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时代的歧路上指点江山

一

《风流去》是一本不易评价的书。当我决定放下包袱，重读这本书的时候，这种感觉尤为强烈。说它不好评价，原因当然很多，但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这本书是经过了长达十余年的“迭代”和“化合”反应，而终于成为一个“现象”进入读者视野的。其中所蕴含的内容与形式的“里应外合”、文学和思想的“相爱相杀”、作者、编者与图书市场的“互动双赢”等一连串文化效应，使这本书无形之中逸出了普通读物的观看阈值和评价区间——这恐怕是其作者也始料未及的。

话要从头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尚不像如今这么平庸和寥落——一个过分追求格式化的时代常常会造成对创造力的压抑和戕害而不自知——那时，承续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复兴之绪余，总是不断有“现象级”的人和事冒出来，引起公众的围观和热议。就散文领域而言，哀荣备至的王小波和异军突起的刘亮程，都不同程度地掀起过阅读和批评的热潮，而相比之下，余秋雨喧嚣一时的所谓“文化大散文”早已满足不了知性读者的阅读期待——从某种程度上说，读者的成长往往比作者要快，那些随时准备成为作者的读者尤其如此。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陕西西安一本刚创办六年的散文类杂志，开始陆续刊出一位“未名人”的系列散文，从1998年开始，连续给他开了三年专栏。这本杂志，就是贾平凹主编的《美文》；而这位“未名人”，就是《风流去》的作者鲍鹏山。

2000年，东方出版中心将鲍鹏山最早发表的系列专栏文章冠以《寂寞圣哲》之名出版，贾平凹在《序》文里这样写道：

“敢谈圣贤，绝不是鸡零狗碎的人要干的事，但要写得不是所谓很学术的书，又不是那种黑幕文字，却不是谁都可以得心应手的。本书的尖刻得之于宽博，幽默得之于智慧，恣肆得之于安详，尤其内力的张合俯仰，语言的顽劲皮性，是我接读书稿中最好的一位，这本书使圣贤庸行，大人小心，使我们不知不觉而知觉……”

从后来的情形看，《美文》堪称是鲍鹏山的伯乐，一本杂志所能给予一个“未名人”的所有恩惠和荣宠，《美文》几乎都毫无保留地给了鲍鹏山。细心的读者应该知道，我说的还不是形式层面的东西，更多的是指对其“顽劲皮性”的宽容甚至是纵容——这对于鲍鹏山来说固然是幸运，但对于一本杂志来说，何尝不是一次冒险？

1998年，鲍鹏山35岁，已背井离乡、浪迹高原十余年，正是荷戟彷徨、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光景，一朝利器在手，焉得不顾盼自雄，杀气雄边？犹如一位塞外独行多年的刀客，鲍鹏山图穷匕见，百步穿杨，竟把《美文》当作了不必担心射偏的靶子，左右开弓，弹无虚发，文章一篇篇发表，名气一天天壮大，大有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之概。以至于有人也把他放入当时炙手可热的“文化大散文”中去论列了。

然而这时尚无《风流去》。严格说来，彼时的鲍鹏山，声名和影响力依然处于“野蛮生长”的边缘状态。印象中，直到2001年鲍鹏山调离青海，移居上海，他的人生“山海经”才真正进入到鲲鹏展翅、扶摇直上的华彩乐段。200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鲍鹏山的“思想的历史”三部曲（《天纵圣贤》《彀中英雄》《绝地生灵》），无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标志性事件，这三本书不唯是《美文》系列专栏文章的总体展示，也意味着鲍鹏山的写作事业进入到了主流文化平台的“包装营销”阶段。与此同时，鲍鹏山开始在上海图书馆、上海电视台等公众平台频频亮相，将其多年蕴积的知识、学养、才气和情怀尽情展露。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原来鲍鹏山不仅能“写”，还能“说”！

终于，一个以“说”著名的舞台向鲍鹏山发出了邀请。2008年至2010年，鲍鹏山多次登上央视《百家讲坛》，先后主讲《新说水浒》系列和《孔子是怎样炼成的》数十集，一时好评如潮，人气直逼易中天。就这样，从青海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北京，鲍鹏山完成了文化传播学意义上的两次“华丽转身”。此时的鲍鹏山，真可用“才气纵横，运气爆表，霸气侧露”来形容了。

也就在此时，嗅觉灵敏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当机立断，将“思想的历史”三部曲化零为整，隆重推出了一部更具视觉震撼力和市场冲击力的大书——《风流去》。现如今，这部有点类似“拼多多”的传统文化畅销书，差不多成了鲍鹏山的第一代表作，十余年来畅销不衰，有的文章还被选入国家统编教材。别忘了，那一年是2009，距离青海时期的鲍鹏山在《美文》亮相刚好十年。

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看，《风流去》的书名起得实在是妙，就如鲍鹏山的本名一样，基本上属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风流去”，首先让人想起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词中的名句：“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接着还容易产生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歧义”：犹如“吃茶去”可与“去吃茶”互文，这“风流去”三字是不是也有点儿诱人“去风流”的魅惑劲儿？于是乎，“三千年来浪淘尽，一声叹息风流去”——封面上的两句“广告词”吸引了众多历史文化爱好者的目光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

说《风流去》不易评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鲍鹏山也算得上是一位“风流人物”，如果不是他本人亲自操刀，实在也很难抓住其特质，展现其神采，尽显其“风流”。更何况，《风流去》的作者虽然也叫鲍鹏山，却又不尽是我二十年来在上海结交并引以为同道的鲍鹏山——两者虽有基因生物学意义上的“重影”情况，但毕竟不是完全“重叠”。根据“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古训，不仅鲍鹏山在这二十年里“日新月异”，就连作为读者的我，又何尝没有变化呢？比如，这次重读《风流去》，我就分明感到，当年让我倍感震撼的一些段落，如今似乎做了“减震”处理；而当年令我拍案叫绝的句子，如今竟让我觉得要为作者捏上一把汗了！西哲说：“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良有以也！

我这么说，一方面是想表达，书里书外其实有两个作者——今天的鲍鹏山已经完成了对《风流去》的跨越，所以，如果我表达了对此书某些段落的些许不满，完全可以当作是对作者的一种赞美来看。另一方面，书里书外当然也有两个读者，今天的我尽管可以扮演一下鲍鹏山的批评者，但我更想说的是，很多作者已经被作为读者的我甩掉了，我却一直甩不掉鲍鹏山。

这么饶舌地说了半天，其实是想为这篇文章设置一个价值中立的“锚点”，这也是我作为“独立书评人”一贯秉持的原则和立场。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开门见山地表达我对这本书的基本评价。我要说，这本《风流去》，集中体现了鲍鹏山的“涉猎之广、用功之勤、格局之大与魄力之雄”——真要排座次，他的其他书，恐怕是不得不“让一头地”的。

据我所知，单就读书而言，鲍鹏山起步甚早，手眼颇高。记得有一次闲聊，鲍鹏山告诉我：他在读大学时，就买了余嘉锡先生的《世说新语笺疏》反复阅读。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话对我的“打击”其实很大，因为余著初版于1983年，而这一年，在安徽师大读书的鲍鹏山只有20岁，就算他是1985年大四时才读此书，也才22岁。要知道，余先生此书学术价值极高，中华书局的本子又是繁体竖排，旁征博引，以文献考据见长，一般读者常常望而却步，我是研究生时因为做论文的需要才开始阅读，当时已经28岁了——这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就凭这一点，便可看出鲍鹏山早年读书既无禁区，更不功利，孔子所谓“学如不及，犹恐失之”，他是配得上的。当很多大学生还在风花雪月的时候，鲍鹏山可以坐在教室里通宵阅读《史记》，且于冥冥之中和太史公发生了默识心通般的“量子纠缠”！所以，我们才能在《风流去》中看到他从先秦到魏晋一路写来，举凡思想家如老、孔、墨、孟、庄、荀、商、韩、董、王，文学家如屈原、贾谊、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嵇康、阮籍、陶渊明、谢灵运，政治人物如李斯、张良、陈平、晁错、李固、诸葛亮，人物群像如仲尼弟子、党锢群英、建安烈士、魏晋名士等，无不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月旦阳秋，顾盼生姿。

尽管作为中文专业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同行，我很清楚鲍鹏山涉足古代思想家的书写，与中国文学史的课程教学不无关系：古代文史哲不分，所以思想史上的大家，自然也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特别是在中古史以上，文学史和哲学史有着大量的重叠和互文现象。但是扪心自问，即使在我大学从教18年后的今天，《风流去》中涉及的思想人物和经典作品，我自己都曾做过“地毯式”的研读并写出带有个人特色的文章了吗？坦白说，答案是否定的。你可以说自己没有遇上《美文》这样的“伯乐”，但你总要像孔子说的那样，“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吧？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打算“退而结网”，那么也就不要说什么“临渊羡鱼”！尤其是，鲍鹏山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阅读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以及黑格尔、池田大作等外国学者的著作，就更是令我自愧不如了。要知道，那个时候的鲍鹏山，还只是青海边陲一名普通的青年教师，很可能还时常为生活、爱情、学历、职称等“无明烦恼”所困扰，他凭什么就能不可一世地吞吐古今人物、指点中外江山了呢？思前想后，恐怕只能找到一种解释，那就是在“少壮当打”之年，鲍鹏山早已像他的名字一样立下了鲲鹏之志，绝不甘庸庸碌碌度过一生，而他过人的文学禀赋又使其坚信自己必能闯出一条路来——这是一条思想者和言说者必然要经过的“林中路”。更何况，鲍鹏山还有一个一般才子可能阙如的优点，那就是——坚忍和勤奋。他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不勤奋是最大的不道德。”鲍鹏山的勤奋几乎可以用“生猛”来形容，二十多年来，他的笔一直没有停下来，书一本接一本地出，那条“林中路”也走得一天比一天开阔。尽管在古典文学学界，鲍鹏山显得有些“另类”，并不代表“主流”，但正是这样一种孤绝而高冷的姿态，才终于成就了当下学术文化生态中十分特出而可观的“这一个”！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承认在我的求学之路上，总是被鲍鹏山这样的榜样人物随时随地“伤害”着，我只能庆幸自己有一颗还算强大的心脏，不时用“见贤思齐”四个字支撑着自己踉跄前行。所以，如果我说鲍鹏山是一粒“读书种子”，应该不会有太多人反对吧？

以上两点，或者关乎“传播学”，或者关乎“人才学”，都构成了本文“难度”之所在。如果前面算是“知人论世”，接下来就要下一番“以意逆志”的功夫了。就我的初衷而言，我不是仅仅给《风流去》写一篇所谓“书评”，更希望藉此机会为鲍鹏山其人的“研究”做一个前期的铺垫。

事实证明，作为“读书种子”的鲍鹏山足够“早熟”，他似乎对栽种自己的土壤和气候颇为不满，所以当他“破土而出”的时候，显然是憋着一股“炮筒子般的”火气的！这种“火气”既来自其生命深处的“血气”，也来自文化成长中不断奔突的“不平之气”。作为读者，我们首先要感谢这一股弥漫在字里行间的不管不顾的“火气”。尤其是，当他向下面三个靶子“开火”的时候，年轻的读者恐怕一定是像我当年一样“乐开了花”的。

哪三个靶子呢？且容我慢慢道来。

三

第一个靶子就是黑暗的极权专制。

英国学者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里的“绝对的权力”，其实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谓的“极权”。尽管严格说来，古代中国的皇权专制与现代社会的极权政治并非一物，但两者有着大体相似的专制基因则是一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先秦法家的制度设计，甚至可谓极权政治的古代标本。而批判极权专制和独裁政治，恰是《风流去》最值得注意的特色之一，也使这部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部可供“借古鉴今”的“启蒙读物”。在鲍鹏山写作这些随笔文字时，尽管目光是向着古代，但其情怀立场及思想资源却是“现代性”的。所以，当鲍鹏山的批判之箭射向极权专制这个靶子时，就不仅是“回向历史”的文化批评，更是一种“朝向当下”的现实批判。这可能会带来一些先入为主的“对象失焦”和“过度阐释”，但仅从制度批判的角度而言，依然是有效的。比如，在批判商鞅的“壹民”说时，鲍鹏山一针见血地指出：

“一个绝对一致的一元社会，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监狱，所有的人们都是劳改犯，在国家指令下劳作，在劳作中改造、苟生，创造国家财富，维持国家生存，而个体自身，则只有义务，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权利。”（《商鞅》）

我们将这一判断移诸对极权政治的分析，可以说“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在写陈平和晁错时，鲍鹏山对专制政体的愤怒指斥亦可谓“有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