世南四川、云南写生画展在西安美协展览时展出,共有彩墨作品和钢笔速写80余幅。这次画展,为他赢得了“长安画派”后起之秀的赞誉。
1982年夏天,李世南由西安丰登路居所迁往西郊马军寨。马军寨村原名丰盛堡,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驻扎解放军骑兵部队而更名为马军寨。另有一说,是因古时屯兵得名。贾平凹曾写道:“长安城西郊,有一荒野村落,曰马军寨,古屯兵军训之地。”据史载,村中曾有崇圣寺。隋朝时为济度尼寺,唐更名崇圣寺,在京城内义宁坊,明改为崇仁寺,后不知毁于何时。清乾隆时由陕西巡抚毕沅重兴,修建殿宇,并建五百罗汉堂,当时殿宇三百余间,规模颇盛,改名崇圣寺。道光以后,又名崇仁寺、全胜寺,或称西寺。相传唐玄奘法师由印度取经回归,在崇仁寺晒经,故也被称作亮经寺。因历次战事和其他人为破坏,现遗迹已渺不可寻。马军寨于1980年,集体统一修建了二层楼。1982年开办豆制品厂,村组为每户村民购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成为莲湖区当时最早的电视村。在李世南居住时,该村还被农田土岗所环绕,如今已经城中村改造,成为马军寨新苑社区,周边高楼林立,为莲湖区桃园路街办管理范围。
1983年年底,李世南收到周韶华从湖北寄来的信,两人谈了关于调往湖北美术家协会的事情。李世南欣喜不已,裁纸泼墨画了一幅画,并在右幅边上题了长短两行字:“长明红烛照天烧,送却猪年迎鼠跃。”“得韶华手示癸亥年末喜写之。”从这句话中,能够反映出李世南加入湖北美协时的欣喜之情,更加说明当年在陕西期间的情不顺意和留恋之苦。周韶华1929年10月生,为国家一级美术师,气势派的开宗创派者与理论建树者,1981年当选湖北省美学学会副会长。
1984年6月,在多次到陕西白水煤矿写生后,李世南把手中的笔伸进了矿工的真实生活中,创作了《开采光明的人》。其参加全国第六届美展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成为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的重要作品之一。
1985年3月16日,李世南迁居至武汉,工作单位为湖北省美术家协会,时年45岁。他进一步对传统笔墨的形式进行大胆创新,成为新的水墨语言的代表人物。就在这一年,“中国画新作邀请展”在武汉展览馆揭幕。这次展览成为中国美术史上轰动的一件事,展览以强烈的创新意识宣告了中国现代艺术在中国画界的觉醒和崛起。李世南作为牵头人之一亲自组画,并展出了自己加入湖北美术界后的第一批新作,包括《长安的思念》《南京大屠杀48周年祭》《巫山梦》《楚骚4号》等。这个时期的作品,没有了在西安期间的温文尔雅,却有了楚文化的神秘和不安。
我看到的这些书信,是诗人荒芜与画家李世南在80年代初期的通信。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百废待兴、充满理想、激情燃烧的时代。时过四十多年,看着这些信件,这是一个文化时代的缩影,也是两位各有建树的文艺家之间心灵的碰撞。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手写的书信就越来越少了,已经很少有人在灯下一笔一划地写信了。荒芜和李世南的通信,是80年代文艺界的真实记录,也是80年代文艺界的断代史,为一幅画,为一首诗,是一代文化人的情怀书写,给我们以启迪和感悟。
书信,因其私密性、个人化的特质,是对一个人经历、情感、想法的真实体现,而在这种去创作化的写作中,一个人的文字也往往会在原有的风格中,显现溢出创作常态的有趣变化。荒芜与李世南何时认识,在我还未见到李世南老师之前,还暂无结果。我看到的这27封信中,是画家李世南从西安迁往湖北武汉前后写给荒芜先生,为荒芜先生生前所收藏,至于如何流入他人手中,不得而知。画家李世南在写信的过程中,和萧乾先生一样,落款只注明月日,未有年份。阅读的过程,也是考证的过程。考证的过程,是个艰难的过程。我大量地去读书,去查阅有关资料,书买回来了一捆捆,可能就是为了一个准确的年份,这也是作为写作者的艰难。
1983年,李世南已迁居西安西郊马军寨的第二个年份。这一年,《江苏画刊》编辑、国画家叶维到西安给予热情的支持,首先在画刊上发表贾平凹的文章《画家李世南剪影》,并介绍了作品,影响极大。这一年,31岁的年轻作家贾平凹认识了李世南,还写了报告文学《苦恼者——记画家李世南》,但因受所在单位领导刁难而未能发表,两年后发表于武汉一家刊物。我读到的这篇报告文学,收录于潘凯雄、杜建国编的报告文学集萃《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一书。这本书于1986年3月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我从网络上花费29元买来扫描版,一口气读完,感受颇深。
1983年7月10日和20日,荒芜连续给李世南写信两封。7月24日,李世南给荒芜回信,见信如下:
荒芜兄:
近好。十日及二十日来信均收悉。最近刚刚搞完全国美展的作品,稍稍松了口气。文汇报上刊登的画印得很清楚,您的诗也配的好,尤其是配屈原的诗,真是妙极了,可谓痛快淋漓,使正人君子者如骨鲠在喉,咽不下又吐不出,这样的诗才是真正有价值而可传后世的。我觉得我的画与您的诗,有一种内在的相通,我相信以后有机会您如看到我配抒发感想的一部分习作,一定会诗兴大发的。
我的古诗人画卷在发表时,建议:一是如果一个一个诗人单独抽出来发表时(如文汇报选用的)请注明“长卷局部”,否则画面不完整,令读者看了有点莫名其妙,特别是这次印的“李白”,背后正好是杜甫的脊背,不知是啥东西了。二是将来全图刊登时,请把诗句在我上次表示的空白处题写上去,因为我在每一个诗人周围都故意留下了题诗的位置,诗题得恰当,高低错落,可以将人物串起来,形成完整的布局,而且为画面增色不少。书体无所谓,谁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也要盖上题诗者的印章。另外,请题个卷首,发表时最好有一个全图的小样,然后再分诗人局部,让读者既看到全图的布局,又看到局部的笔情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