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中国故事的“三剑客”

于 伟  文学博士，青年学者，曾发表多篇中西比较诗学、中国现代文学等领域研究文章及散论和杂文。近年来密切关注国际中文教育和中国高等教育动态并发表评论。

老舍、赛珍珠、林语堂，不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性存在。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他们都创作了属于自己的夺目之作，足以让他们独步当时并令后人景仰，而从中外文学交流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故事讲述者，均致力于两种文化、两国人民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老舍讲述中国现代文学取得的成绩、讲述中国人民抗战的故事，沟通了两国人民的感情；赛珍珠讲述中国乡村与农民的故事，一改西方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文学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林语堂则多种题材齐上阵，既有以《京华烟云》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故事讲述，又有以《吾国与吾民》为代表的中华优秀文化传播，更有以《孔子的智慧》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的译介，更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人在文学史上多有交集，留下一幕幕精彩纷呈的中外人文交流景象。

一

老舍一生，两度侨居海外，一次是20世纪20年代侨居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另一次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访学并寓居纽约，创作与翻译小说。侨居英国的经历，改变了老舍的人生路向。老舍出身贫苦满人家庭，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曾有简短的高等小学从教经历，当过校长和京师学务局劝学员。后来辞职到天津南开中学教语文，很快又返回北京在北京一中教语文，在此期间他曾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并受洗皈依了基督教。因为常去缸瓦市教堂，老舍结识了现代作家许地山和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易文思（Robert Kenneth Evens），易文思见老舍国文功底深厚，且一直从事语文教育工作，遂将他推荐给自己的岳父——威尔士传教士、语言学家瑞思义（W.Hopkyn Rees），那时瑞思义正在物色汉语教师。于是，老舍在国内从事了五六年中小学语文教育工作之后，获得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一份任期五年的教职。

老舍是当时东方学院唯一的华人中文教师，班上学生人数虽少，但教学任务并不轻松，业余时间除了四处观光，为了学英文就开始读英文小说，到英国的新鲜劲过去之后，孤寂感开始侵袭这位27岁去国离乡的年轻人的心灵。乡愁郁积心中愈来愈浓，时常干扰他在英文小说阅读中所获得的乐趣。他“想在国内所知道的一切。那些事既都是过去的，想起来便像一些图画……，这些图画常在心中来往，每每在读小说的时候使我忘了读的是什么，而呆呆的忆及自己的过去”。终于有一天，老舍福至心灵，“小说中是写图画，记忆中也是些图画，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我想拿笔了”。在伦敦五年，教授中文之余，老舍饱读了狄更斯（Dickens）、康拉德（Conrad）、乔伊斯（Joyce）、劳伦斯（Lawrence）等人的小说。他协助英国教育家、人类学家克莱门特·艾支顿（Clement Egerton）翻译出版了小说《金瓶梅》。他研究并向英国人讲述了唐代传奇中所描写的爱情故事，他切身感受到那时因义和团运动和傅满洲（Fu Manchu）系列小说流行而引起的英国人对华人的误解、恐惧与敌视，他毫不客气地批判中国民众的保守、糊涂，也不留情面地批判英国人的傲慢、狭隘。他向英国现代主义作家学习小说创作笔法。他将自己的乡愁转化为文字，他把英国民众对华人的厌恶与自己在英国的遭遇挫于笔端。老舍在英国完成了三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并在国内《小说月报》上陆续发表，待到老舍于1929年启程回国的时候，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新文学作家了。

老舍常说，自己二十七岁以前的职业和趣味是教书与办学校，可是二十七岁以后到英国却将自己培养了作家。“由打老舍回到国内，就时常跟周围的朋友念叨，他不愿再当教书匠，打算从今往后，全神贯注于文学创作，做个职业‘写家’”。可是，几乎没人赞成他的这个想法，大家觉得当时仅靠写作是难以维持这个家庭的正常生活的，老舍只好妥协，接受了山东齐鲁大学邀请，到该校担任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文学院教授，负责讲授《文学概论》《文学批评》《文艺思潮》等课程。此时的老舍虽然未能如愿，但在大学教授文学课程、编写文学概论讲义，创办新文学刊物《齐大月刊》，倒也并未脱离自己文学愿望。而老舍真正实现自己职业“写家”的理想，也许可以说是在抗战时期，那时老舍流亡到武汉、重庆，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实际负责人，高举“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旗帜，“以救国的工作产生救国的文章”，他积极创作抗战文艺，实验通俗文学，面向世界讲述中国抗战故事，并因此赢得了文艺界及社会各界的尊重，铸造了自己抗战大时代之大写家的丰碑。

1946年3月，老舍受美国政府邀请，从上海出发乘船前往西雅图，开启赴美讲学访问之旅。老舍、曹禺的美国之行备受中国文艺界的关注，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与协会的上海分会，分别举行酒会庆祝并欢送他们出行访美。中国文艺界赋予了两人此行特别重要的意义，希望他们能够“把我们中国的新文艺，介绍给美国作家”，“把真正的中国情形讲给美国人听，不受制定日程的限制，宣传抗战文艺和事迹”，老舍和曹禺也把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架起中美文学交流的桥梁当做自己的使命，老舍在中华文艺界协会的送行酒会上说，“此次赴美讲学主要向美国人民宣传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国的文艺和‘文协’组织三方面的内容” 。后来在文协上海分会的送行酒会上，曹禺说“这一次我们到美国去，……我们还有一个使命，就是把现代变化中的中国告诉美国民众。老舍的《骆驼祥子》英译本封面拉车的人还有一根猪尾巴，可见美国人对中国还认识得不够……我们要让美国人知道我国人民的生活。” 在发表于1946年6月的《旅美观感》中，老舍先生写道：“我们应该了解我们自己也是世界人，我们也是世界的一环，我们必须要使美国朋友们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的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文化。在今天，许多美国人所了解的不是今日的中国人，而是千百年前的唐宋时代的中国人，他们对于唐诗、宋词都很欣赏。”邀请老舍和曹禺赴美，美国国务院固然有他们希望达成的目的，但作为中国作家，老舍和曹禺的目的也非常明确：那就是介绍和翻译中国的新文艺，宣传抗战的文艺和事迹；介绍现代中国人民的生活给美国人民，向他们讲述现代变化的中国；与美国作家交流学习，沟通中美两国文化，募集捐款助益国内文艺文化界。

老舍和曹禺不辱使命，在美巡回访问期间，面向美国的民众讲述了中国现代小说和中国抗战文学。访问行程结束之后，老舍独自一人在纽约侨居写作。两年多的时间里，老舍完成了《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鼓书艺人》《五虎断魂枪》的创作与英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果将《鼓书艺人》《五虎断魂枪》和《饥荒》联系起来看，我们会发现，老舍在美国的创作明显呈现出一个相对固定的模式：故事的开始，均是中国传统文化教化之下的国民，固守着自己生活信条因循着一成不变的生活，接着时代形势风云突变，生活情形逆转，迷离惶惑之中，因循的国民开始分化。一部分秉承自身的良善与后天的教养，固守自己的节操、信念，在生活的漩涡里苦苦挣扎；另一部分则随波逐流，为了生存而在情势面前主动或被迫低头，在滑向堕落的路途上愈走愈远。也就在这随波逐流、失节堕落者一时生活无忧、得意忘形，而洁身自好、固守节操者生活困顿、举步维艰之际，故事中必会出现一类“半隐半显”的知识分子、革命者形象，他们身负启蒙、唤醒民众的使命，竭力引导民众投身革命的洪流，求取社会的进步与变革，并最终以民众的觉醒、革命的成功与救亡的胜利而告终。《鼓书艺人》中作家孟良、《五虎断魂枪》中的宋民良以及《饥荒》中瑞全、钱默吟都是这样的知识分子、革命者形象。

有意思的是，侨居美国期间，老舍曾是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座上宾，曾多次去访问她的农庄。赛珍珠回忆说，老舍有一次去农庄跟他们一起度周末，当时农庄里除了赛珍珠领养的孩子们，还有一些从附近医院邀请来的在二战中受伤的士兵，这些士兵遍体鳞伤、满脸疤痕，医院正在给他们修复容貌。赛珍珠说她很担心孩子们因为害怕士兵骇人的面孔而使聚会变得尴尬难堪，但出人意料的是聚会氛围很好，他们彼此相处的很融洽。赛珍珠将这融洽氛围的营造归功于老舍，她说老舍很谦恭地站在大家面前，用低沉柔和的嗓音，给在场的诸位讲起了太极拳，讲到迷人动情之处，竟不知不觉比划起来，动作优美犹如舞蹈一般，摄住了在场所有人的心魂，把他们带到了新奇的世界中去。赛珍珠还提到，老舍虽然不愿在公共场合露面，但一露面必能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演说，必能以对中国文化的动人讲述征服听众。

二

赛珍珠在《战斗的天使》中对其父亲安德鲁在中国江南小镇传教情景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她说安德鲁稳坐街头茶馆不出一刻钟，就能凭借他的高个头、大鼻子、蓝眼睛招引来一大群人，人们细细打量这个来自异国他乡的“洋鬼子”，想知道他从哪里来，是来做什么的。乡民们希望安德鲁能开口讲述他的故事，也希望通过他知道异国他乡的情形，而这也正是安德鲁想讲给大家听的。当时像安德鲁一样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不在少数，他们充任西方文化的使者，一方面“告诉中国人关于耶稣的事”，另一方面感受着中国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不少人沉浸其中，转身成了中华文化的“粉丝拥趸”，回国之后竟开始讲述与传播中华文化，成了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与汉学家。他们带来了远方的讯息，又同样带走了这里的故事，他们成为了文化交流的使者，给中外文化文明带来（回）新鲜的气息。赛珍珠也是这样的人，尽管她不太认同自己的传教士身份，而更愿意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作家。

赛珍珠前半生几乎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奔腾不息的长江水养育了她的身体，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熏陶了她的精神，儒释道杂糅融合的文化生态塑造了她的灵魂。赛珍珠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她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她说“中国人民的生活多年来也就是我的生活，的确，他们的生活始终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赛珍珠的父母是来华传教士，她从小跟父母生活在镇江，在美国大学毕业之后则像父母一样以传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嫁给丈夫约翰·洛辛·布克（John Lossing Buck）之后，曾跟随他在安徽北部宿州一带从事农业考察及传教工作，后来则转到南京的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教授英文课程。赛珍珠志不在传教，她看不惯传教士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傲慢与冷漠，她深刻怀疑美国海外传教事业的必要性，在她看来传教士并未尝试着理解与接触中华文明，“除了他们自己的文明之外，他们看不上任何其他文明”，赛珍珠说“如果我们内心隐藏着一丝种族优越感，我们就不能很好地传播福音”。赛珍珠心仪文学创作，她喜欢读小说，尤其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作品，也喜欢读中国故事，后来把《水浒传》翻译成英文出版。对狄更斯文学作品的阅读，给了她关注底层民众生活的眼睛，赛珍珠说“是他让我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他教会我热爱这些人，无论他们地位高低、贫贱富贵，是老人还是儿童”，而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大量阅读，则给了赛珍珠叙述故事的中国技巧，“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

赛珍珠是讲故事的高手，她讲述中国乡村和农民生活的小说《大地》获得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1932）和诺贝尔文学奖（1938），标志着赛珍珠从传教士身份向艺术家身份转型的成功。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对中国故事的讲述和农民形象的塑造，在当时是有典型意义的。兴起于英国的傅满洲系列小说同样在美国流行，影响着英国人对华印象的“黄祸论”在美国同样有市场，就连美国知名作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对此也深信不疑，且创作了一系列中国海外移民的小说，来诋毁中国人。作为视中国人为罪恶之徒的看法的反拨，陈查理（Charlie Chan）系列侦探小说在美国开始流行开来，相对于傅满洲衰老、邪恶、具有身体攻击性的负面形象，陈查理则成了温和、良善、智慧的化身。这正如华裔翻译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王际真（Chi-Chen Wang）曾经描述过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他们认识中国主要是通过电影和侦探小说，中国就意味着陈查理和傅满洲以及其他面目模糊却相当熟悉的人物，也意味着中国炒菜和唐人街商店店面上印刷的毫无意义的象形文字。” 由此，美国社会及民众开始形成对中国的两极化看法，有学者研究指出，这种两极化的看法，其实是“一套二元对立的话语操演出来的”，它呈现为“一种非此即彼、缺少中间状态和日常状态的二元对立结构”。而赛珍珠的作品，恰恰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结构，她所描写的是中国乡村的日常生活场景，是“不带任何神秘色彩和异国情调的中国”，“她怀着同情，用善良、普通的农民家庭来代替‘不可思议的东方’‘华人异教徒’”，“小说中人物有血有肉，甚至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她将中国乡村这个异国他乡的陌生题材融进美国流行小说的惯用主题——土地，“不经意地创造了一个光彩夺目的混血儿”，因此《大地》在美国广受欢迎，大获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