迢迢关东路

“山东省之民……易去乡而不顾”。①

饱暖和幸福并不是平均施惠于天地众生的，就像是日有升落，月有圆缺，总有被遗忘的角落，总有生灵被黑暗、寒冷、饥饿所逼迫。迁徙的脚步就是这样开始的，一步步，一年年，荒原踩出小路，小路变为通衢。

一

鲁西北有条御道由北向南经过，自古以来兵家往来，常遭战争蹂躏。

蒙古人打马中原时路过这里，把这里洗劫一空。②明朝靖康元年，金军挺进中原时也路过这里，百姓多家破人亡，当地所有的大家族把来到此地的时间改到明朝中叶。③之前的历史他们无从记忆，或是根本不想提及了。约五百年后的1612—1650年，另有一队八旗士兵四次闯关，四次大兵压境。第四次尤为猛烈，不久攻陷昌平、平谷、宝坻，一路烧杀抢掠，兵分两路沿太行山和大运河南下，攻克河北南部地区。

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清军攻入山东。绕开防守严密的德州，经临清，渡会通河，直插济南城下，围城六十天，城破，巷战死者无数。二月，亲王多尔衮放火焚烧济南城，一座城付之一炬。

清兵入关之前，汉人被劫掠至关外即成奴隶，被称之为家人，不落籍，不作数，走、死、逃、亡者居多。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④入关前后几十年间，自杀汉人数不下10万人。汉人奴隶不堪虐待大量逃亡，“数月间逃人已几数万”。⑤

1854年，太平天国北伐军从京畿撤退，清军首领曾在茌平包围太平军，并引水淹没这一地区。太平军的一支救援部队占领临清，战斗把整个城市变成一片废墟。⑥

1938年，南京陷落，蒋介石带着他的国民政府跑到大西南，把嫡系部队也调随身侧。中原兵力空虚，日本侵略军大举向南推进。6月，日军从徐州西进，占领开封，企图夺取郑州，沿平汉路向南逼近武汉。⑦

蒋介石下令把郑州北花园口黄河大堤炸开，滔滔大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四十四个县。三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一片汪洋。田地淹没、房屋冲毁，百余万群众被淹死，千余万人口无家可归。

接下去的几年，连续干旱，从1941年开始，河南地区灾民结队逃荒。

距今约六千年前，人们发现了最有利于人类生存的地方，既有丰沛的水源，又有适于耕种的、肥沃的新土，那就是大河沿岸。

数不胜数的大小河流养育了人类文明，其中尼罗河、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黄河最是功勋卓著。

黄河以其庞大的水系为人类提供了自给自足的生存空间，也为后世发展留下能量来源，在中华大地上播下了众多文明的火种。它所孕育的甘青文明、中原文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是人类生存繁衍、发展的见证。是当之无愧的母亲河。

而常年不绝的河水泛滥，又给人们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人们搞不清楚河水发怒的原因，于是一个主宰着一切的河神就在人们心中升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

河神即是财富的给予者，也是灾难的播洒者。设在各河流沿岸的河神庙可以说明这一切。人们向河神祈求，救赎罪过，得到护佑，却一再在大河的坏脾气面前束手无策。

能否抵挡得住黄河的泛滥引起的巨大冲击，是考验一个王朝江山是否稳固的试金石，是宣布文明更迭胜与负的主宰和裁判。

《山海经·海内北经》对河神的记述：“纵极之渊，深三百仞，维冰夷⑧恒都焉。”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⑨

河神总是在它认为最适当的时候，果断按下开关，一些沉睡的事物苏醒并启动了，一些行进中的事物宣布终结，并退居幕后。

清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下游，逐渐走向衰弱无力、内忧外患。在黄河的中下游，所有的积重难返都在这一时爆发。

“从1644年至1911年的268年中，共发生不同程度水灾251次。”⑩平均一年多一点就要有一次大水。

1730年（雍正八年）六月，清涧、黄河、无定河溢，漂没人畜。（《清史稿》）

1753年（乾隆十八年）十月，黄河溢。（《清史稿》）

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八月，东昌卫河决；南河上游黄水陡高，大决；成武县猝被黄水。范、濮二州县被黄水淹浸。（《清实录》）

1803年（嘉庆八年）九月，黄河在封丘衡家楼决堤三十余丈。（《历代黄河决口年地概况表》）

冬，黄河溢，大水。（《清实录》）

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八月，河决武陟北岸马营坝，注张秋入海；北岸堤工漫溢。（《历代黄河决口年地概况表》）

1850年（道光二十八年）六月，黄河涨，漂没田庐无算，东平大水。（《清史稿》）

1851年（咸丰元年）夏五月，黄河在丰县丰北及砀山县盘龙集决口。（《鱼台县志》）

1852年（咸丰二年）二月，黄河在上年丰北决口处复决。（《山东水利大事记》）

1853年（咸丰三年）二月，大堤复决。（《历代黄河决口年地概况表》）

同年九月，民多饿殍，尸横骸遍野。（《清实录》）

1882年（光绪八年）六月，黄水盛涨。（《清实录》）

1883年（光绪九年）一、二月，黄河凌汛。（《山东水利大事记》）

1885年（光绪十一年），五月，黄河溢。（《清史稿》）

据《胶澳志》记载，仅1855年至 1912 年，山东因为黄河决口就有 52 年之多，共决口 263 次，成灾 966 县次。

在西方的一些研究资料中对黄河流域的灾害也多次提及。

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路过运河时，就曾发现“有大片耕地的村庄整个儿被淹没。”①1886年至1887年，河神似乎暂时帮助了山东，因为黄河又一次在河南省冲破堤岸，并返回到南道。同时山东官员们则上奏朝廷，要让黄河恢复到旧河道。但山东的政治势力远比不上江南及其实权总督曾国荃。黄河继续对鲁西北进行蹂躏。②

用《曹县志》中一句话以蔽之，“如坐盘底，虞浸不暇”。③

在地形与气候上，鲁西北与直隶边界地区几乎没有区别，那里也是连绵不断的平原，农业占主导地位，人口稠密，靠天吃饭。鲁西南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与江苏、河南的边界县相似。

大涝之后紧跟着大旱，随大旱一起来的是遮天蔽日的蝗虫。仅清朝统治的二百余年里，山东省发生较严重的病虫害年份102年次。“17世纪后半叶为17年；18世纪为30年；19世纪增至50年；20世纪的12年就占了5年。”④

《山东水利大事记》中载：1785年（乾隆五十年）山东大旱，七十八州县成灾，即墨旱蝗，饿殍遍野，潍县大旱，人有不辨路径，为蝗所食者。

1786年，“饿殍接踵”，后连续三年大旱，1787年，“人相食”。1812年（嘉庆十七年）鲁北、鲁西、鲁中一带五十八州县大旱，成灾，大饥，民多逃亡。郓城乡民逃散者十之八九。（《山东水利大事记》）

1876年一场大旱夺走200万人的生命。10年后又发生饥荒，“树皮、谷壳和树叶成了日常食物。”⑤

1640年（崇祯十三年），蝗虫遍地盈尺，百树无叶，赤地千里……父子相食，婴儿抛弃满道。（《沂州志》）

同年十月，草木生花，大饥，人相食。（《泗水县志》）

1642年（崇祯十五年），大兵破城，飞蝗蔽日，集树枝折。（《滋阳县志》）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十八日天雨蛾。（《历城县志》）

“自1264年至1948年的685年中，山东省共发生水灾513次，平均每1.33年1次，其中重大特大水灾33次、特大水灾9次，平均每20.8年1次；共发生旱灾465次，平均每1.47年1次，发生重大和特大旱灾45次，其中特大旱灾10次，特大旱灾平均每15.2年1次。”“近500年来的资料显示，春旱共发生131次，大致为3.7年一遇。”①

山东海岸线三千余公里，随丰富的海洋生物并存的是风暴潮、大浪、冰灾、海啸、海雾。

1834（道光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大风自西北来，映地俱赤，热如火。（《即墨县志》）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春，正月雨物如木屑能燃。（《即墨县志》）

1850年（道光三十年）春，雨红沙，积地尺许。（《即墨县志》）

1862年（同治元年），济阳，3月21日，黑风自西北来，昼晦如墨……六月瘟疫大作，人死过半。

据张廷镶《不远复斋见闻杂志》记载：数万之饥丐，寻觅倒卧路旁将死未绝之人，拉至土坑内，刮其臂肉，上架泥锅，窃棺板为柴，杂以砻糠，群聚大咀，日以为常。②

大旱、大水、大饥、大疫、人相食，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历史中高频出现。

这是记载在史书和地方志里面的，并且能记的都是有代表性的、大规模的，消失在人们记忆中的才是海底之冰山。穷则思变。山东好汉两条路，上梁山，下关东。

二

施耐庵让梁山好汉们万古流芳，影响着世世代代的山东人。位于鲁西南的梁山像一尊塑像，雕刻的是齐鲁之地剽悍的民风。

这里有挥之不去的穷困，也有为数众多的青壮年，被现实所逼迫，落草为寇，上山为匪。土匪当中不乏杀富济贫者，也有为数众多的拦路抢劫之人。

等高粱长到两米多高的时候，土匪的活动旺季也到了。他们潜伏在沿途的高粱地里，拦劫过往行人，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收敛。财主们在家宅之外树高墙，高墙之外再挖深沟，层层防护，外出时则带上火枪或长矛，几乎所有值钱的交易都在武装保卫下进行。③

土匪们自有一套规矩，自己村子的不抢，专门抢外村的，有时也跨省劫掠。

他们为匪以前就知道，为畅通升官之道，大多官员都与上级联系紧密，而与其同级的官员则明争暗斗，互为对手。跨界抢掠实是聪明之举。

等到了秋冬季节，土匪们才回到自己的老窝。回到自己破落的房子里，或是干脆住到土娼和烟馆里。他们手里的赃物贱卖给富人，富人替他们掩护并当耳目。

穷苦人听闻土匪之乐，总要生出几分羡慕，加入土匪。这份乐也只能是过了今天没明天。

曹州知县毓贤为他们准备的是打杖条、打板子、轧杠子、跑铁链子、跪铁蒺藜、站铁鏊、气蛤蟆（令受刑者仰卧，用杠子砸腹部）、木笼。

衙门前有木笼十二架，木笼里面布满铁钉，脚下有两块砖。人吊在里面不能转身，也不能松劲儿，一旦放松，脚落到砖上，肉马上就抽掉一条，要是稍一转身，身上就被铁钉刮的鲜血淋漓。惨死在木笼内的人几乎天天都有。

毓贤搜捉土匪经常不分清红皂白，村子里有土匪的，整个村都要遭殃；一家有土匪的，整家人都活不成。他创下的纪录是三个月杀两千余人。杀人越多，他官也升得越快，一时成为官场当中的屠户，惯称他曹州屠夫。①

尽管方法残忍，也是治标不治本，没有任何资料中有剿匪成功的记录。民之恨兵，甚于恨贼。②

剿匪的命令一下达，官兵不分青红皂白，闯入家门逮人，百姓惊恐万状。这时有什么人说愿意帮助和保护他们，无异于天神驾临。

运河经过的地方的农民经常被征调去做苦力，疏浚运河，为贡船拉纤，装卸贡米。裸露的漆黑脊背，瘦骨嶙峋，他们的身体倾至九十度以下，双脚用力抓住岸上的软泥，拉动巨大的货船，扛起石块，像牲畜一样劳作，没有一丝怨言。只有回到家中，面对饥饿的妻儿时，他们才需要拿出最大的勇气。

中国人有分家的习惯，随着子孙的增多所分得的土地也越来越少。过密的人口阻塞了平原用来蓄水的沼泽地和排水的河床，使得上游的村庄遭受涝灾和周期性河水泛滥，整个地区渐渐地衰落了下去。

1919年，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人口占全国的21.85%，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89.51人、143.19人、215.77人。③一户农民有十垧地、两个儿子，儿子长大成家，要各分四垧地，留二垧祖地赡养二老，两个儿子各生两个儿子，这户农民的第三代成家后各为一垧半地，第四代就是六亩，第五代是二亩左右。倘若一家是四口人，二亩地无法温饱，会因为生老病死而负债，债务无法还清，只得将仅有的耕地抵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