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与奠基

认识西北大学

在中国地域鄙视链中，西北地区应该是处于最末端的。

西北，文字背后的印象和直觉是干旱、荒凉、闭塞、贫穷，以及落后、愚昧、粗鲁。

以“西北”命名的西北大学就饱受其苦。在资源争取和科技竞争中，经常被轻视、轻慢，甚至被歧视。西北大学的成果常常引起狐疑和疑惑，就像王建新教授所开展的中亚考古，不时会有人问：“是西北大学的吗？”这所大学的教师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在介绍自己时不得不加上一句，“我来自西安西北大学，王岐山、贾平凹、张维迎是我们的校友”。

其实，西北大学品格高贵，实力不俗。

西北大学是国家“211工程”建设院校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院校，到现在一共走出了29位两院院士、4位哲学社会学学部委员。地质学位居全国前列，一个系就有四名院士。考古学与北京大学考古学并列第一。不到2000人的专任教师队伍每年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40项左右，国家社科基金30项左右，立项数始终位居全国高校40名前后。

西北大学“地源于陕，学源于京”。“陕源”出自陕西大学堂，“京源”来自抗战时期京津地区四校一院内迁至陕西所组建的西北联合大学。无论“陕源”还是“京源”都孕育在国难当头之时。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作为都城，北京城短短四十年内已经两次被西方列强所攻破。上次是1860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纵火焚烧了圆明园，“万园之园”的皇家苑囿化为一片废墟。咸丰皇帝“北狩”热河，慈禧当年是咸丰皇帝的懿贵妃，也伴驾随行。而这次则是慈禧携带光绪皇帝仓皇“西狩”，他们狼狈到要换上老百姓的衣裳。慈禧的两次逃亡，都是胆破心惊弃京而去，第一次是25岁时跟随自己的丈夫，尚有依靠，这一次65岁了还要带着自己的外甥兼侄儿，那位自己扶持上来的傀儡皇帝，一路心情可想而知。但这绝不是慈禧个人的惊恐和羞耻，而是整个中国的奇耻大辱。慈禧一行经过怀来、宣化、太原、霍州，然后渡过黄河于10月6日抵达西安。此时，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已经离开楼兰遗址越过了阿尔金山，正准备前往西藏进行探险，中国内地发生的一切他全然不知。

慈禧到达西安后，驻跸在陕西巡抚衙门内，原址在今西安市北院门，帝国的余晖洒落在破旧的西安城内。第二年年初，两件大事在西安发生。

1901年1月29日，清廷发布“新政上谕”，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开启了所谓“新政改革”。

2月21日正月初二，西安城还沉浸在过年之中，清廷赐死军机大臣赵舒翘。赵舒翘是陕西西安甜水井街人，父母早亡，由叔母抚养成人，1874年中进士，后累官至江苏巡抚。1899年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平民出身的赵舒翘，靠一己之力攀升至朝廷要员，足以说明他的干练与聪慧，他是晚清时代陕西读书人的骄傲和楷模。义和团运动期间赵受胁于同朝大臣刚毅，主张对“拳匪”“因势利导”“抚而用之”。如今八国联军向清廷提出重惩“首祸诸臣”，刚毅已经病故在逃亡路上，赵舒翘成为首当其冲的人物。慈禧想以革职留任应付，结果联军威胁西进步步紧逼，慈禧无奈妥协，改判“交部严处”，又改“斩监候”，再改“斩立决”。正在过年的西安市民一片哗然，聚众上街请愿。慈禧迫于压力，改“斩立决”为“赐令自尽”。正月初三，赵舒翘“吞金及砒霜均未死”，监刑人再三催促，“亲眷以绵纸遍糊其七窍，再灌酒而闷煞”。可惜可怜可叹可恨，一介重臣最终耻死，而且还是在自己的家乡。无论赵舒翘是死于八国联军的死死相逼，还是政治对手利用外力的迫害，但是国家积贫积弱受人凌辱的现状，对西安乃至全陕西人都是一次晴空霹雳般的警醒和刺痛。近代以来的屡次革命，陕西总是走在北方诸省的前列莫不与此相关。而陕西学界所抱守的强国之志也莫不受此刺激。

1901年10月，清廷颁布“兴学诏”，命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开办近代化高等教育。陕西巡抚湖北人李端棻就近上书，在原游艺学塾旧址请办陕西大学堂。游艺学塾是甲午战争后，陕西官方兴办的培养实用人才的学校。1902年1月慈禧和光绪銮驾回京，5月份陕西大学堂开学，首届招生40名，总教习为曾任光禄寺少卿的湖北人屠仁守。

陕西大学堂继承游艺学塾“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的思想，开设外语、历史、地理、体操，以及西方近代数学、物理、军事等课程。其官厅楹联“博古通今适于世用，砥德砺行报以国华”，阐明了办学宗旨，自强救国从一开始就是陕西大学堂的最高追求。邵力子曾任世界史教习，而另一个不得不说的教习是教授数学的日本人足立喜六。足立喜六在工作之余对西安附近的历史遗迹进行了详细考察和实地测量，并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对汉唐帝陵、汉唐长安城及长安附近名胜古迹进行了深入研究，最终撰成《长安史迹研究》一书。此书配有照片171张，插图38幅，研究之细、之工、之专，让人心生忌恨，却也不乏钦佩。这本书至今仍是我国学者研究古代长安的案头参考书。

1905年陕西大学堂更名为陕西高等学堂。辛亥革命爆发后，陕西高等学堂当年的公派留日学生张凤翙发动西安起义，很快占领全城，并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1912年3月，已任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大都督的张凤翙合并陕西高等学堂等五校，创建西北大学，以应西北“现时之建设、将来之建设、外部之防御”。

这一时期的西北大学最大的盛事，莫过于1924年的“暑期学校”。当时署理陕西的是河南军阀刘镇华，他延聘河南人傅铜担任西北大学校长。傅铜曾留学英国，是著名哲学家罗素的学生。傅铜也是梅贻琦的连襟，梅贻琦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24年傅铜联合陕西省教育厅举办“暑期学校”，邀请鲁迅、夏元瑮、蒋廷黻、王桐龄、陈定谟、李济等国内著名学者，以及著名记者孙伏园前来授课，这是陕西近代以来第一次的学术盛宴。鲁迅先生讲授《中国小说史略》，课余经常前往易俗社赏戏，以此消解仲夏的溽热，先生感怀秦腔苍凉悲怆的古老唱腔，为易俗社题词“古调独弹”，并赠予讲学所获的50元现洋。鲁迅先生本来打算创作一部历史小说《杨贵妃》，但当他来到西安之后，才发现西安城已经凋敝不堪，了无大唐的影子，最终放弃了。

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西北大学收束办学，改建为西安中山学院，时任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学校党的书记的邓小平，曾在此兼任授课教师。1928年西安中山学院改为西安中山大学。1930年陕西旱灾严重，这就是给几代陕西人留下惊惧与惶恐的“民国十八年年馑”。1931年西安中山大学在困境之中走到尽头，改为陕西省立高级中学。西北大学的“陕源”到此几近中断。

而现在的西北大学，学科学制以及优良的学术传统均来自“京源”的西北联合大学。

又是一次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京津地区很快被日军占领，许多大学校园成为日军司令部或者兵营。当年的学术圣地和教育殿堂成了侵略者的魔窟，偌大的京津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为了保存中国高等教育力量，赓续中华民族文明，民国政府于当年9月下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0月，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根据民国政府教育部训令也西迁来陕，参与组建西安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后来迁至云南昆明，成立了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合大学。而西安临时大学后来迁至陕西汉中，成立了西北联合大学，这就是现在的西北大学的前身。北平大学溯源至1902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速成科仕学馆，这是西北大学“京源”的最早源头。西南联合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是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两大堡垒。

1937年11月1日，西安临时大学正式开学，15日开始上课。此时正值深秋时节，叶落枝枯，西北风夹杂着尘沙吹过街巷，西安已经寒气逼人。而比气候更寒冷的是时局与社会环境。“西安事变”过去不足一年，各种倾轧、斗争和清算还没结束，太原会战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西安城内人心惶惶。但对于全国各地流亡而来的学生，这些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学习热情，相反却更增强了救亡图存的意志和决心。组建西安临时大学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学制与体制并不相同，北平大学是学习法国拿破仑时代帝国大学制的产物，北平师范大学则参照日本学制，而北洋工学院一直效仿德国。所以西安临时大学没有设置校长，由三校校长徐诵明、李烝、李书田和教育部特派员陈剑筱组成常务委员会管理校务。

战时窘迫，加之迁徙仓促，西安临时大学并没有完备的校园整建制接纳所有师生，办学地点分别散落在西安城内三处。第一处在城隍庙庙后街四号，这里是清代留下来的“凤邠盐法道属”官衙，校本部、国文系、历史系、外语系、家政系借地此处。第二处在城墙西南角东北大学校园内，也就是现在的西北大学太白校区，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体育系及工学院寄居于此，校门两侧各挂东北大学和西安临时大学校牌。“九一八事变”之后，位于沈阳的东北大学就开始流亡。1931年9月迁于北京。1936年2月，东北大学随调防至陕西的东北军迁来西安，并在西南城角建设校区。1938年3月，东北大学迁往四川三台。抗战胜利后，东北大学归建沈阳，原西南城角的校区被民国政府划归西北大学使用。这就是为何东北大学校园会建在西北地区的原因。因为国难，西北大学与东北大学才有了时空交集。现在的西北大学校园内，张学良将军修建的大礼堂依然耸立，斑驳的墙壁上似乎还能触摸到当年的体温，高高的穹顶似乎依然回荡着激昂的歌声。西安临时大学的第三个办学地点在今天北大街通济坊，法商学院、医学院、农学院，以及教育系、生物系、地理系在此上课。

西安临时大学历史系，主任由北平大学著名教授许寿裳兼任，教授有李季谷、许重远、陆懋德、谢兆熊，都是些响彻云霄的名字。这些学者大都有海外留学经历，个个都是学富五车、贯通中西的学界翘楚。黄文弼先生此时正在西安，他是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驻西安办事处的委员，也受聘担任历史系讲师。

1938年初，日本逼近潼关。3月16日，西安临时大学迁往陕南汉中，4月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8月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分立而出。国立西北工学院就是今天西北工业大学前身，国立西北农学院就是今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一年之后，1939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将该校原有之师范学院和医学院独立设置，分别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是位于甘肃兰州的现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西北医学院是合并于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西北医学院的前身。国民政府任命胡庶华为西北大学校长，继承西北联大的教学体制，仍为西北地区唯一之大学，而其他院校均为学院。组成西北大学的文、理、法商学院均来自原北平大学的主体文理学院和法商学院。抗战胜利后，西北师范学院一部分回到北京，建成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工学院一部分回到天津，建成天津大学。而北平大学并未复校，现在的西北大学是继承其主体的唯一大学。

西北联合大学为西北地区带来现代化高等教育，使陕西一跃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镇。不仅如此，西北联大也带来一次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革新与涤荡，让西北地区快速融入现代化的洪流之中。而西北联大救亡图存的精神与陕西大学堂自强救国的理念异曲同工，陕西乃至西北地区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根植，是它们最大的贡献。西北大学不仅仅继承了西北联合大学的学科布局，同时也继承了大学堂时代和联大时代烙入灵魂的深沉的爱国精神。这就是西北大学多少年来能够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内在动力和精神基因。

考古“张骞墓”

1938年5月，汉中盆地山黛水碧，蔷薇和海棠如火怒放，油菜快要收割完毕，水田里开始插上秧苗。迁来汉中城固的西安临时大学4月份就更名为西北联合大学了。黄文弼先生被聘为历史系教授，历史系成立了考古委员会，委员有许寿裳、李季谷、陆懋德、黄文弼、何士骥、周国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