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姨和玫瑰花
作者: 陈百忧钥匙碰撞的声音在精神科空阔的走廊里回荡。打开门,我跟随老师走进了第一间病房。这间病房很大,里面却没有一丝声音。7个中老年男人排成一排,蹲在窗户底下的暖气片前。还有一个男人抱着暖气上水管道,一动不动。无论老师问什么,得到的回答都不会超过四个字。
“嗯,好,没有,吃了,还行……”
7个人完全是静止的,他们就像暖气片上长出的“人形蘑菇”。这是2007年的冬天,我还在实习,第一次见到衰退患者的样子。那天有外出活动,一些精神病患者迫不及待要出去,大喊:“升光了,升光了!”这是他们自己发明的词,可能是“放风”的意思。第一间病房的7个男人,在护士的催促下,先缓缓站起来,身体再慢慢晃起来。他们跟着人群往外挪,看起来就像“植物大战僵尸”里中了毒的蘑菇。
后来,我做了精神科医生,被人问过最多的问题是:“你怕不怕?”患者“疯狂”的行为我不怕。“闹”恰好说明患者的功能还在,闹得越厉害,好得越快,作为医生也会有成就感。我最怕的还是衰退的患者。
2014年5月,小女孩思琪来到我们精神科。她留着一头齐耳短发,圆脸还带点婴儿肥。她只有14岁,是科里年龄最小的患者。刚来的时候,无论我们问什么,她都木木的,没有反应,眼神也很空洞。她妈妈说,思琪这样不说话已经有四五年了。
思琪得的病叫“单纯型精神分裂症”,是精神分裂症里最难治疗的一种,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得这种病的患者会慢慢封闭自己,不与人接触,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最后以沉默的方式断绝和现实世界的交流。
我曾经看过一个新闻,一个大学毕业生就是这类患者,他把自己关在屋里14年,最后活活饿死了。精神分裂症伴自闭的情况并不常见,以前我只看过相关的研究报告。思琪是我遇到的第一例。看着这个小姑娘,我不禁想,未来的某一天这个女孩也会成为“蘑菇”吗?
一
思琪有幻嗅和幻听是可以确定的,但我们不知道她有没有幻视。因为她不说话,我们只能一点点地观察和试探她。
思琪的妈妈说,女儿从小就性格内向,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自己跟自己玩,没有朋友,也不愿意出房门。从三年级开始,思琪变得有些不一样了。她总说同学嫌弃她身上有味道。一开始妈妈不懂,只是天天给女儿洗澡,换干净衣服,但她还是不愿意去上学。到后来,思琪开始不吃饭,说饭里也有味道。她晚上也不睡觉,说屋子里好多人,太吵了。有时候,思琪气得跟那些人吵架,但屋里明明一个人也没有。
思琪的父母文化程度并不高。那几年,家里先请大仙跳大神,把孩子越折腾越严重。后来他们把思琪带到县医院检査,医生怀疑是精神病。那时候,思琪已经不说话了,家里不死心,又把孩子送到北京去找专家,最后才确诊精神分裂症。
精神病的病因并不明确,到目前为止,精神病的诊断依然没有客观标准。很多时候,医生只能根据患者的症状和自身的经验来用药。所以得反复观察,这是精神科医生面临的最大的考验。我们曾经有个患者,老米,老是贱卖家里拿给他的好东西。还总是争取外出的机会,用卖东西的钱买回一些劣质的东西。这个患者想要的其实是一种选择权。后来我们跟他家人商量,每个月给他一些零花钱,他果然再也没有低价卖东西了。
不评价患者的行为,试图理解,才有可能帮精神病患者解决问题。
不久之后,我们发现,思琪经常走着走着,脑袋会往一边偏,像在躲避什么东西。有时候,她还会平白无故地露出恐惧的表情,像鸵鸟一样,把自己埋进被子里。我们猜测,她应该存在幻视——看到一些并不存在的东西。
思琪住的这栋二层小楼是20世纪50年代建的,掩映在高大的树丛中,即使外面艳阳高照,这儿也总是阴凉的。精神科楼里楼外就像两个世界,有时候,连我都分不清哪个是真实的。
与外面相比,精神科病房的生活显得简单而规律——固定时间吃药、活动、睡觉。人们没有被什么东西不停追赶的感觉,不焦虑,似乎更能回归内心深处,接近生活本身。每天,患者们一起看书、看电视、聊天。男患者们围在一起打牌、吹牛,女患者们互相梳头发、编辫子。如果没有新患者的大喊大叫,精神科病房真的就像一处世外桃源,甚至一些来陪床的家属也会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不想走了。”
通往外界的那道大门更神奇。“110”曾经送来一个有暴力倾向的患者,警察们好不容易夺了他的刀,他又赖在警车上死活不肯下来。最后,是几个警察和家属连拉带拽地把他“搬”到了精神科病房的大门前。见我一个人去开门,警察都非常担心,在门外给我亮出了他们手上新鲜的瘀青。
“没事。”我叫患者的名字,“拿着你的东西上楼吧。”那个患者拎着包,自己上楼去了。他轻车熟路,好像刚才激烈的挣扎压根就没发生过。警察们都惊呆了,问我给他吃了什么药,是不是给他过电了:“怎么这么老实?”
“他进门了,认命了,就不会闹了。”我说。
二
我们发现,经过治疗,再闹的精神病患者最多两周就能恢复平静。但他们与他人的日常相处却是个难题——女患者之间关系更复杂。有两个同住的女患者彼此不对付,被害妄想都被激发出来了。一个人非说室友往她水杯里吐口水、下毒。于是每天外出活动她就像搬家,背个大旅行包,拎个行李箱,要把所有的行李都带上。我们赶紧把她俩分开,这个症状就没有了。
所以在病房的分配问题上,医生护士得对患者的病情、性格进行一番彻底的考量。
思琪的房间有四张床,只住着她和妈妈,还空着两张。我们考虑到思琪太安静了,就决定把梁桂春安排进去。
梁桂春40多岁,是个躁狂症患者。听主任说,她这次住院是因为和同事起了冲突,把领导给打了。不过在精神科病房,没人刺激她,她也不会有攻击性。梁桂春非常热情,嗓门很大,我常常还没进病房,就听到了她的声音:“陈大夫,你是不是胖了?”梁桂春一点也不见外,还没等我回答又接着“补刀”:“哈哈哈哈,你看我多不会说话。我这个人就是有什么说什么……”
梁桂春离过婚,有钟情妄想症,总觉得别人喜欢自己。几年前她说家附近水果店的小伙子喜欢自己,就天天去找那个小伙子。小伙子说自己已经结婚了,她就骂人家:“为什么结婚了还要勾引我?我每次来你都对我笑,不是勾引是什么?”她不依不饶,最后逼得小伙子没办法,辞职了。她又跑到水果店里闹,说老板拆散了他们这对鸳鸯,还砸了店里的东西。因此,梁桂春第一次住进了精神科。
躁狂症和精神分裂症不一样,在病情发作的间歇期,患者几乎没症状,还有很好的社会功能。认识梁桂春的人大都认为她是个非常热情、非常善良的人。但他们不知道,这可能是一种病态。
梁桂春一旦发病,就觉得自己能拯救世界。她像购物狂一样,买很多东西,不是自己用,而是全捐给福利院的孤儿。她前前后后给福利院的孩子们花了五六十万,甚至把父母留给她的房产也抵押了。有一次因为买的东西太多,她欠了十几万的信用卡卡债,最后是家人东拼西凑帮她还上的。
她父母年纪大了,唯一的姐姐也彻底失去耐心,不再管她了。
正常的时候,梁桂春觉得自己挺可笑的。
三
精神科安排床位有个原则,会尽量“动静”结合,是因为共同症状在一个屋容易让情况加剧。所以把梁桂春和思琪安排在一个屋,有偶然性,但也是符合原则的。就像她们的相遇和奇迹的发生,是意料之外,也是一场必然。
那天,梁桂春一进屋就看见坐在床上的思琪,她径直走过去,一把抱住思琪,说:“以后我就和你住了。我叫梁桂春,你就叫我姨吧!”思琪被突如其来的拥抱吓坏了,她又不说话,只能浑身僵硬地被梁桂春箍在怀里。思琪看着我,眼里满是慌张。我赶紧过去把梁桂春拉开。梁桂春一松手,思琪就跑到我的身边来。梁桂春倒也不介意,她开始四处跟熟人打招呼。她每次来都这样,跟人有说不完的话——这也是躁狂的症状之一。
还没下班,我就听到思琪的病房里传来搬桌子、挪椅子,叮叮唯唯的声音。我过去一看,梁桂春竟然把她睡的那张病床翻了个底朝天,正在用消毒水擦床板。我赶紧过去阻止,她求我:“让我擦完这张床,剩下的我明天再擦。”躁狂症患者刚入院,确实得经历这样一个“使劲折腾”的阶段。我只好同意了。
周二早上,我刚到医院,就看到梁桂春在铁门前站着,像是在等人。她见了我就大声招呼:“陈大夫,我要打电话!”为了方便管理,科室会统一保管患者的手机。查房的时候,我握着梁桂春的手机去了病房。梁桂春正站在思琪的床边,拿着削好的苹果“引诱”她。
“你叫我姨,我就给你。”思琪不理她。她又说:“你点点头我就给你。”思琪还是不理她。梁桂春还是不死心,她说:“春姨后背痒,你帮我挠挠?”思琪继续坐着,一动也不动。
同一间病房里,她俩一个像团烈火,另一个就像一块寒冰。“冰火”交接,让病房里的气氛紧张极了。思琪妈妈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看着思琪无助的样子,我突然想到小学时候的自己。那段时间,我也特别不爱说话。我爸爸的朋友们经常拿我打赌:“你跟她说话,要是她回答了,我就给你10块钱。”那些人纷纷来“刺激”我,无论他们许诺给我买什么,我一个字都不说。
我有点不忍心,便哄梁桂春:“你让她吃了苹果,我就把手机给你。”
梁桂春是个行为很夸张的人,她“变脸”的速度非常快。她立刻可怜巴巴地求思琪:“你快吃吧,宝贝,求你了!”思琪看到她滑稽的样子,一下子就笑了,还接过苹果吃了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思琪笑,她的五官像花一样绽开,稚嫩的脸就立刻生动了。这真的只是一个孩子啊!我心想。哪怕在住院,思琪妈妈对她也总是一副“我才懒得管你”的样子。思琪似乎也从没见过,大人为了讨好她可以做出这样低的姿态。
四
医院规定,未成年人住院家长必须陪护。思琪妈妈留下来照顾女儿,却经常不见人影。她喜欢交际,在精神科病房里四处串门,一个星期,就和很多女患者打成一片,连病房里最不愿意说话的患者,她都能和其聊起来。每每说到兴奋处,我们办公室都能听到她尖锐刺耳的说笑声。
思琪住院快一周的时候,除了偶尔烦躁会喊叫,多数情况下,就一个人坐在病床上,不和任何人交流。每次查房,我都会刻意找思琪说话:“你妈妈呢?”思琪缓慢地看向门口,不说话。我坐到思琪身旁,牵起她的手。思琪的手很粗糙,手背上有泥垢,指甲缝里也很脏。她本能地排斥肢体接触,先缩了一下,看我比较坚持,就不往回缩了,只是把手僵硬地放在自己的腿上。“你告诉我,妈妈在哪里?”我话音刚落,思琪妈妈就从别的病房赶了回来,正倚在病房的门框上看我们。思琪看了她妈妈一眼,又转过头来,眼巴巴地望着我。
经过反复摸索,我渐渐总结出了和思琪沟通的尺度。我知道,今天和她的沟通就只能到此为止了。如果继续问,思琪就该生气了,要么是把脸转向墙角,要么干脆面壁躺下,一动不动。
通过一周的努力,虽然思琪还是不说话,但至少对外界有了回应。
“今天下午洗澡,你给她好好搓一搓。她手背、耳朵后面都很脏。再把衣服给她好好洗洗。”出门的时候,我和思琪妈妈说。“一给她洗她就叫,谁敢惹啊!”思琪妈妈不在意。“那也要洗干净了!”我突然严肃起来,大声说。
在精神科病房,大多数患者都说我温柔,有耐心。但对思琪妈妈,我总有股莫名的火。我小时候父母不在身边,因为身上脏,受过很多委屈。当我第一次看到思琪身上脏兮兮的时候,就有一股想把她搂在怀里的冲动。
“你看她现在这个样子,衣服都看不出颜色了,还以为是没人要的孩子呢。你这个当妈的看着不心疼吗?”
虽然思琪妈妈一脸不情愿,但表示下午会帮女儿搞好个人卫生。等我查完所有病房,准备锁门的时候,安静的楼道里又传出了思琪妈妈响亮的声音。她正在给另一个患者看手机里孩子的照片——思琪有个9岁的弟弟。
周二下午,女病房里传来哭喊声,格外惊心,哭声中还夹杂着女人的叫骂:“你以为我想给你洗啊?!陈大夫让我把你洗干净了,你赶紧配合,不然她又说我不管你……”我赶紧去病房,只见屋子中间放了一盆水,思琪妈妈正拿着一条说不出是灰色还是绿色的毛巾,想洗掉思琪身上的泥垢。不知道为什么,思琪妈妈穿得干干净净,用的东西却总是看不出本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