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岛：1979

在拉布拉多海上，气候有些恶劣，狂风肆虐，海浪翻涌，浪高20英尺。我们在纽芬兰省阿真舍的一个军事基地稍作停留，从船上卸下来一集装箱从爱荷华州带过来的汉堡包。从弗吉尼亚州的朴次茅斯到冰岛的雷克雅未克（Reykjavik）要航行11天，途中会经过纽芬兰东南方的大浅滩。1912年，一艘大型游轮就在这里遇险，撞上一座在西格陵兰海流中向南漂移的冰山。从那时起，雷达、声纳和谨慎的航海技术已经大大地减少了危险，但冰山仍然是冰山，而乘客也有自己的想象力。如果在圣诞节前夕启程，你将在海上同时庆祝圣诞节和新年。要是被墨西哥湾流裹挟着向北移动，你将从白昼驶入无尽的黑夜。波士顿东边还有一些灰蒙蒙的小雨光，但再往格陵兰岛南边走一两个小时，雨光就消失了。12月底，北大西洋的天气对于喜欢阳光的游客来说并不好。天气很少放晴，但是当天晴时，你会觉得无比欣慰，因为你眼中的北极光胜过陆地上的人见过或能够看到的一切，更不用说那些城里人了。天空变成了一个色彩斑斓的马戏团，离你最近的光源、人类、建筑物甚至壁炉都在几百英里之外。这里只有黑黝黝的海水、天空，还有一些粉色、金色、绿色、蓝色的流光在你前后和上下的黑暗中熠熠闪烁。很快，雨过天晴，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东北风裹挟着雨雪从丹麦海峡驰骋而下，从覆盖着格陵兰岛的两英里厚的冰盖上呼啸而过，这些冰盖的大小相当于三个德克萨斯州的面积。船只像一匹疯狂的马，摇摇晃晃地冲向撞在船体上的浪涌。结霜的水花让世上的一切都闪闪发光：绳索、栏杆、甲板还有色彩鲜艳的军用汉堡冷储集装箱。当心足下啊！没有人想失足滑落到那快要结冰的黑色海洋里。

理智的读者会问，一个不是海员的正常人待在冬天的北大西洋货船上干什么？这个有点怪的人叫比尔·霍姆，是一位富布赖特教授，他要去冰岛教授美国文学。35岁的他半退出了学术生涯，几乎是全退出了美国经济圈。他申请去冰岛执教的理由最不靠谱——无聊的好奇。身为四位祖父母都是从冰岛移民到明尼苏达州人的孙子，他从小就听的是冰岛语，听老人们讲其祖先部落的顽强坚忍、智慧敏捷和坚决独立的故事（总是用英语给他讲这些故事）。在他去过的每一个冰岛人家中，他都能看到书架上到处摆放着古今中外冰岛人的书籍：萨迦传奇、历史传说、哈尔多尔·拉克斯内斯写的《独立的人们》（这些书籍同时也记载着移民的荣辱）……而其中最多的，除了诗还是诗。数不清的皮面精装书中，是寥寥数行令人费解的字母。怎么说呢？这个移民团体给他留下了某种自以为是的傲慢——就是生来是个冰岛人。身为一名冰岛人，意味着你的血脉中流淌着诗歌，永远不会在有钱有势的人面前退缩——因为你生来就拥有无法被购买或被征服的东西。这是个骄傲不屈的农民知识分子把即兴的讽刺诗（带着完美的韵律）扔进咆哮的海风中的神话，一切都显得极其傲慢。最糟糕的莫过于在一个男孩的脑海里种下那颗有一丝梦幻色彩但却天马行空的神话种子。然而这些老移民并没有给他教冰岛语——不会冰岛语怎么成为冰岛人？更不用说做冰岛诗人！可以用英语写诗吗？不仅仅是冰岛人失去了他们宝贵的语言，北美是全球大陆埋葬绝迹语言的一个巨大墓地。有时语言的消亡只需要几年时间，有时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在极其执拗的部落中，其灭亡需要两到三代人的时间。在那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起初只有一种语言，那就是辉煌的英语，接下来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其他语言了，有的只是来自广告和电视中不和谐的嘀咕。只钟爱英语和那些为双语烦恼的人不必担心，时间和美国人的惰性会解决这些问题。对于第二代冰岛（以及北欧中西部其他地区）移民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沙文主义加速了冰岛语的灭绝进程。直到1943年霍姆出生，语言灭绝进程也已完成。在他的成长过程中，陪伴他的是丰富多彩的神话故事和9个冰岛词语——其中4个是脏话，3个是食物名字，还有两个是问候词，所以他想去冰岛多待一些时间，满足自己的好奇心，顺便多学一些他父母的第一语言。1978年，他父母在中年时都已去世，除了媒体之外（如学术界所说的那样），他没有任何原始资料可供参考。真实的冰岛与他成长中听到的神话故事有何不同？何种独特的氛围在荒芜的孤岛上孕育出了这些神话？当你划破一个普通冰岛农民的身体，他的血中是否仍流淌着诗词歌赋呢？

在得知富布赖特的工作敲定时，他就明白可以用别人的钱去冰岛了。他决定在冬天乘船慢慢地穿越北大西洋，这与他祖先在19世纪的行程是反向的。不太了解他的朋友说：“你疯了吧！明明可以在飞机上舒适地待上几个小时就到了。”但他没有被愚弄。他以前坐过飞机，甚至到过冰岛，而他不喜欢那样。事实上，远离你所处的地方的意义在于远离的过程。你从内心感到自己不再是以前的自己，且离开的过程很麻烦，要从一种风景、一种天气进入到另外一种风景和天气。而飞机会骗人。你可以到一个人类发明的毫无魅力、不像个地方的地方，也就是机场，掏点钱，然后局促地挤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一般都是在晚上，把自己绑在陌生人旁边。你希望他们是聋哑人，或者是只会讲亚美尼亚语的人；你试图用酒精来麻痹自己，让自己变得昏昏欲睡。几小时后，你拖着疲惫又酸疼的身子走出机舱，绕过大半个地球后，进入另外一个同样毫无魅力、不像个地方的地方。这些机场还可能会通过隐蔽的喇叭播放同样欢快激昂的旅行者之歌，然而你却是在莫斯科、香港、内罗毕或利马，昏昏欲睡，闷闷不乐，离家很远。飞机欺骗了你的身体，想让你觉得在世界中穿梭自如。但冰岛现在——也当该如此——与你眼中的正常世界相去甚远。如果你很快地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在你的一生中，除了“禁止吸烟”“请系好安全带”这样的标志和一个从未用过的呕吐袋以外，你从未真正地见识过任何东西。

所以，比尔·霍姆要求富布赖特委员会让他从水路慢慢走。他买了一辆红色的二手福特平托轿车，这种车在当时非常便宜，因为其油箱有爆炸的危险。他在车里塞了一些书、一架老式钢琴、两加仑半的波旁威士忌、一件鹅毛大衣，还有他那双毛毡衬里的北极派克靴——这靴子足以保证即使在零下50度时，他的脚趾也不会被冻到截肢。圣诞节前夕，他预定了圣诞节前几天从弗吉尼亚州的朴次茅斯出发的巴卡福斯号 （巴尔卡瀑布——冰岛轮船公司的所有船只都以该国数不胜数的瀑布景观而命名）的船票。平托车被塞进一个密封的货运集装箱里，霍姆则住在主甲板上的一个两室一厅的套房里。在这艘主要运载汉堡包、神奇牌面包还有走私啤酒的货轮上，他是唯一的乘客（也是唯一真正的外国人）。这比1878年他祖父母乘坐的英国三桅纵帆船要豪华得多，但这是他为致敬他们的西行力所能及的事情。

明尼苏达州西部没有那么多咸水港，所以这是霍姆第一次真正的海上体验。巴卡福斯是一艘货轮，全都是船员和买卖的货物，就连中国厨师也因婚姻关系而成为了冰岛人。大多数人都会说一点英语，比如“别磨蹭”“把土豆给我”“你晕船吗”“今天刮大风”之类的。他很快发现自己打桥牌时说的是外语——方块（spaði）、 红桃（hjarta）、 梅花（tigull）、 黑桃（lauf）、 大王（grand）。他的叫牌让周围的冰岛人惊讶不已。他用的是戈伦计点法，其他人用的是意大利计点法。很少有人想主动和他搭档——比如在他用无效的将牌花色下了六点之后。经过一番语言上的尴尬解释后，游戏的情况有所改善。大浪拍打着巴卡福斯号的船身，桌面上的明手牌不停地从一边滑到另一边，他的词汇量从9个增加到了15个甚至20个。他现在可以用他祖父的语言与人打牌了。

他好奇心重又贪玩，是个奇怪的乘客，看起来像一个冰岛人，但打起桥牌来却像一个美国人。他那几句冰岛话能把任何奶牛吓得一脚踢翻奶桶。这个人高马大、足有六英尺半高的粉红色家伙，成了船上所有人的宠物。他经常在船顶的控制室里乱转——透过那里的全景落地窗可以看到大海。他从驾驶员的肩膀上方四处张望，他的目光被这张摆满了航海地图、三角板、滑尺和罗盘的桌子吸引住了。在航海地图上，除了一两个港口外，陆地是空白的，但海洋部分却写满了文字：有警示语以及奇异的浅滩、洋流和海沟的名称，这些都是陆地上的人所不知道的。数字计算机（即使在当时的1978年）上鲜艳的红字展示着最新的经度和纬度。雷达嗡嗡作响，轮船吱吱叫着，以时速15英里的速度一刻不停地往北驶向纽芬兰，然后穿过格陵兰滩和丹麦海峡，驶向雷克雅未克。越往北走，天气慢慢变好，太阳也出来了，大海在这短暂的冬日阳光下像深蓝色的玻璃一样闪闪发光。加拿大海岸警卫队不时地发出信号。他们把巴卡福斯号的船名都喊错了。当我们驶向北极时，就连跟着船的海鸥的叫声也显得更加欢快。海鸥是生活垃圾的忠实粉丝。它们跟着船到处飞，是我们最好、最忠诚的朋友。它们知道，可以相信人类，他们会在身后留下一些可食的残渣。所有的一切：面包、果皮、咖啡渣、羊骨、白兰地瓶、屎尿、没有投递出去的情书、未读的小说，最终还有我们人类自己都将皈依大海。鲜艳的橙色、红色、棕色的货物集装箱在冬日的斜照下闪闪发光，它们的冷藏装置不断地发出咕噜声，以便为提供给“北约”的汉堡包保温。如果可以这样旅行，为什么那些精神健全的人要踏入机场呢？

船上控制室里最大的宝贝是无线电通讯员。这是一个50多岁，黑发、精瘦的家伙，名叫维克多·比格文森。维克多的海员英文用语地道流利，而且很明显，他还精通多种其他语言。他那张脸长得绝对灵精，似乎总会有新点子来彻底解决某个问题。他要么讲《保加利亚地球物理学杂志》中的深奥理论，要么讲笑话或谐音梗，要么说有趣的词汇误译。大多数时候，他都会嘀咕几句诗——古代的、现代的、冰岛的、英国的，往往还有他自己的。他会咧嘴一笑，扬起一边的眉毛，伸直食指来强调这一点。

在到达祖国前的这11天里，维克多想让霍姆辅导他英语。这或许是因为在船员中他英语最好，或许是因为他生性好学且为人亲和，也可能是因为他听说霍姆是个诗人，也是个冰岛人（至少是冰岛人的后裔），因此，维克多在旅途中一直呵护霍姆。他是第一个结识霍姆的纯正冰岛人，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是霍姆至今为止遇到的最了不起的人（尽管到现在，他已经遇到过数千其他冰岛人）。

维克多已经在海上航行了30年。他在自己的电台旁放了一个地球仪，水手们经常来这儿看现在所处的位置。不知为什么，平面的地图不能用来定位人们在翻涌的海浪中的位置。维克多很乐意转动地球仪，告诉你他都去过哪里。“我去过巴西，去过新加坡，在非洲吃过尼日利亚人的鳕鱼；去过摩尔曼斯克，多次去过欧洲；这趟去了美国、加拿大、朴次茅斯、哈利法克斯、圣劳伦斯和新奥尔良。在越过赤道时，你就会看到南十字星，极地星会消失在你身后。”他用食指描画着巴卡福斯号的路线。“从这里我们进入了湾流，在这儿我们穿过了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大浅滩。”“愚蠢的航海技术。”他吐槽道。“在这里我们经过了纽芬兰的一角，波尔芬努尔·卡尔塞夫尼在这里定居，他的儿子斯诺里（Snorri）是第一个文兰婴儿，也曾是第一个美国人，但一直是冰岛人。”维克多笑着说，“由于浮冰和丹麦海峡的狂风，我们在格陵兰岛以南大幅度转向，然后绕过雷克雅内斯半岛（Reykjanes）——‘北约’就是在那儿买汉堡包——然后我们就到家了。”

“你住哪儿，维克多？”

“在塞尔福斯，冰岛唯一平坦的地方，离海几英里远。”

“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

“当然是我出生的地方米湖，冰岛最美的地方，那还有肥美的鳟鱼。所有伟大的诗人都来自平格因格尔（米湖的一个小镇）。那里的每个农民都是诗人。”

也许霍姆继承的神话故事中是有真实的成分的。

“你知道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去过这里两次（他指着古巴），在一个部队里工作。我见过菲德尔。他真了不起。我还去过这里（他指着苏联），和一个冰岛代表团一起。”

在他们的友谊到了这个份上时，霍姆就直白地说他厌恶越南战争、美国政治和商业生活中的唯利是图与小肚鸡肠。如果这个思想激进、为人慷慨、富有幽默、热爱地球和诗歌的人是个共产主义者，那么上帝会把我们从共和党人手里拯救出来的。

维克多，一个充满诗意的人，决定让霍姆给他上第一堂课，好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看了几篇霍姆的明尼苏达诗——全是自由诗，还有散文诗———他非常礼貌地表示不做任何评判。“这些诗很有趣，但要判断一种不属于自己语言的诗的质量，实在太难了。真正的诗，如冰岛的诗，都是有严格要求的。为什么这首诗四句里有四个韵脚、八个头韵，还是回文，其意思相反，但仍是好诗？”他背诵这两首诗，并给我写了出来。他抓起我的笔记本又写了一首四行诗。 “你得学会写诗的技巧。” 他说。他给我解释起了这些规则。他接着说：“你还得学冰岛语。” 然后他又抓起我的笔记本，划掉了一两个名词，写了一个小的词汇表。他问我：“你会读这个吗？”接着，他给霍姆上了一课。可惜霍姆是个懒散的学生，从来都没有学过基本的合语法的冰岛语，却还一直在顽固不化地涂鸦自由诗和散文诗。但是，如果一个教师能够触动学生的心灵，让他在一个更广阔、更复杂的宇宙中活着并睁开眼睛，他就成功了。维克多是一个从未上过大学的农民的儿子，却是一位非常伟大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