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风岛：莫洛凯

在我的小镇，人会神秘消失。智障的孩子们消失在了农舍顶楼的卧室里，那里有人送食物过去。这些孩子不会与他人为伍，甚至不和邻里在早晨一起喝咖啡。我记得听到（也许是听岔了）说在附近的农场有四个孩子。“除了波特、 埃尔米尔和梅贝尔还有谁？” 我问。“别问了，他们的兄弟待在顶楼，不关你的事。”未婚先孕的姑娘一旦被安全转移到化名为明尼阿波利斯的地方去生孩子，就不会再被人提起。尽管她们大部分都不再回来，但有时孩子却会出现在另外一些院子里，那是草原鹳遗留下来的处女婴。当抑郁症或其他疯癫光临一户人家时，就会有人消失（常常是女子），会被说成是由于“神经”正在休养。我的童年很幸福，没有注意到有多少邻居经历过休克疗法。某些疾病让故事丰富多彩（如关于痢疾、 肠胃气胀、 脓包等的细节，而各种各样的肚子疼则更为人乐道）。尽管我有个姑姑死于肺结核，但我从未听说过这个词。是自杀吗？沉默。姑父是同性恋吗？更沉默了。进监狱了？无人知晓。或许在苏必利尔湖某个地方有个神秘岛，人都去了那里：那些神圣的白痴，肿胀的肚皮、被紧身衣约束的人，肺出血的人，娘娘腔和囚犯都远离我们，一起喝茶去了。

另一条肯定消失的途径（如果你曾是路德教会的人）是与天主教徒结婚并皈依。我把皈依一词加着重号是因为其重要。皈依意味着被家人流放，远离以前的生活。通常是一旦皈依别的教派，就有人告诫你永远不要踏进家门，而一般人在余生也会照办。大概相同的回避训导也会在天主教家庭里产生神奇的效果。把你孩子的灵魂卖给了牧师？滚，这是在侮辱圣父和真正的教堂，滚。在明尼奥达镇，鉴于民族特色，宗教战争至少有那么一点喜剧性。这里的人一半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其中大部分为冰岛人和挪威人，另一半是说佛兰德语的比利时人。比利时人是未改革的叛教者的秘密收留所，而比利时人大概也得到过冰岛人无神论的相似警告。（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成功地让比利时人成了地球上最有魅力的民族。我仍爱那黑色的秀发和在玫瑰园里拈花的玉白手指。

尽管如此，我仍着迷于比利时邻居家里那虔诚的文学书籍，其中包括：弥撒书、圣徒传、传教士献身的英雄事迹——所有书都盖有“禁书”的大印。正是由于偷读这类书和小册子，我才发现了莫洛凯岛圣父戴梅恩的故事。当时我认为戴梅恩——一个说佛兰德语的农民的儿子——之所以会经常出现，是由于比利时人的民族自豪感。但从此我就明白了其自传的力量，任何敢读这本书的人都会被打动，甚至包括那些被赞美的圣徒、新教徒和自由思想家。

戴梅恩神父本名约瑟夫·德·威尤士特，1840年1月3日出生于比利时春米卢小镇外一个讲佛兰德语的农民家庭，在家里的八个孩子中排行老七。像明尼奥达镇的比利时人一样，这个家庭信奉天主教和辛勤耕耘。家里的孩子有四个从事宗教工作。他的哥哥是牧师，在圣心传教会做事（圣心，即耶稣圣心和圣母圣心，简称圣心传教会）。约瑟夫喜欢农活，及至少年，却更喜欢上帝了。他缠着父亲要投奔在鲁汶区附近修道院里的哥哥帕姆菲尔，1860年他如愿以偿。起初由于不热心学术，他只想做一个僧人，然而，能到远方和域外——狂野的美洲西部和热带南海地区——做传教士，激发了他的想象。于是，他用一个农民的肩膀扛起了艰辛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当神父必修的神学。1863年，在没有得到圣职授任的情况下，他的愿望实现了。当时他的哥哥被安排去夏威夷，由于染上了伤寒，无法前行，这样圣职就转授给了约瑟夫——他现在几乎已经是戴梅恩神父了。时年他二十有三。

登船去檀香山的16天前——1863年10月7日，戴梅恩作为倒数第二人，在圣职授任仪式上宣誓。加温·道斯在他关于戴梅恩的自传里是这样描述的：圣者“在此转职仪式上，圣心传教会人员选择从教堂葬礼仪式上借用了一些东西，如蜡烛、熏香、圣水和唱诗班，庄严肃穆的寂静以及死亡阴影的笼罩……戴梅恩匍匐在圣坛前，盖着一件黑棺罩。躺着死在了他过去的世界里……（他）起来后， 获得了重生……祝圣为主服务”。对于后来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死亡乃一个预先的隐喻。

在1863年的前巴拿马运河年代，在没有柴油机和协和飞机的年代，从德国的不莱梅港到美国的檀香山路程是12000英里，需走148天，也就是从1863年10月23日走到了1864年3月19日。在1月份，R. W. 伍德号绕过了好望角。二十年前就是在这里，24名圣心传教士（包括一名主教）溺死在了肆虐的暴风雨中。在为逝者吟诵祷文后，戴梅恩在地球最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经历了为期十天的强风。日复一日，他们的船颠簸摇晃地驶向南极大陆。天终于放晴，大海平静了，三桅纵帆船继续向北顺利地驶向夏威夷。

在夏威夷接受圣职之后，戴梅恩首次被派往“夏威夷大岛”广袤的乡下。该教区的分布很广，他每次都要骑马走好多天，翻山越岭，横穿火山岩沙漠，野外露宿，在穷苦教区居民茅草屋旁的树下吟诵弥撒。比利时农民的体质使他在这荒凉的地方站稳了脚跟。他喜欢体力活、做木工、艰苦的旅行和粗茶淡饭。渐渐地，他学会了夏威夷语言，对当地的夏威夷人产生了感情，喜欢上了他们的性格和文化，也包括灵魂。

即使按照现代的距离标准，夏威夷也远离其他任何地方，距其最近的大陆板块也有2500英里。从地球仪上看， 这个小小的弧形群岛坐落在广袤的太平洋中，能计数的只有八个岛。从日本、旧金山或墨西哥半岛海岸向北，再到阿留申群岛与白令海，全是海水，绵延数千英里，只有风行其上，鲸鱼出没。从地质角度来说，夏威夷和冰岛一样比较年轻，其海底火山群的顶部——至少在大岛——仍在喷发，在持续提升夏威夷人的房地产。 夏威夷有人定居的历史似乎和冰岛同期，不过一千年多一点。

独木舟从波利尼西亚的马库赛斯群岛和萨摩亚岛出发，不知怎么就成功地穿过浩瀚空旷的大洋找到了这些原始岛屿。这里没有蛇（或任何爬行动物），没有昆虫，没有弱肉强食，几乎没有任何动物存在；只有茂盛的热带植被，无一有毒，带尖刺和荆棘。海里水产丰富，信风使气候温和平静，间或有滂沱大雨。人们在这里定居并创造了一种灿烂的文化。其文化虽非绝对的静而和，但起码无害于邻居——太遥远了。这样的平静一直整整持续了八百到九百多年，直到1778年，詹姆斯·库克船长为英国海军探险考察首次到达这里。据可靠的历史估算，在库克船长和后来的其他探险队到达之前，夏威夷人口至少30万。库克船长到来时携带的威士忌、火药、梅毒、天花、麻疹、百日咳、霍乱和鼠疫，使当地的人口在1820年骤降至13.5万人，在1850年降至8.5万，直到1890年降至4万人。在与世隔绝的孤岛上，夏威夷人对欧洲人的疾病没有任何免疫力，成群死去。无知的人类给彼此带来了多大的厚礼啊！

当戴梅恩开始在夏威夷任神父时，传教士已经在此传教44年了。首批传教士是1820年到来的加尔文教派的新英格兰人。当地人赤身裸体、公开媾合、不遵循清规戒律让严谨的清教徒大为惊骇，于是除了《圣经》，清教徒也立即运来了束身内衣、毛料西装、高颈黑色连衣裙、大礼帽和皮靴来教化快乐裸体的夏威夷人。马克·吐温曾风趣地记录了当地人穿花哨服装的快乐，说他们不领情（这里气候很少在华氏70度以下），在参加长老会地狱之火的布道时，只戴白手套和大礼帽。在这天涯海角，当圣心传教会开始传教时，虔诚的加尔文教徒也曾遭到了1827年到来的天主教信奉者的威胁。

1831年，新教教徒成功驱逐走了其他教派，但在法国海军坚船利炮的支持下，圣心传教会于1836年重返并留了下来。在这个世纪的后一段时期，美国的清教徒、英国的国教教徒和法国的天主教徒争抢着去俘获夏威夷人的灵魂。由于美国人和英国人迅速聚敛了大笔财富，并建起了甘蔗种植园，灵魂之战不可避免地与金钱和政治之战交织在了一起。

戴梅恩的传记作者加文·道斯提醒人们：“《圣经》和麻风病不到几十年就传到了夏威夷诸岛。”在戴梅恩到达这里的时候，传染病已经盛行。夏威夷人称这种最古老可怕的痛苦为“中国病”。这就像英国人称梅毒为“法国病”，法国人称梅毒为“意大利病”一样。

熟识此疫的古埃及人称之为“死亡前的死亡”。1873年，戴梅恩开始了他的麻风病人神父生涯。同年，挪威一名叫格哈特·亨里克·阿莫尔·汉森的细菌学家最终成功分离和认定了麻风杆菌。挪威人不怕给这个疾病取一个挪威人的名字， 他们将麻风病称为“汉森病”。病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病一直持续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这种病传染不可治，极其恐怖，最终致命，是原始人类真实的噩梦。《圣经· 利未记》中治疗麻风病人的神圣指令是：“患了麻风病的人必须穿撕裂的衣服，要披头散发，遮住脸的下部，喊叫：‘不洁净，不洁净！’在麻风病没有痊愈以前，他是不洁净的；他必须住在营外，跟别人隔离。”

罗马人入侵埃及后，麻风病传入欧洲，随着帝国的扩张不断蔓延。公元550年，麻风病蔓延到了德国和爱尔兰。约翰·法罗的虔诚传记——《麻风病人戴梅恩》——告诉我们，在十二和十三世纪，“北欧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是麻风病人。英格兰受害最重，因为疫情在那里遇到了肥沃的生长土壤，个人卫生和清洁状态实在可悲”。对于“肮脏野蛮”的夏威夷人来说，麻风病是对深色民族的折磨。而檀香山的清教徒传教士则认为此病乃梅毒后期，是上帝公正的复仇之手在惩罚性滥交。

医学、巫术和祈祷在夏威夷的疫情上都被证明无用，于是政府和传教士只能转向古老的防御措施：孤立和隔离。麻风病人会被当做罪犯强行从家带走。以下便是公告里的确切措辞：

“所有麻风病人必须在14天内（从诊断之日起到最终流放到莫洛凯岛）在政府的卫生部门登记。”

话里没有拐弯抹角。毫不奇怪，夏威夷人有时候会进行英勇反抗，全副武装地龟缩在偏僻的幽谷，不得不动用警察来追踪。卫生局在当地的昵称便是“阎王殿”。对于卡拉瓦奥镇——这个麻风镇来说，人们称其为“死人坑和坟墓”。

中世纪的教堂完全理解夏威夷人的大名，在他们眼里，麻风病人就是死人。一旦有人被医生查出有麻风病，就会被解除财产并从家里带走，然后“转交给教会当局。教会的人通常会在午夜过后不久抵达，告诉病人其苦境是上帝的惩罚，无法逃脱”。 随后病人会被庄严地接进教堂，那里他的家人已身着丧服，等着为其唱安魂弥散。

布道里的话用的是过去时。祭坛旁取代棺材的是“一个黑龛罩，麻风病人就被安置在龛罩的黑影里”。弥撒过后继续游行到墓地，“麻风病人跪在刚挖的墓坑旁， 牧师向他撒一把土作为最后的告别。此标志着在同胞的眼里其人已亡”。人们给他的“流放的财产是……一个黑色蒙头斗篷、 一个柳条筐、一副专用手套、 一只桶和一个长柄拨浪鼓”。“不洁，不洁”，麻风病人会边摇拨浪鼓边喊。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最后他的手指和脚趾烂到了根，身上带着溃疡疮，面部从颅骨脱落，死在一条被猪狗啃食的沟里。

我的愤怒在涌动。亲爱的读者，你的愤怒也在涌动吧！但这些细节并不是我为了道德说教和精神满足而捏造出来，是我在约翰· 法罗的自传作品里找到的。 约翰· 法罗是在中世纪的麻风病史里发现的，而那些历史学家则是在日常生活、教会记录和法律法规里发现的。为生而惧时，人之行不佳，也不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更有甚者，恐惧使其陷入兽性的残暴和蓄意的无知。他们似乎想在不羁的海洋中找到被悬崖环绕的岛屿，且没有船舶码头。他们期望恐惧的对象消失或远离自己，而且是立竿见影——在14天之内或更快。你能听到拨浪鼓吗？你能看到黑色蒙头斗篷双脚腐烂、蹒跚地向你走来吗？

疫情持续在欧洲横行。为了赎罪，中世纪的修道院律令开设了数百所“恶疾院”，也就是麻风病院。在这里，圣·本狄尼克（Saint Benedict，亦译为本笃——译者注）的人性之约在理论上至少得到了实施：“待众人如基督。”有人给麻风病人喂饭、清洗身子和祈祷，最终有尊严地被安葬。欧洲自身曾靠另一种疾病来清理过麻风病人——这种病源于老鼠，就是黑死病。黑死病除清理了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正常人口外，还几乎完全灭绝了麻风病，因为虚弱的麻风病人对黑死病没有任何抵抗力。大自然有时会密谋，以最怪诞之法拯救人类。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之说：如今众多闲置的麻风院被当做精神病院再次开放了。正如斯威夫特所讽刺的那样，此乃对文明的有益补充。

欧洲的麻风病人仅零散在偏远的角落，如挪威和冰岛的乡村苟活了下来。显然，如果这种病只在金发碧眼的人、改革派和虔诚的路德教信徒中流行，就不会成为深色皮肤或无神论者的热带疾病。哈尔格林姆·彼得森是冰岛十七世纪最伟大的诗人，著有冰岛文学最负盛名的宗教诗集《热情赞美诗》。此外，他还是一位魔法师、路德会牧师和麻风病人。没必要按这个顺序讲，但他最终成了一个麻风病人。

他于1674年死于麻风病。时至今日，冰岛人依旧崇敬他面对厄运时的豪迈和刚毅。成年后，我在明尼奥达镇挖掘出一个秘密，一个稀奇的谣言——不到一百年前，我的一位叔祖就因为麻风病死在了冰岛北部的辛格瑞县。他有没有可能是夏威夷人而非冰岛人，是天主教徒而非路德教徒，是来自于热带而非北极呢？他也许就是戴梅恩神父在夏威夷的卡拉瓦奥县教区的居民吧。我喜欢这样遐想： 一位冰岛的麻风病农民，用肿胀的双唇在接受比利时牧师用麻风病手递来的圣餐。这样的遐想让我对人道稍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