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雪高原的火焰
作者: 陈晓雷我站在山冈上细看,野草根部刚刚发绿,贴着地皮的枯草下,已生出淡淡的春绿色,唯有光秃秃山坡上浅粉色的野杏花怒放着挂满枝头,那是内蒙古高原融雪后的火焰。
姥姥和高原香酱
我自儿时养成了爱吃酱的生活习惯。
若不能日食次酱,即像全天未进粒米,胃里空荡荡,精神无着落,似有拽着自己的头发打秋千的感觉。这嗜好始于何时,是谁为我养成?想来思去,我的结论是:这是清贫的大兴安岭童年生活,和会做一手好酱的姥姥赋予我的独特馈赠,蘸酱吃菜,就酱下饭,已成为我的饮食习惯,酱不仅是我不能舍弃的美食,而且早已成为我精神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我五岁记事,那是1964年。姥姥那时刚好四十七岁,身材直而瘦,用现在的时髦话叫苗条俊秀,她的眼睛像苍蓝夜幕的钩月,所不同的是天上一个月亮,姥姥却有两只月眼,这双弯弯的月眼,像黑夜的烛光,像冬日的炭火,像春日的阳光,更像秋日的天空……在我们心里,她的月眼有时是吸铁石,是指挥官,我们这群躁动的淘小子,只要对视她,立刻变得乖顺、平静了,她让我们感到周围的人们那样可爱,世界那样美好。
姥姥响亮、硬朗的声音,从她薄薄的双唇里发出,我感到好奇,伸出小手去抚摸那张好看的嘴,此时在炕桌旁挑拣黄豆的姥姥,边躲边说,小捣蛋鬼儿,抓我的嘴干啥?帮我干活,帮我挑黄豆,姥姥给你做大酱吃……怪了,我这虎狼年龄的男孩,竟被姥姥的声音打动,平生首次干活,即是为姥姥做大酱挑黄豆。记忆中,从大兴安岭飘雪花的十一月起,我家每年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姥姥为全家做大酱这档子事。那年月,大兴安岭人冬天没有鲜蔬菜吃,主菜只有土豆和冻卜留克,总吃这两样菜,枯燥不堪,味同嚼蜡(时过30多年我仍对土豆心有余悸,虽然它养育了我)。在长达五个月的冬天里,土豆就成了粮食少、子女多的家庭的主食了,上顿下顿吃它,孩子们的胃受了伤,在外玩着玩着,嘴里常常涌吐酸水!那个粮食缺乏的年代,没有别的可吃,我们不吃土豆吃什么呢?这时,姥姥的大酱帮助了我们,只要蘸着油汪汪的大酱、什么难吃的东西,我们都能咽下去,煳土豆,煳卜留克蘸酱吃,甚至连煮过的干白菜叶子、卜留克缨子、大萝卜缨子,童年尚不锋利的牙齿嚼不碎,咬不烂的东西,只要蘸大酱吃,我们就能一并咽到肚里去,并让其培养出足够的热量,来供我们长身体的需要。
现在想来,好像什么东西都吃得够,惟独吃姥姥做得的大酱、盘酱,吃了二十年却不曾吃够过。
每到做酱时节,姥姥的热情就爆发出来了,满屋回荡着她的笑语,左邻右舍皆能听到其说笑声,她身轻如燕,一会儿屋里,一会儿厨房,一会儿院外地忙个不停。此刻,她的那双月眼,流光溢彩,生机勃然,充盈着不尽的激情、慈爱、善良……姥姥做酱是极讲究工序的,首先要把原料黄豆中的土坷垃、沙石子、瘪干坏的劣豆和杂豆挑筛出来,保证粒粒饱满的干黄豆足够三四十斤。这堆大小相同、光滑匀整的黄豆,个个像底气十足的兵士,只待将军一声令下,即可赴汤蹈火。第二道工序是把洗净灰土的黄豆倒进大盆,加温水泡上两天两夜,让豆子涨得比原来大至少三四倍。第三道工序,把泡涨大的黄豆放进大灶锅里,用洋铁井压出喷着花儿的纯净瓦凉的地下水,添加至大半锅,即开始煳煮黄豆了。砖炉灶里的木柴,需均匀添加,保持火势平稳,不紧不慢地燃着,豆子在锅里有滋有味地“咕嘟”着,轻吟低唱着,好像千万大岭人的生存之梦不在山冈上,而在这沸腾的大锅灶里烧煮着呢!这升腾的热气和均匀的歌吟,同外面白雪覆盖的酷冬形成极大的反差,屋内热而有声,屋外冷而无声。低矮的平房里因姥姥的忙碌变暖了,煳黄豆的大锅唱着歌儿生发丝丝的热量,室温逐时升高,姥姥鬓角汗珠闪闪,颊挂两片红云,劳作让姥姥变得魅力无穷,精神焕发,光彩照人。开锅后半小时,黄豆慢慢煮热,豆香味儿便飘满屋子,小半天下来,一大锅黄豆被慢慢煳熟了,盛出一小碗儿,加点盐面,加点葱花,拌一拌即成速成小菜儿,吃着极香呢!
第四道工序是碎豆。姥姥挥着菜刀,在面板上一刀一刀地把黄豆剁碎,使其呈微小颗粒状。碎豆的过程一般要持续两天,每年要用干黄豆三四十斤,煳熟的黄豆是干黄豆的三倍大,要把一百多斤的熟黄豆剁碎,其劳动的强度极大,不但费时间,更费力气。为减少过度劳累,保持连续工作,准备工作须十分细致,姥姥先把面板放在屋里的炕上,再把两个大盆放在面板两侧,一个装熟豆,一个装碎豆,她自己则盘腿(她这个功夫很神奇!)坐于炕上,笑意飞扬,一副菩萨的模样,只在她挥刀剁豆时,我才感到这是我慈祥的姥姥,不是画中的神仙,我觉得她的身上有灵光闪动着,灼灼耀目。剁豆的菜刀声“当当”地响了一个短暂的上午,又响了一个悠长的下午,直持续到全家人要上炕睡觉的晚上,姥姥才疲惫地收工,面带倦意,汗痕未干,表情似秋日的原野。
第二天,姥姥高挽袖管儿,把大盆里的碎豆,再揉搓成面团儿样,然后再在面板上,把金黄色的黄豆面团儿,墩摔、夯实,黄豆团儿和面板碰撞,发出叭叭的声响,我故意把小铁盆放在面板一角,随着姥姥墩大酱团儿的动作,小铁盆也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像敲锣一样好听!我在一边看着,高兴得手舞足蹈。姥姥手中的黄豆面团儿在一片音乐伴奏中,神奇地变成了两块砖大小的大酱块儿,重量足有二三斤。姥姥先把这十几块大酱块在窗台上晾晒半天后,再用粗糙的白纸将其包得方方正正,放在离天棚最近的吊板上。尽管大兴安岭的冬日雪大天冷,而我家低矮小砖房里,那大面火墙火炕发出的热量,使我们犹如整天被太阳烤着的感觉,而悬挂在棚顶处的大酱块儿,也在接受这种高热的洗礼,在经过慢慢四个月的发酵风干后,它们就该走出小屋见太阳,接受大兴安岭的风华雨露。孕化香酱的日子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姥姥做的酱,是北方豆酱的两个品种:一种叫大酱,另一种叫盘酱,做起来也是两道工序。两种做好的酱,在色彩和味道上是有区别的,前一种色泽呈土黄色,吃在嘴里味儿道清纯、原生态,像无伴奏的民歌。后一种色泽咖啡色,油香味儿十足,含在口中,润嗓壮喉,细品有股难以形容的回香,像山背后传来的山歌,绵长悠远,回味无穷。
每次,姥姥在做一大缸大酱的同时,还要做一小坛儿盘酱,这是姥姥不为外人所知的绝活儿。我注意到,我们家的饭桌上,从不缺少大酱,可姥姥的盘酱却从不轻易端上桌,只有家里来了亲朋好友,姥姥才把一小碟盘酱,郑重地摆放于桌子中央,那油汪汪的咖啡色的盘酱,香味儿直冲客人的鼻子,诱得亲朋忍不住,先以筷子头蘸酱入口,顿时爆发一阵赞叹:呵!这么香!这是什么酱?
是盘酱。平时姥姥的声音脆生响亮,这时却变得平静低音了。
客人又问,是哪儿买的?
姥姥笑答,是我自己做的。
客人又赞,真香啊!
姥姥说:香就多吃点。她平静的语调背后,掩映着一种巨大的喜悦和自豪。我看得出,每到此刻,姥姥眼望着小碟盘酱的神情,充满温馨和诗意,像微风拂过山野,拂过草原,拂过湖面一样温暖、恬淡。
姥姥做盘酱的方法,多与做大酱的工序相同,但我确信一定还有许多属于她独创的诀窍,这是被盘酱独特的香味儿证明了的。成年后,我对自己的记忆全程“搜索”,发现一个环节极为重要,认定盘酱的异香味儿就来自这道工序,即泡黄豆前,把干黄豆在砖炉灶木柴火烧热的大铁锅里不急不躁地炒匀炒熟,淡黄色的豆子变成无数的微型“花瓣足球”,或像京戏中无数的花脸,这时,普通的黄豆似乎立即生发了新元素、新生命,个个大有争相表演的气势!
姥姥熠熠闪动的双月眼,看着这些炒热炒好的花瓣豆子,喜欢得就像个小姑娘,不时地抓起几个滚烫的花瓣豆儿,俏皮地扔进嘴里嚼着,还把几粒豆儿塞进我嘴里问:嚼嚼香不?
我快嚼快答:香!
她笑容堆上眼角,神秘自信地说:等吃我的盘酱吧,更香!
我只顾一把一把地抓着炒熟的黄豆往嘴里塞,“嘎嘣嘎嘣”大嚼着,根本没听她后面的话。
姥姥大叫:小现世宝,快停手,你把炒熟的豆子都嚼吃了,我拿什么做盘酱!
我不听劝阻,连忙抓几把豆子往口袋塞!姥姥急了,一边挡我的手,一边喊:吃这么多豆儿,晚上要涨肚的!
我仍不罢手,直到姥姥用围裙抽打,我才嘿嘿地坏笑着逃走,看着踮着小脚追不上我的姥姥,做着鬼脸,连跑连吃,到河边,颇痛快地趴下喝了一肚子甘河的凉水。
晚上,睡在滚烫的热炕上,不到半夜,我肚子即咕咕叫,好像有股压力十足的气儿,在我肚子里东跑西颠,上蹿下跳,实在难受,我拉被子盖上头,咬着牙与它抗争,把自己闷出了一头大汗!后来,又感到肚子里的气体变成了狂奔的足球,直飞对方球门,我似乎是被逼急了的守门员,越缺乏信心,越发抑制不住自己,终于,一个响屁犹如夏夜的一声雷鸣,几乎把全家人都震醒。我身边的达弟,捏着鼻子喊,臭死啦!臭死啦!妈妈说,这孩子是不是吃撑着了?姥姥伸手摸摸我圆鼓鼓的肚子说,快起来,尿泡尿,能轻松些……话音未落,我的一个连环屁鸣响而出!姥姥长叹一声,跟妈妈耳语,我知道她们在说什么,装睡不语。后半夜,我偷偷去撒尿,故意把里屋的门留条缝儿,好让我的臭屁味儿快点跑出去。
高原的太阳发出热量的时节,山岭上厚厚的白雪渐渐融化,湿润的山地中散发着腐质土冲鼻的土香味儿。阳光把山野的潮湿慢慢赶走,大地一夜间活起来了,河边的柳树,像羞红脸的姑娘,山坡的达达香,像出嫁的新娘匆匆绽放。不经意间,落叶松、白桦树、黑柞树的枝干也吐出翠绿的嫩芽儿,像飞满山岭的萤火虫。大岭上刮进第一丝春风,千山万岳干爽起来的时节,姥姥的大酱块儿在屋顶睡足四个月后,即第二年的五月初,漫长的风干发酵期结束了,此时我家满屋弥漫着苦艾草的味道儿,这味道儿传递着全家人的热望,传递着姥姥一个等待许久的喜讯,这些日子,她脸上闪着超常的光彩,双眼笑眯眯的弯成了好看的月牙儿。当我父亲把木窗框上的牛皮纸封条拆下,清扫双层玻璃间保暖揎放的锯沫子,打开封闭了一冬天的窗子,岭风儿忽地涌进来,满屋暖风荡漾时,姥姥的一双小脚,颤巍巍地站在木凳上,把高悬于屋顶的一排大酱块儿,一块一块地拿下来,这时的酱块儿水分已消减三分之二,轻了许多,姥姥把包装纸一层一层拨下,像给初生的婴儿穿衣服般认真精细,酱块儿干瘦的身子着上斑斑点点的灰绿色“毛装”,像个小丑孩儿,而姥姥无一丝厌恶,相反却爱怜有加。她先用净水把酱块儿的“毛装”洗去,再把酱块儿掰碎,变成形状各异的小“石块”,然后把它们装进院子里朝阳的大缸里,把盘酱块儿装进一个小坛子里,再往缸、坛里加适量的盐,加大半温水后,用三层白纱布,把缸口坛口封住。高原朗朗的太阳光直射在酱缸口上,这圆圆的白纱布封着的酱缸口闪闪发光,好像我们家里正培育着一轮朝阳。
干大酱下缸后,外祖母每天早晚坚持两次给大酱缸打耙,这是酿造豆酱的最后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山岭上春夏两季的早晨,三点半山后的天幕就放亮了, 四点多霞光染红东天边和岭上的树梢,近五点时高茎草丛上无数的露珠像千万点小灯笼,一小时后,它们都变成了飘渺的潮气蒸发于山野,融化于崇山大野中。这阳光和地气的融合过程不足三小时,确是天地的大交合,宇宙的大喘气,万物的大吸氧,受益最丰的是生活于此的高原人,而受益最早的却是山里人家,放在院子里的大酱缸。经过一整天的日晒,又经一整夜的发酵,缸里的豆块全散开了,颗粒亦泡涨发大,浮于缸口处的豆块儿拥挤不堪,好像所有豆颗粒都张着嘴儿,急待吸足这高原天地间的灵气,丰富和充盈自己,为山岭的人们储蓄足够的营养。
大概六点的光景,姥姥梳洗完毕,把黑发规范地绾成髻子固定于脑后,踮着小脚,来到院子里太阳下的酱缸边,打开封口布,开始给着急了的酱们打耙。这打酱的耙子,是一块半掌大小,两头宽,中间窄的桦木板(不能用松树板,松脂味破坏酱香),在板中间掏个眼儿,安插一根匀称米长的柞木杆(防腐不烂,不往缸里掉木屑,别的木杆易腐),即成了专用工具——酱耙子。打耙,这事儿看是简单,确是极有讲究的,首先要有固定的人来做这事,心地善良、性格温和、德高望重,是打耙人的首要条件,据说这样的人打耙出来的酱均匀黏稠,色泽油润,味道绵长。而性急的人打耙的酱——苦涩,疲沓的人打耙的酱——味中生臭,多人打耙的酱味儿嘈杂。姥姥打耙的时候,极为端庄、郑重,高挽衣袖,数遍净手后,先用湿毛巾把酱耙上的浮尘擦净,才开始打耙,耙子从缸底往上捣着,上面土灰色的酱被赶走,下面发了一宿的酱被翻到上面,颜色渐变为新鲜的金黄色,随着姥姥的酱耙子画着椭圆型的弧线上下搅动时,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升起来,伴着每天的打耙节奏,这股豆香味儿在逐日变浓变烈……姥姥打耙,每次要持续十五分钟左右,这套程序在太阳落山后,晚霞满天时,还要认认真真地重复一次,从这里可以看出她是个踏踏实实的农妇。在我记忆里,朝霞中打耙的外祖母脸颊红红的,眼睛亮亮的……俨然一个如诗如画的新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