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本文为2017年4月16日北京卧佛山庄接受罗强烈先生专访的整理稿。2020年2月11日，由吴晓梅女士根据录音整理、编辑文字完毕，2020年3月 21日改定，时新冠肺炎瘟疫肆虐两月有余。

鲁迅先生曾经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号日本《改造》月刊发表日文版《孔夫子在现代中国》，中文版发表于当年七月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杂文》月刊第二号。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改题《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本访谈本来是谈谈孔子一直被误解而于今为甚，用鲁迅先生用过的题目作为此访谈的题目，既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学术关怀，也是为了向鲁迅先生致敬。

访问者：鲍教授，如何认识孔子，是当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还能不能还原出一位学人、一位圣人的文化形象？想听听您的看法。

鲍鹏山（以下简称鲍）：今天我们谈孔子，实际上在谈三个问题：第一，孔子是什么样的？第二，我们希望从孔子那里获得什么？第三，我们希望在孔子那里获得的东西，孔子是否具备？

先看第一个问题：孔子是什么样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好像不难。因为涉及孔子的原始文献，简单有限。比如《论语》，比如司马迁《史记》里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比如《礼记》《左传》。孔子的思想和个性丰富有深度，但也并不复杂——像孔子、佛陀、苏格拉底、耶稣这类人，都是高贵单纯的。高贵自然单纯。

历史学最繁难的问题，也许是对历史事实的发现；但是，历史学最重要的问题，却是对历史价值的估定。历史学的价值，也是依赖于后一种：能对历史事实做出价值判断，并为现实世界提供价值。说到这里，你可能会合乎逻辑地想到：历史学的困境其实不在我们是否了解历史，而是我们是否了解现实，了解现实的需求——历史学其实是“当代学”。我们得首先知道当代世界需要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才能确定历史学的意义以及我们进入历史的目的。如同我们进入库房，你得知道你要找什么东西，然后你才能找到什么东西。

于是，第二个问题出现了：我们希望从孔子那里获得什么？我对此的答案是：我们希望从孔子那里获得的，是进入现代世界的入场券。鲁迅先生曾经揶揄孔子是很多人获得自身晋升的敲门砖，我也不妨实用主义一回：我们希望孔子是中华民族进入现代世界，走进现代社会的“敲门砖”。

接下来，就是第三个问题：当代中国需要的东西，在孔子那里，是否具有？

这个问题就稍微复杂一点了。要求两千多年以前的孔子，给我们预备好两千多年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入场券，这不可能。孔子不可能为我们设计好了一切。孔子的“锦囊”里，不可能有现成答案。

那么，有可能的是什么？有可能的是：孔子的思想和价值观，与现代社会的价值相通，并且有相应的逻辑联结。我们要做的，不是去孔子那里找现成的答案，如若找不到，就说孔子于现代，毫无价值。我们要做的，是理解甚至理顺孔子的逻辑，在这个逻辑上，我们能看到进入现代的路径和轨迹。所以，今天学人的学术任务，就是思考如下问题：我们是否需要孔子？如果需要，那我们需要孔子什么？对于我们的需求而言，孔子是否具备？我们如何阐释孔子？如何给孔子定位？如何理解孔子的逻辑？

其实，要判定孔子是否具备我们需要的价值，可能得先从以下问题入手：孔子如何面对他自己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问题？他的态度如何？他如何确立他那个时代的方向？他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在他的态度、方法和方向里，隐藏着他的价值，蕴藏着他对于我们今天的价值。

你刚才说孔子是“学人”，孔子给自己的定位之一是一个“好古之人”，一个对传统文化有着极大兴趣的人。但是，孔子有一个很高的抱负，借用后来宋代大儒张载说的，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形成这样的抱负，可能跟两个东西有关：一是他本人对“天命”的认知；与此紧密联系的另一方面，是孔子所处的时代，礼坏乐崩。他感觉到了时代的危机，而他又不甘置身其外，他把自己看作是历史和现实选定的担当者。

孔子对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不满意的。他看到，一种伟大的文化传统正在坍塌，而他认为，这种伟大文化传统的坍塌，实际上是一种文明的萎缩与消亡，这种文明的消亡会给人类生活带来极大的迷茫，是人类未来方向的迷失，是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东西在消亡。“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孔子认识到，自己负有一个绝大的历史使命。

有时候，像孔子这样的伟大人物，是不是可能有“天启”？晚年他总结自己的一生，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十五岁他就立志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学”——孔子的学，跟我们今天的学不大一样。今天的学，主要是为就业而学习，或纯粹一点，为兴趣而学习，顺着天赋的方向发展自己。孔子时代，作为一个普通的“士”，其“学”也主要是为了进入上层社会，就业出仕。但是很显然，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学”，绝不仅仅是通过六艺之学进入上层社会，而是对文化的终极兴趣和关心。孔子在“学”中，找到了自身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就在这一刻，他可能已经超越了，超越了自己，超越了当时其他所有的“士”，出类拔萃，超凡入圣，优入圣域。

访问者：您这就开始触及一个问题了：孔子的价值。孔子好像是在历史上一直都在为不同的时代提供他的价值和力量的，同时，他也不断地被误解？

鲍：我们对孔子的误解有很多，尤其是某些重要的历史阶段。并且这些误解里，有不少对孔子而言，是不幸，对历史而言，也是不幸。

第一个阶段，就是战国时期。战国时候的法家，对孔子的思想做了第一次比较全面的歪曲。“战国”的出现和为“战国”思考和服务的法家的出现，导致了我们今天对孔子认识上的一些关键性的误解，比如，我们以为：孔子是提倡愚民政策的；孔子是提倡奴性道德的；孔子是强调服从的，强调所谓的君臣纲纪的；包括讲孔子认为政治是可以杀戮的，其实，这些都是法家的思想，不是孔子的思想。

战国时代出现的对孔子的误解，其最鲜明的特色和最糟糕的地方在于：这些误解，不仅仅是对历史上孔子言行的解读阐释，更重要的是对孔子言行的编造。他们几乎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创造了一个孔子，以使孔子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传声筒。结果就是，一些伪造的“寓言故事”甚至成为一种“历史事实”积淀下来：包括《史记》《孔子家语》在内的，后出的诸多对孔子言行的记载，其实都有法家伪造的成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先秦时期，人们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要编寓言故事。不仅法家，其他各家也都这么干，韩非子编寓言故事，孟子也编寓言故事，庄子也编。寓言里的主人公，一种是生造出来的，比如庄子文章里很多的动物，像《伊索寓言》一样，把很多动物都编进去。还有一种主人公，就是顺手挪用历史人物。为了说明、宣传、推销自己的主张，他们要编故事，编谁更能够帮他们推销呢？谁最有文化上的说服力、最有权威？孔子。于是，庄子编一个道家的孔子，韩非编一个法家的孔子。一个道家的孔子问题还不大，孔子也确实具有一些道家的风范，但一个法家的孔子就有问题了。道家的孔子，与《论语》中的孔子，逻辑上还可以搭车，但法家的孔子，与真实的孔子，逻辑上就完全相反了：逻辑不通。比如，法家是认可、强调杀人政治的，如果老百姓不听话，可以杀。但他要把自己的主张说得更有权威，就来编排孔子的故事，说孔子也主张杀。但是，这一点在孔子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我举两个例子吧。

第一个例子。《论语》记载，鲁国的执政大臣季康子跟孔子讲：“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用杀无道之人的方法来让人走正道，可以不可以？目标很道德啊。但孔子直接就否定了：“子为政，焉用杀？”

第二个例子，《孔子家语》上的。孔子跟鲁哀公之间，也有过一次类似的谈话。鲁哀公问孔子：“尧舜戴什么帽子？”孔子不理他。鲁哀公说：“我问你问题，你怎么不理我？”孔子说：“你这个问题太无聊了，我在想如何回答一个国君的无聊问题。这好像不是一个国君要问的问题啊。”鲁哀公就说：“国君应该问什么问题？”孔子说：“国君应该问，尧舜为什么能把天下治理得那么好。”鲁哀公就说：“那好，我就问为什么尧舜能够把国家治理好？”孔子的回答是五个字：“好生而恶杀。”

所以孔子一直是反对杀人政治的。但是法家不一样，法家讲杀人政治。于是，韩非为了推销他的杀人理念，就编了一些孔子赞成杀人的故事，包括现在一直都在传的孔子杀少正卯，我认为就是韩非编的。我的《孔子原来》有专门文章说明这事。杀少正卯的故事逻辑与韩非子的政治逻辑完全一致。我不是说韩非子要栽赃孔子，我是说，韩非子是在编一个寓言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可能还认为他在表扬孔子呢。

但是这种做法，导致后人对孔子很多误解。后世人写孔子的生平传记、事迹，有时不能很好地去辨别，司马迁写《史记》就把孔子杀少正卯的寓言当事实写进去了，这是一个严重的事情。当然我们也不能责怪他，司马迁是在用一个人的力量来写3000年的历史，并且还用业余时间来干，不可能把每个问题都辨析精准。

这是战国时期对孔子的误解，也是最严重的误解，是后世很多对孔子的误解之源，导致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最黑暗的部分，比如奴隶道德啊，杀人政治啊，愚民政策啊，都来源于孔子。

访问者：这是对孔子的第一次误解。您刚才说到奴隶性格，我也认为落到孔子头上是落不着的，但是落在儒学头上，恐怕能落上一点。汉代初期叔孙通、董仲舒，对儒学的复兴或者叫改造，实际上使儒学成了后来正宗甚至独尊的国家意识形态。那么，您怎么看汉代儒学？它与孔子本身的思想又有多大距离？

鲍：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讲的，对孔子的第二次误解。叔孙通为刘邦制订所谓的朝廷礼仪，这是事实，但要指出的是，叔孙通制订朝廷礼仪时，那时，正宗或者说正统儒生，包括山东曲阜的鲁儒，都瞧不起叔孙通。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不能把叔孙通看成是一位正宗的儒家，而是一位有些学问的“投机分子”——这里我讲投机分子，不是道德上的指责，是说他可能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国家要建立起来，需要一些规矩。但凭空建立规矩，没有说服力怎么办？那就要假托传统以顺应时代的需求，于是将传统礼仪做了一番改造，使得刘邦这个流氓团伙有了规矩。项羽那帮，是讲信义的贵族；刘邦这一帮，是流氓无赖。但就是刘邦的流氓帮打败了项羽的贵族团。刘邦做了皇帝以后，朝廷一开始不像个样子（访问者插话：勾肩搭背就上来了），对，勾肩搭背就上朝了，上来了就嘻嘻哈哈，有时又大吵大闹，一生气，就朝柱子砍一刀，看见刘邦喊一声“大哥”，这像个朝廷吗？倒像座山雕的威虎山。叔孙通让刘邦的朝廷开始有威仪，开始讲究君臣之礼，一有君臣之礼，就有了尊卑。

实际上，在孔子那里，他也讲君臣之礼，讲上下尊卑的。但这尊卑不是自上而下权力的傲慢通吃，而是自上而下行政的顺畅以及权利的分配。孔子讲的尊君，是“事君尽礼”，讲的“卑臣”，是臣的“自卑尊人”，都与权力无关。事实上，叔孙通是采取秦制制定朝仪，导致“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刘邦喜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贵也。”（《史记·叔孙通传》）朱熹对此的看法是：

叔孙通为绵蕝之仪，其效至于群臣震恐，无敢喧哗失礼者。比之三代燕享群臣气象，便大不同，盖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

所谓“三代燕享群臣气象”，就是礼治下的君臣那种相敬而又融洽的关系，绝非秦制之片面强调主尊臣卑。

余英时先生《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中说：“汉初儒家的法家化，其最具特色的表现乃在于君臣观念的根本改变。汉儒抛弃了孟子的‘君轻论’，荀子的‘从道不从君’论，而代之以法家的‘尊君卑臣论’。”（余英时：《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32页）劳思光云：“汉代儒者，以言儒学为名，而以倡混杂之思想为实。”（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彭林亦指出，汉初儒家典籍，实际上已是兼容各家思想，比如“《周礼》的主体思想是由儒、法、阴阳五行三家复合而成，呈现‘多元一体’的特点，其成书在汉初高祖至文帝之际。”[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访问者：但是这个形式一固定下来，是不是走向了专制？刘邦自己都说，现在我才真正尝到了做皇帝的滋味。这一下就异化了。

鲍：君臣之礼，上下尊卑，孔子是把它当成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种规矩，或者说是一种行政秩序。行政是要有秩序和上下的，不然政令如何传递？举个例子，科长能不听处长的话吗？孔子认为这种秩序是必须遵守的。但是孔子同时又认为，在道义面前大家是平等的。处长如果行事不合道义，科长也是不该屈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