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面是书柜

一

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有一张靠着窗户的书桌，一个搁放复印传真一体机的木架，一个能够伸缩调节的单人沙发，旁边是一个方形小茶几，搁放水杯和零碎杂物。此外的地方便都是书柜。六个直抵天花板的书柜，严严实实地遮住了两面墙，完全相同的样式，普通的刨花板材，一个书柜的中间横隔板被压得弯曲了，另一个书柜门的合页损坏变形，难以关严。

这是我的书房，布置毫无特色，书柜材质也普通廉价，无法与一些朋友们或者高档或者充满设计感的书房相比。但我并不曾感到惭愧惶惑。就好像在一家餐馆里享受了足够丰盛的美味，为什么还要在意杯盏不够精美呢？

每天下班后，回到这间屋子，站在两排书柜前，望着满柜的图书，真正有一种放松之感，仿佛倦鸟归巢，悠然惬意，心满意足。尽管这很可能会被人嘲笑为书生迂腐，我却是真实地享受这一点，其确凿之感丝毫不用怀疑，就像阅读一本新书时，耳边的沙沙声和手指翻动纸页的细腻的触觉。

饮水思源，有时我会想到它们汇聚到这里的过程。

书的积累，是在数十年的漫长时光中渐次完成。它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些书柜里，仿佛每年征兵季从四面八方奔赴同一支部队的士兵。但接兵的人会记得，这些相互之间原本素不相识的新兵，分别来自哪一个省份，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些书，我也依稀能记得购买时的环境背景，周边街巷的模样，不同季节里光影闪烁的情形。

有一些书的扉页上，很郑重地记着购书的时间和地点，它们对应的是个人藏书史的早期阶段。这本诗人戴望舒翻译的西班牙作家阿索林的散文集《西班牙小景》，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次旅行的收获。那时我从北京乘坐了几十小时的火车到福州，换乘长途汽车到厦门，然后继续一路南行直到广东汕头，为了去看一看建立不久的汕头经济特区。我在福州西湖边上的一家书店，购得这本薄薄的小书，在此后几天的旅途中随时翻上几页。当时我参加工作不久，新的生活正在眼前缓缓展开，时常会感到内心激情涌动，对作品中弥漫着的时光流逝的忧伤，麻木凝滞的生活的哀愁，一种源自古老文化的衰弱无力感，还有一层隔膜，直到二十年后重读时方才有了深切的感受。当时印象更深的，是在泉州街头看到的惠安女的奇特的打扮，是车窗外低矮的丘陵上连绵无尽的荔枝树，绿油油的叶子在阳光下闪亮。

这本署名“山东大学中文系《杜甫全集》校注组”的《学诗访古万里行》，则让记忆闪回到另一个方向，大西南群山环抱中的成都盆地。在成都春熙路热闹的街头，我买到了这本书。它是师生作者们沿着杜甫的平生行踪实地考察的记录，自然包括诗人在安史之乱后“漂泊西南天地间”的流亡岁月，也成为我接下来的杜甫草堂之行的向导之一。草堂时期是诗人难得的一段安宁时光，他写下了不少表达内心愉悦的诗篇，成为其苦难生涯中的一抹罕见的暖色。这本书连同此前的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普及版《杜甫诗选》，引领我进入了浩瀚深邃的杜甫诗歌世界，其后数年间搜集了多种版本的杜诗研究著作：仇兆鳌的《杜诗详注》，钱谦益笺注的《杜工部集》，冯至先生的《杜甫传》，我的大学老师陈贻焮的皇皇三卷本百万字《杜甫评传》……从一颗伟大诗魂中发出的精神光芒，从此长久地闪耀在我的眼前。

我的履痕自然不限于上述地点，因此也就有更多的书，在跨度很大的时光中，从天南海北次第走进这间书房，栖身于不同的书柜里。这些书籍扉页上的题记，让我想到西安古都巍峨厚重的古城墙，华北县城雨后的清新宁静，太湖边江南小镇上秋日浓郁的桂花香气。一些生命的记忆，留存在这些封面已经泛黄起皱的书中，就像气味被密封进瓶子里。

当然，书柜里大多数的书籍，还是来自栖身数十年的这座城市。它们在来此安家之前，曾经分别暂居于王府井书店、西单图书大厦、海淀书店，还有名头没有那么响亮的众多书店。尤其是那些从古旧书店淘得的旧书，记忆最是鲜明。有数年之久，当时还是单身汉的我，周末休息日的一个常规节目，就是骑着自行车，连续不停地逛多家旧书店：琉璃厂海王村书店，东单南口中国书店，东花市大街中国书店，新街口中国书店，最后一站是海淀镇的数家旧书店……线路事先规划好，依据的是多多益善的原则。一天跑下来疲累不堪，但一回到宿舍，把一天的收获摆放到桌子上，翻阅摩挲，浓郁的愉悦很快就充溢胸间，将倦怠感驱逐殆尽。如今回想起当年的这一幕，恍若隔世。

当然，我也并非不懂得与时俱进，近年来的图书，大多都是网上下单，三五日内就送上门。没有了那些奔波和期待，但附着其上的回忆，也失色了不少，可见任何便捷总是要付出相应代价。寻觅很久的一本书终于在某家书店一处不起眼的角落里被发现，耐心细致地清洁修补另一本书脏污漫漶的封面，这一类的快乐，非同道者难以体会。

书的积累最初是缓慢的，一是因为囊中羞涩，买一本书不免要斟酌踌躇，二是当年的出书数量远不及今天。因此，那些书虽然买得最早，但因为读得用心细致，记忆也最为清晰，仿佛一个人的少年阶段，世界新鲜明亮，如朝日之初升。随着时光推移，购买越来越不成为负担，于是书柜迅速扩容，书籍急遽增多。但这些书反而看得不深不细，甚至还有不少从来没有翻阅过，仿佛幽处冷宫的佳人，再无望受到宠幸。因为书房日益逼仄拥挤，更因为未来属于自己的时光越来越少，近年来我基本上不再购入新书，仿佛一位老人开始注意养生节欲。

书柜里还有一些是赠书。当它们映入眼帘时，往往会叠加浮现出一张张面孔。

譬如张中行先生的著作，《负暄琐话》《顺生论》《流年碎影》《诗词读写丛话》等等，几乎占据了半层书柜，其中好几册的扉页上有他的签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间宿舍里，我曾数次亲炙他的神采和教诲。附近的沙滩红楼，便是先生年轻时就学的地方。一位和蔼平静的老人，阅尽人世沧桑，看遍云翻雨覆，晚年火山喷发一样写下那么多文字，温婉絮叨波澜不惊中，透露出丰厚渊深的国学素养，对民主自由理念的笃信执着，那正是五四前后那一代知识人共同的风骨。

先生如今已经化作云烟，但其著作仍在不停地印刷传播，今后也还会有一代代的读者，印证了“书比人长久”。通过书写抵抗虚无，让生命获得恒久的寄托，这是写作者共同的追求，而写下的书籍，便成为他们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

二

与书柜材质粗糙及摆放随意一样，我的书柜里的图书排列也甚为凌乱，毫无章法可循。

曾经走进过几个朋友的书房，书按照内容门类分别排列，秩序整饬，让人肃然起敬。如果那时我恰好戴着帽子，说不定会忍不住脱帽行礼。我的书柜里看上去却总是杂乱无章，同一层搁板上的数十本书，彼此之间风马牛不相及。一卷《乐府诗集》挨着一册《植物分类学》，一部以史料考据严谨客观而备受赞誉的历史著作，与一本描绘火星移民的想象力驰骋的科幻小说为伴。一部研究原始社会巫术与宗教的名著，毗邻一册量子力学理论的普及读物，尽管能看出后一本书的作者煞费心血，努力放低身段，以一种面向补习班学员的口吻言说表达，可惜我读来仍然如坠云里雾里。这些书籍挨挨挤挤，看上去未免有几分古怪，让人联想到时装设计中的混搭风格。

当然，如此这般也并非我的本意。在藏书量可数可控的最初几年，它们倒也大致各安其位，只是随着数目不断膨胀，整理起来变得费力，索性随心所欲，不再为它们划定居住区域，翻过一本书放回书柜时，看哪里尚有空隙就随手一插，于是原来想象中的栅栏撤除，边界消失，书籍们胡乱排队，变成了如今的样子。仿佛一场大灾后，临时聚集在一起的来自四面八方的难民，操着各地的乡音方言，彼此间并无关系。

诚实地讲，这种外观上的杂乱无章，倒是从来不曾带给我真正的困惑。我知道事情并非如此。或者说，看上去缺乏头绪无从把握的后面，其实有着一条潜隐的线索。就好像鼹鼠在地表下挖出的纵横交错的通道，乍看很凌乱，其实有着严密精巧的结构。我知晓这些图书之间联系的逻辑和脉络，我清楚个中的草蛇灰线。联络图就存放在我的心里。

有一些书之间的连接显而易见。寻绎最初喜爱文学的缘由，不知有没有人和我一样，不是因为跌宕惊险的间谍故事，寻死觅活的爱情悲剧，而是从着迷于书中的风景描写开始。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还是中学生，课余时间的一大爱好，就是抄录当时能够看到的文学作品里的自然风景描写段落，记在一个本子上。鲁迅《社戏》里的故乡景物，孙犁《荷花淀》中的白洋淀风光，屠格涅夫《猎人笔记》对俄罗斯中部广袤平原和森林的描绘，都让我心驰神往。此后多年中，我离开故乡走向远方，这一处文字丛林也急遽地扩展疆域，有了更多的树木种类，更多的笼罩和覆盖，随着脚步的迈动一路伴随伸延。哈代的英格兰乡村，都德的普罗旺斯田园，川端康成的京都郊野，都次第进入我的阅读视界。虽然我早已不再抄录，但心仪依旧。这种喜好一直延续到今天，目光投注的对象范围更加广阔，内涵更为丰厚。譬如美国的自然生态文学，两百年间几代作家的积累蔚为大观，从梭罗《瓦尔登湖》到奥尔森《低吟的荒野》，风景之上又叠加了思想和哲学。那么，在以上这些跨越了地域时代和语言、看上去差异多多的书籍之间，谁说没有一种亲属般的关系？

联系还会跨越媒介形式。几册印象派的画册摞在一起，斜放在书柜的中间一层，书头书脚紧撑着上下两处的木板。这些画作分别属于梵高、莫奈、雷诺阿和西斯罗。因为开本大，它们只能以这种局促的姿势容身。我时常抽出一册翻上几页。画家对大自然形色光影的捕捉，比文学描绘更为直接。阳光跳跃颤动，照在乌鸦的羽翼上，照在游船上午餐的人们身上，也照在妇人镶着花边的帽沿上，又在她的脸上投下一片阴影。麦田里的阳光金黄炽烈，睡莲上的阳光清凉柔和。绘画当然是自足的，但借助文学语言，对其中的情调意蕴会把握得更为准确细腻，就像阅读过梵高和弟弟提奥的通信后，更能理解他的美学追求。文学和艺术由此而相通相证。风景当然不仅仅袒露于阳光下，沉静阴郁也自有其魅力，像在俄罗斯画家列维坦笔下，伏尔加河两岸的荒凉破败，墓地十字架上空笼罩的阴云，表达的是另一种色调的精神和心情。此刻一册《列维坦画集》就站在旁边的书柜里，谦逊地陪伴着法国的同行们。

不同书籍因内在关联，聚合成为一种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体扩大的过程，萌生、发育和繁衍之间，也有迹象可循。整整四十年前的大学暑假前夕，去湖南实习，在武昌火车站等待换乘时，于附近书店里买到一本黄裳先生的《金陵五记》。原本当成散文游记来读，不期却看到了一角晚明历史的天空，对那个时期的兴趣由此而生，此后数十年间，书柜里陆续进驻了若干有关这段历史的书籍：《南明史》《明季稗史》，夏完淳《续幸存录》、孔尚任《桃花扇》、余怀《板桥杂记》、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从正史到野史，从事件到人物，从史学笔法到文学呈现，从亲历者的记录到后世人的伤悼，这个谱系逐渐地丰满。它们连接在一起，拼接出了一段明清易帜的动荡岁月，抵抗与杀戮的血光将江南的天空映红。我至今还记得四十年前江城那个湿热的夏日午后，如果不是为了消磨漫长的候车时间，我也就不会来到书店并购买那一本书。机缘的建立，最初往往出于某种偶然。

相对于上面这些算得上比较醒豁的联系，其他一些书籍之间的关系链条，就显得模糊了，只有当事人自己才清楚。譬如这一本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以理想主义的高亢呐喊，引发了一代青年的强烈共鸣，我也是其中的一员。谁会想到，小说作者本人也未必认可，在我内心中，曾经将它和尼采、萨特等人的作品列入同一脉精神血缘。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意识形态的坚冰融化，个人的声音在集体背景中凸显出来，多少年轻人都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当作自己的圣经，尼采“成为你自己”的大声疾呼，萨特“存在即选择”的冷静辨析，在众声喧哗中分外响亮。这些人物和思想，发出的都是不甘于苟且平庸、不屑于盲目跟从的叛逆之声，都关涉到一个人的生命姿态，都与时代脚步的迈动产生了共振。青春的充沛激情和生命力，成为拥抱它们的动力。今天，四周弥漫着优雅而又萎靡的气息，望见那些曾让人热血贲张的书，静静地躺卧在书柜的某个角落里，多年未曾翻动，耳畔隐约响起了某句悼亡的乐声。

忆想这些书籍聚拢的过程，眼前浮现出一个画面：几棵稀疏的树，彼此隔着一段距离站立，每一棵树都不断地生出气根，分蘖出枝条，长成一棵棵新树，并各自向周边蔓延，渐渐地联结在一起，成为一片蓊郁的树林……一个人的藏书由少到多，由单纯到庞杂，数量的扩大和内容的丰富，其实呈现的也是这样一种图式。许多属于不同时代、众多国度的书，因为这样那样的某种关联纠结，聚合在一起，无数的砖石构建出一座楼厦。当然，这座书籍建筑的施工图纸，只有书的主人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