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雪高原的火焰

我站在山冈上细看，野草根部刚刚发绿，贴着地皮的枯草下，已生出淡淡的春绿色，唯有光秃秃山坡上浅粉色的野杏花怒放着挂满枝头，那是内蒙古高原融雪后的火焰。

姥姥和高原香酱

我自儿时养成了爱吃酱的生活习惯。

若不能日食次酱，即像全天未进粒米，胃里空荡荡，精神无着落，似有拽着自己的头发打秋千的感觉。这嗜好始于何时，是谁为我养成？想来思去，我的结论是：这是清贫的大兴安岭童年生活，和会做一手好酱的姥姥赋予我的独特馈赠，蘸酱吃菜，就酱下饭，已成为我的饮食习惯，酱不仅是我不能舍弃的美食，而且早已成为我精神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我五岁记事，那是1964年。姥姥那时刚好四十七岁，身材直而瘦，用现在的时髦话叫苗条俊秀，她的眼睛像苍蓝夜幕的钩月，所不同的是天上一个月亮，姥姥却有两只月眼，这双弯弯的月眼，像黑夜的烛光，像冬日的炭火，像春日的阳光，更像秋日的天空……在我们心里，她的月眼有时是吸铁石，是指挥官，我们这群躁动的淘小子，只要对视她，立刻变得乖顺、平静了，她让我们感到周围的人们那样可爱，世界那样美好。

姥姥响亮、硬朗的声音，从她薄薄的双唇里发出，我感到好奇，伸出小手去抚摸那张好看的嘴，此时在炕桌旁挑拣黄豆的姥姥，边躲边说，小捣蛋鬼儿，抓我的嘴干啥？帮我干活，帮我挑黄豆，姥姥给你做大酱吃……怪了，我这虎狼年龄的男孩，竟被姥姥的声音打动，平生首次干活，即是为姥姥做大酱挑黄豆。记忆中，从大兴安岭飘雪花的十一月起，我家每年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姥姥为全家做大酱这档子事。那年月，大兴安岭人冬天没有鲜蔬菜吃，主菜只有土豆和冻卜留克，总吃这两样菜，枯燥不堪，味同嚼蜡（时过30多年我仍对土豆心有余悸，虽然它养育了我）。在长达五个月的冬天里，土豆就成了粮食少、子女多的家庭的主食了，上顿下顿吃它，孩子们的胃受了伤，在外玩着玩着，嘴里常常涌吐酸水！那个粮食缺乏的年代，没有别的可吃，我们不吃土豆吃什么呢？这时，姥姥的大酱帮助了我们，只要蘸着油汪汪的大酱、什么难吃的东西，我们都能咽下去，煳土豆，煳卜留克蘸酱吃，甚至连煮过的干白菜叶子、卜留克缨子、大萝卜缨子，童年尚不锋利的牙齿嚼不碎，咬不烂的东西，只要蘸大酱吃，我们就能一并咽到肚里去，并让其培养出足够的热量，来供我们长身体的需要。

现在想来，好像什么东西都吃得够，惟独吃姥姥做得的大酱、盘酱，吃了二十年却不曾吃够过。

每到做酱时节，姥姥的热情就爆发出来了，满屋回荡着她的笑语，左邻右舍皆能听到其说笑声，她身轻如燕，一会儿屋里，一会儿厨房，一会儿院外地忙个不停。此刻，她的那双月眼，流光溢彩，生机勃然，充盈着不尽的激情、慈爱、善良……姥姥做酱是极讲究工序的，首先要把原料黄豆中的土坷垃、沙石子、瘪干坏的劣豆和杂豆挑筛出来，保证粒粒饱满的干黄豆足够三四十斤。这堆大小相同、光滑匀整的黄豆，个个像底气十足的兵士，只待将军一声令下，即可赴汤蹈火。第二道工序是把洗净灰土的黄豆倒进大盆，加温水泡上两天两夜，让豆子涨得比原来大至少三四倍。第三道工序，把泡涨大的黄豆放进大灶锅里，用洋铁井压出喷着花儿的纯净瓦凉的地下水，添加至大半锅，即开始煳煮黄豆了。砖炉灶里的木柴，需均匀添加，保持火势平稳，不紧不慢地燃着，豆子在锅里有滋有味地“咕嘟”着，轻吟低唱着，好像千万大岭人的生存之梦不在山冈上，而在这沸腾的大锅灶里烧煮着呢！这升腾的热气和均匀的歌吟，同外面白雪覆盖的酷冬形成极大的反差，屋内热而有声，屋外冷而无声。低矮的平房里因姥姥的忙碌变暖了，煳黄豆的大锅唱着歌儿生发丝丝的热量，室温逐时升高，姥姥鬓角汗珠闪闪，颊挂两片红云，劳作让姥姥变得魅力无穷，精神焕发，光彩照人。开锅后半小时，黄豆慢慢煮热，豆香味儿便飘满屋子，小半天下来，一大锅黄豆被慢慢煳熟了，盛出一小碗儿，加点盐面，加点葱花，拌一拌即成速成小菜儿，吃着极香呢！

第四道工序是碎豆。姥姥挥着菜刀，在面板上一刀一刀地把黄豆剁碎，使其呈微小颗粒状。碎豆的过程一般要持续两天，每年要用干黄豆三四十斤，煳熟的黄豆是干黄豆的三倍大，要把一百多斤的熟黄豆剁碎，其劳动的强度极大，不但费时间，更费力气。为减少过度劳累，保持连续工作，准备工作须十分细致，姥姥先把面板放在屋里的炕上，再把两个大盆放在面板两侧，一个装熟豆，一个装碎豆，她自己则盘腿（她这个功夫很神奇！）坐于炕上，笑意飞扬，一副菩萨的模样，只在她挥刀剁豆时，我才感到这是我慈祥的姥姥，不是画中的神仙，我觉得她的身上有灵光闪动着，灼灼耀目。剁豆的菜刀声“当当”地响了一个短暂的上午，又响了一个悠长的下午，直持续到全家人要上炕睡觉的晚上，姥姥才疲惫地收工，面带倦意，汗痕未干，表情似秋日的原野。

第二天，姥姥高挽袖管儿，把大盆里的碎豆，再揉搓成面团儿样，然后再在面板上，把金黄色的黄豆面团儿，墩摔、夯实，黄豆团儿和面板碰撞，发出叭叭的声响，我故意把小铁盆放在面板一角，随着姥姥墩大酱团儿的动作，小铁盆也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像敲锣一样好听！我在一边看着，高兴得手舞足蹈。姥姥手中的黄豆面团儿在一片音乐伴奏中，神奇地变成了两块砖大小的大酱块儿，重量足有二三斤。姥姥先把这十几块大酱块在窗台上晾晒半天后，再用粗糙的白纸将其包得方方正正，放在离天棚最近的吊板上。尽管大兴安岭的冬日雪大天冷，而我家低矮小砖房里，那大面火墙火炕发出的热量，使我们犹如整天被太阳烤着的感觉，而悬挂在棚顶处的大酱块儿，也在接受这种高热的洗礼，在经过慢慢四个月的发酵风干后，它们就该走出小屋见太阳，接受大兴安岭的风华雨露。孕化香酱的日子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姥姥做的酱，是北方豆酱的两个品种：一种叫大酱，另一种叫盘酱，做起来也是两道工序。两种做好的酱，在色彩和味道上是有区别的，前一种色泽呈土黄色，吃在嘴里味儿道清纯、原生态，像无伴奏的民歌。后一种色泽咖啡色，油香味儿十足，含在口中，润嗓壮喉，细品有股难以形容的回香，像山背后传来的山歌，绵长悠远，回味无穷。

每次，姥姥在做一大缸大酱的同时，还要做一小坛儿盘酱，这是姥姥不为外人所知的绝活儿。我注意到，我们家的饭桌上，从不缺少大酱，可姥姥的盘酱却从不轻易端上桌，只有家里来了亲朋好友，姥姥才把一小碟盘酱，郑重地摆放于桌子中央，那油汪汪的咖啡色的盘酱，香味儿直冲客人的鼻子，诱得亲朋忍不住，先以筷子头蘸酱入口，顿时爆发一阵赞叹：呵！这么香！这是什么酱？

是盘酱。平时姥姥的声音脆生响亮，这时却变得平静低音了。

客人又问，是哪儿买的？

姥姥笑答，是我自己做的。

客人又赞，真香啊！

姥姥说：香就多吃点。她平静的语调背后，掩映着一种巨大的喜悦和自豪。我看得出，每到此刻，姥姥眼望着小碟盘酱的神情，充满温馨和诗意，像微风拂过山野，拂过草原，拂过湖面一样温暖、恬淡。

姥姥做盘酱的方法，多与做大酱的工序相同，但我确信一定还有许多属于她独创的诀窍，这是被盘酱独特的香味儿证明了的。成年后，我对自己的记忆全程“搜索”，发现一个环节极为重要，认定盘酱的异香味儿就来自这道工序，即泡黄豆前，把干黄豆在砖炉灶木柴火烧热的大铁锅里不急不躁地炒匀炒熟，淡黄色的豆子变成无数的微型“花瓣足球”，或像京戏中无数的花脸，这时，普通的黄豆似乎立即生发了新元素、新生命，个个大有争相表演的气势！

姥姥熠熠闪动的双月眼，看着这些炒热炒好的花瓣豆子，喜欢得就像个小姑娘，不时地抓起几个滚烫的花瓣豆儿，俏皮地扔进嘴里嚼着，还把几粒豆儿塞进我嘴里问：嚼嚼香不？

我快嚼快答：香！

她笑容堆上眼角，神秘自信地说：等吃我的盘酱吧，更香！

我只顾一把一把地抓着炒熟的黄豆往嘴里塞，“嘎嘣嘎嘣”大嚼着，根本没听她后面的话。

姥姥大叫：小现世宝，快停手，你把炒熟的豆子都嚼吃了，我拿什么做盘酱！

我不听劝阻，连忙抓几把豆子往口袋塞！姥姥急了，一边挡我的手，一边喊：吃这么多豆儿，晚上要涨肚的！

我仍不罢手，直到姥姥用围裙抽打，我才嘿嘿地坏笑着逃走，看着踮着小脚追不上我的姥姥，做着鬼脸，连跑连吃，到河边，颇痛快地趴下喝了一肚子甘河的凉水。

晚上，睡在滚烫的热炕上，不到半夜，我肚子即咕咕叫，好像有股压力十足的气儿，在我肚子里东跑西颠，上蹿下跳，实在难受，我拉被子盖上头，咬着牙与它抗争，把自己闷出了一头大汗！后来，又感到肚子里的气体变成了狂奔的足球，直飞对方球门，我似乎是被逼急了的守门员，越缺乏信心，越发抑制不住自己，终于，一个响屁犹如夏夜的一声雷鸣，几乎把全家人都震醒。我身边的达弟，捏着鼻子喊，臭死啦！臭死啦！妈妈说，这孩子是不是吃撑着了？姥姥伸手摸摸我圆鼓鼓的肚子说，快起来，尿泡尿，能轻松些……话音未落，我的一个连环屁鸣响而出！姥姥长叹一声，跟妈妈耳语，我知道她们在说什么，装睡不语。后半夜，我偷偷去撒尿，故意把里屋的门留条缝儿，好让我的臭屁味儿快点跑出去。

高原的太阳发出热量的时节，山岭上厚厚的白雪渐渐融化，湿润的山地中散发着腐质土冲鼻的土香味儿。阳光把山野的潮湿慢慢赶走，大地一夜间活起来了，河边的柳树，像羞红脸的姑娘，山坡的达达香，像出嫁的新娘匆匆绽放。不经意间，落叶松、白桦树、黑柞树的枝干也吐出翠绿的嫩芽儿，像飞满山岭的萤火虫。大岭上刮进第一丝春风，千山万岳干爽起来的时节，姥姥的大酱块儿在屋顶睡足四个月后，即第二年的五月初，漫长的风干发酵期结束了，此时我家满屋弥漫着苦艾草的味道儿，这味道儿传递着全家人的热望，传递着姥姥一个等待许久的喜讯，这些日子，她脸上闪着超常的光彩，双眼笑眯眯的弯成了好看的月牙儿。当我父亲把木窗框上的牛皮纸封条拆下，清扫双层玻璃间保暖揎放的锯沫子，打开封闭了一冬天的窗子，岭风儿忽地涌进来，满屋暖风荡漾时，姥姥的一双小脚，颤巍巍地站在木凳上，把高悬于屋顶的一排大酱块儿，一块一块地拿下来，这时的酱块儿水分已消减三分之二，轻了许多，姥姥把包装纸一层一层拨下，像给初生的婴儿穿衣服般认真精细，酱块儿干瘦的身子着上斑斑点点的灰绿色“毛装”，像个小丑孩儿，而姥姥无一丝厌恶，相反却爱怜有加。她先用净水把酱块儿的“毛装”洗去，再把酱块儿掰碎，变成形状各异的小“石块”，然后把它们装进院子里朝阳的大缸里，把盘酱块儿装进一个小坛子里，再往缸、坛里加适量的盐，加大半温水后，用三层白纱布，把缸口坛口封住。高原朗朗的太阳光直射在酱缸口上，这圆圆的白纱布封着的酱缸口闪闪发光，好像我们家里正培育着一轮朝阳。

干大酱下缸后，外祖母每天早晚坚持两次给大酱缸打耙，这是酿造豆酱的最后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山岭上春夏两季的早晨，三点半山后的天幕就放亮了， 四点多霞光染红东天边和岭上的树梢，近五点时高茎草丛上无数的露珠像千万点小灯笼，一小时后，它们都变成了飘渺的潮气蒸发于山野，融化于崇山大野中。这阳光和地气的融合过程不足三小时，确是天地的大交合，宇宙的大喘气，万物的大吸氧，受益最丰的是生活于此的高原人，而受益最早的却是山里人家，放在院子里的大酱缸。经过一整天的日晒，又经一整夜的发酵，缸里的豆块全散开了，颗粒亦泡涨发大，浮于缸口处的豆块儿拥挤不堪，好像所有豆颗粒都张着嘴儿，急待吸足这高原天地间的灵气，丰富和充盈自己，为山岭的人们储蓄足够的营养。

大概六点的光景，姥姥梳洗完毕，把黑发规范地绾成髻子固定于脑后，踮着小脚，来到院子里太阳下的酱缸边，打开封口布，开始给着急了的酱们打耙。这打酱的耙子，是一块半掌大小，两头宽，中间窄的桦木板（不能用松树板，松脂味破坏酱香），在板中间掏个眼儿，安插一根匀称米长的柞木杆（防腐不烂，不往缸里掉木屑，别的木杆易腐），即成了专用工具——酱耙子。打耙，这事儿看是简单，确是极有讲究的，首先要有固定的人来做这事，心地善良、性格温和、德高望重，是打耙人的首要条件，据说这样的人打耙出来的酱均匀黏稠，色泽油润，味道绵长。而性急的人打耙的酱——苦涩，疲沓的人打耙的酱——味中生臭，多人打耙的酱味儿嘈杂。姥姥打耙的时候，极为端庄、郑重，高挽衣袖，数遍净手后，先用湿毛巾把酱耙上的浮尘擦净，才开始打耙，耙子从缸底往上捣着，上面土灰色的酱被赶走，下面发了一宿的酱被翻到上面，颜色渐变为新鲜的金黄色，随着姥姥的酱耙子画着椭圆型的弧线上下搅动时，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升起来，伴着每天的打耙节奏，这股豆香味儿在逐日变浓变烈……姥姥打耙，每次要持续十五分钟左右，这套程序在太阳落山后，晚霞满天时，还要认认真真地重复一次，从这里可以看出她是个踏踏实实的农妇。在我记忆里，朝霞中打耙的外祖母脸颊红红的，眼睛亮亮的……俨然一个如诗如画的新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