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姨和玫瑰花

钥匙碰撞的声音在精神科空阔的走廊里回荡。打开门，我跟随老师走进了第一间病房。这间病房很大，里面却没有一丝声音。7个中老年男人排成一排，蹲在窗户底下的暖气片前。还有一个男人抱着暖气上水管道，一动不动。无论老师问什么，得到的回答都不会超过四个字。

“嗯，好，没有，吃了，还行……”

7个人完全是静止的，他们就像暖气片上长出的“人形蘑菇”。这是2007年的冬天，我还在实习，第一次见到衰退患者的样子。那天有外出活动，一些精神病患者迫不及待要出去，大喊：“升光了，升光了！”这是他们自己发明的词，可能是“放风”的意思。第一间病房的7个男人，在护士的催促下，先缓缓站起来，身体再慢慢晃起来。他们跟着人群往外挪，看起来就像“植物大战僵尸”里中了毒的蘑菇。

后来，我做了精神科医生，被人问过最多的问题是：“你怕不怕？”患者“疯狂”的行为我不怕。“闹”恰好说明患者的功能还在，闹得越厉害，好得越快，作为医生也会有成就感。我最怕的还是衰退的患者。

2014年5月，小女孩思琪来到我们精神科。她留着一头齐耳短发，圆脸还带点婴儿肥。她只有14岁，是科里年龄最小的患者。刚来的时候，无论我们问什么，她都木木的，没有反应，眼神也很空洞。她妈妈说，思琪这样不说话已经有四五年了。

思琪得的病叫“单纯型精神分裂症”，是精神分裂症里最难治疗的一种，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得这种病的患者会慢慢封闭自己，不与人接触，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最后以沉默的方式断绝和现实世界的交流。

我曾经看过一个新闻，一个大学毕业生就是这类患者，他把自己关在屋里14年，最后活活饿死了。精神分裂症伴自闭的情况并不常见，以前我只看过相关的研究报告。思琪是我遇到的第一例。看着这个小姑娘，我不禁想，未来的某一天这个女孩也会成为“蘑菇”吗？

一

思琪有幻嗅和幻听是可以确定的，但我们不知道她有没有幻视。因为她不说话，我们只能一点点地观察和试探她。

思琪的妈妈说，女儿从小就性格内向，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自己跟自己玩，没有朋友，也不愿意出房门。从三年级开始，思琪变得有些不一样了。她总说同学嫌弃她身上有味道。一开始妈妈不懂，只是天天给女儿洗澡，换干净衣服，但她还是不愿意去上学。到后来，思琪开始不吃饭，说饭里也有味道。她晚上也不睡觉，说屋子里好多人，太吵了。有时候，思琪气得跟那些人吵架，但屋里明明一个人也没有。

思琪的父母文化程度并不高。那几年，家里先请大仙跳大神，把孩子越折腾越严重。后来他们把思琪带到县医院检査，医生怀疑是精神病。那时候，思琪已经不说话了，家里不死心，又把孩子送到北京去找专家，最后才确诊精神分裂症。

精神病的病因并不明确，到目前为止，精神病的诊断依然没有客观标准。很多时候，医生只能根据患者的症状和自身的经验来用药。所以得反复观察，这是精神科医生面临的最大的考验。我们曾经有个患者，老米，老是贱卖家里拿给他的好东西。还总是争取外出的机会，用卖东西的钱买回一些劣质的东西。这个患者想要的其实是一种选择权。后来我们跟他家人商量，每个月给他一些零花钱，他果然再也没有低价卖东西了。

不评价患者的行为，试图理解，才有可能帮精神病患者解决问题。

不久之后，我们发现，思琪经常走着走着，脑袋会往一边偏，像在躲避什么东西。有时候，她还会平白无故地露出恐惧的表情，像鸵鸟一样，把自己埋进被子里。我们猜测，她应该存在幻视——看到一些并不存在的东西。

思琪住的这栋二层小楼是20世纪50年代建的，掩映在高大的树丛中，即使外面艳阳高照，这儿也总是阴凉的。精神科楼里楼外就像两个世界，有时候，连我都分不清哪个是真实的。

与外面相比，精神科病房的生活显得简单而规律——固定时间吃药、活动、睡觉。人们没有被什么东西不停追赶的感觉，不焦虑，似乎更能回归内心深处，接近生活本身。每天，患者们一起看书、看电视、聊天。男患者们围在一起打牌、吹牛，女患者们互相梳头发、编辫子。如果没有新患者的大喊大叫，精神科病房真的就像一处世外桃源，甚至一些来陪床的家属也会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不想走了。”

通往外界的那道大门更神奇。“110”曾经送来一个有暴力倾向的患者，警察们好不容易夺了他的刀，他又赖在警车上死活不肯下来。最后，是几个警察和家属连拉带拽地把他“搬”到了精神科病房的大门前。见我一个人去开门，警察都非常担心，在门外给我亮出了他们手上新鲜的瘀青。

“没事。”我叫患者的名字，“拿着你的东西上楼吧。”那个患者拎着包，自己上楼去了。他轻车熟路，好像刚才激烈的挣扎压根就没发生过。警察们都惊呆了，问我给他吃了什么药，是不是给他过电了：“怎么这么老实？”

“他进门了，认命了，就不会闹了。”我说。

二

我们发现，经过治疗，再闹的精神病患者最多两周就能恢复平静。但他们与他人的日常相处却是个难题——女患者之间关系更复杂。有两个同住的女患者彼此不对付，被害妄想都被激发出来了。一个人非说室友往她水杯里吐口水、下毒。于是每天外出活动她就像搬家，背个大旅行包，拎个行李箱，要把所有的行李都带上。我们赶紧把她俩分开，这个症状就没有了。

所以在病房的分配问题上，医生护士得对患者的病情、性格进行一番彻底的考量。

思琪的房间有四张床，只住着她和妈妈，还空着两张。我们考虑到思琪太安静了，就决定把梁桂春安排进去。

梁桂春40多岁，是个躁狂症患者。听主任说，她这次住院是因为和同事起了冲突，把领导给打了。不过在精神科病房，没人刺激她，她也不会有攻击性。梁桂春非常热情，嗓门很大，我常常还没进病房，就听到了她的声音：“陈大夫，你是不是胖了？”梁桂春一点也不见外，还没等我回答又接着“补刀”：“哈哈哈哈，你看我多不会说话。我这个人就是有什么说什么……”

梁桂春离过婚，有钟情妄想症，总觉得别人喜欢自己。几年前她说家附近水果店的小伙子喜欢自己，就天天去找那个小伙子。小伙子说自己已经结婚了，她就骂人家：“为什么结婚了还要勾引我？我每次来你都对我笑，不是勾引是什么？”她不依不饶，最后逼得小伙子没办法，辞职了。她又跑到水果店里闹，说老板拆散了他们这对鸳鸯，还砸了店里的东西。因此，梁桂春第一次住进了精神科。

躁狂症和精神分裂症不一样，在病情发作的间歇期，患者几乎没症状，还有很好的社会功能。认识梁桂春的人大都认为她是个非常热情、非常善良的人。但他们不知道，这可能是一种病态。

梁桂春一旦发病，就觉得自己能拯救世界。她像购物狂一样，买很多东西，不是自己用，而是全捐给福利院的孤儿。她前前后后给福利院的孩子们花了五六十万，甚至把父母留给她的房产也抵押了。有一次因为买的东西太多，她欠了十几万的信用卡卡债，最后是家人东拼西凑帮她还上的。

她父母年纪大了，唯一的姐姐也彻底失去耐心，不再管她了。

正常的时候，梁桂春觉得自己挺可笑的。

三

精神科安排床位有个原则，会尽量“动静”结合，是因为共同症状在一个屋容易让情况加剧。所以把梁桂春和思琪安排在一个屋，有偶然性，但也是符合原则的。就像她们的相遇和奇迹的发生，是意料之外，也是一场必然。

那天，梁桂春一进屋就看见坐在床上的思琪，她径直走过去，一把抱住思琪，说：“以后我就和你住了。我叫梁桂春，你就叫我姨吧！”思琪被突如其来的拥抱吓坏了，她又不说话，只能浑身僵硬地被梁桂春箍在怀里。思琪看着我，眼里满是慌张。我赶紧过去把梁桂春拉开。梁桂春一松手，思琪就跑到我的身边来。梁桂春倒也不介意，她开始四处跟熟人打招呼。她每次来都这样，跟人有说不完的话——这也是躁狂的症状之一。

还没下班，我就听到思琪的病房里传来搬桌子、挪椅子，叮叮唯唯的声音。我过去一看，梁桂春竟然把她睡的那张病床翻了个底朝天，正在用消毒水擦床板。我赶紧过去阻止，她求我：“让我擦完这张床，剩下的我明天再擦。”躁狂症患者刚入院，确实得经历这样一个“使劲折腾”的阶段。我只好同意了。

周二早上，我刚到医院，就看到梁桂春在铁门前站着，像是在等人。她见了我就大声招呼：“陈大夫，我要打电话！”为了方便管理，科室会统一保管患者的手机。查房的时候，我握着梁桂春的手机去了病房。梁桂春正站在思琪的床边，拿着削好的苹果“引诱”她。

“你叫我姨，我就给你。”思琪不理她。她又说：“你点点头我就给你。”思琪还是不理她。梁桂春还是不死心，她说：“春姨后背痒，你帮我挠挠？”思琪继续坐着，一动也不动。

同一间病房里，她俩一个像团烈火，另一个就像一块寒冰。“冰火”交接，让病房里的气氛紧张极了。思琪妈妈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看着思琪无助的样子，我突然想到小学时候的自己。那段时间，我也特别不爱说话。我爸爸的朋友们经常拿我打赌：“你跟她说话，要是她回答了，我就给你10块钱。”那些人纷纷来“刺激”我，无论他们许诺给我买什么，我一个字都不说。

我有点不忍心，便哄梁桂春：“你让她吃了苹果，我就把手机给你。”

梁桂春是个行为很夸张的人，她“变脸”的速度非常快。她立刻可怜巴巴地求思琪：“你快吃吧，宝贝，求你了！”思琪看到她滑稽的样子，一下子就笑了，还接过苹果吃了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思琪笑，她的五官像花一样绽开，稚嫩的脸就立刻生动了。这真的只是一个孩子啊！我心想。哪怕在住院，思琪妈妈对她也总是一副“我才懒得管你”的样子。思琪似乎也从没见过，大人为了讨好她可以做出这样低的姿态。

四

医院规定，未成年人住院家长必须陪护。思琪妈妈留下来照顾女儿，却经常不见人影。她喜欢交际，在精神科病房里四处串门，一个星期，就和很多女患者打成一片，连病房里最不愿意说话的患者，她都能和其聊起来。每每说到兴奋处，我们办公室都能听到她尖锐刺耳的说笑声。

思琪住院快一周的时候，除了偶尔烦躁会喊叫，多数情况下，就一个人坐在病床上，不和任何人交流。每次查房，我都会刻意找思琪说话：“你妈妈呢？”思琪缓慢地看向门口，不说话。我坐到思琪身旁，牵起她的手。思琪的手很粗糙，手背上有泥垢，指甲缝里也很脏。她本能地排斥肢体接触，先缩了一下，看我比较坚持，就不往回缩了，只是把手僵硬地放在自己的腿上。“你告诉我，妈妈在哪里？”我话音刚落，思琪妈妈就从别的病房赶了回来，正倚在病房的门框上看我们。思琪看了她妈妈一眼，又转过头来，眼巴巴地望着我。

经过反复摸索，我渐渐总结出了和思琪沟通的尺度。我知道，今天和她的沟通就只能到此为止了。如果继续问，思琪就该生气了，要么是把脸转向墙角，要么干脆面壁躺下，一动不动。

通过一周的努力，虽然思琪还是不说话，但至少对外界有了回应。

“今天下午洗澡，你给她好好搓一搓。她手背、耳朵后面都很脏。再把衣服给她好好洗洗。”出门的时候，我和思琪妈妈说。“一给她洗她就叫，谁敢惹啊！”思琪妈妈不在意。“那也要洗干净了！”我突然严肃起来，大声说。

在精神科病房，大多数患者都说我温柔，有耐心。但对思琪妈妈，我总有股莫名的火。我小时候父母不在身边，因为身上脏，受过很多委屈。当我第一次看到思琪身上脏兮兮的时候，就有一股想把她搂在怀里的冲动。

“你看她现在这个样子，衣服都看不出颜色了，还以为是没人要的孩子呢。你这个当妈的看着不心疼吗？”

虽然思琪妈妈一脸不情愿，但表示下午会帮女儿搞好个人卫生。等我查完所有病房，准备锁门的时候，安静的楼道里又传出了思琪妈妈响亮的声音。她正在给另一个患者看手机里孩子的照片——思琪有个9岁的弟弟。

周二下午，女病房里传来哭喊声，格外惊心，哭声中还夹杂着女人的叫骂：“你以为我想给你洗啊？！陈大夫让我把你洗干净了，你赶紧配合，不然她又说我不管你……”我赶紧去病房，只见屋子中间放了一盆水，思琪妈妈正拿着一条说不出是灰色还是绿色的毛巾，想洗掉思琪身上的泥垢。不知道为什么，思琪妈妈穿得干干净净，用的东西却总是看不出本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