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东黑沟

东天山，曾经的中枢

五年来，王建新的团队奔波上万公里，在河西走廊和天山南北调查发掘过近百个遗址。其中拥有石筑高台、石围基址、石结构竖穴墓葬以及岩画等共同文化特征的聚落遗址就多达五十余处。

这些遗址埋藏着什么秘密？它们究竟是不是月氏的文化遗存呢？答案所有人都急欲知晓。

根据规模，这些聚落遗址可以划分为大、中、小三个类型。

铺开一张中国地图，拿红、绿、蓝三种颜色的小别针标示这些遗址的位置，红色代表规模较大的，绿色代表规模中等的，蓝色代表规模较小的。这样，某个神秘文化的空间分布图就展现在了眼前。遗址最为密集的是东天山地区，表明这里是一个核心区域。而且，几乎所有大中型聚落遗址都分布在东天山南北两侧的山前地带，说明这里不仅仅是核心区域，更是某个文化的中枢。马鬃山和河西走廊西部散落着一些小型遗址，它们的向心力都指向东天山。

看着这些遗址分布图，王建新心里感慨万千。每一颗小别针后面，都是一个个鲜活的历史场景，那里曾上演过众多的盛衰之剧，也保存着一群古人生活中的一切，饮食、起居、交往、集会、惩罚、赞扬、崇拜、统治。那些石筑遗迹所散发出的生活气息恍若昨日，端详每一块石头，仿佛还能触摸到当年的体温，聆听到当年的声音。每一个小别针之下，也饱含着所有团队成员的心血和汗水，工作中发生的所有细节如同画幕在脑海中闪过，连同当时的辛劳与煎熬、兴奋与沮丧、欢跃与苦痛。

王建新又十分激动，这些遗址的时间跨度大概介于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年之间，从新石器晚期、青铜时期一直延伸至铁器时期，相当于中原商周时代至西汉前期。当中原的历史已经在各种史籍中被绘声绘色地演绎和记述的时候，这里发生的故事仍然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偶尔提及也是寥寥数语，或者干脆就是道听途说，真实样貌和详细情节都逸失在我们的记忆之外。谁也没料到，在寻找月氏文化遗存的过程中，王建新却揭开了秦汉之前新疆东部历史的面纱。当然这也是必须的，因为月氏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时空之中，还原这段历史背景对于研究月氏必不可少。

岳公台—西黑沟遗址，大型遗址的代表。“大”的含义不仅仅指规模，而且在于它的规格和地位。与岳公台—西黑沟遗址并驾齐驱的是位于东天山东端南侧的乌拉台遗址，川流不息的乌拉台河水从遗址中间穿过，这里水源充足，植被茂盛，东西北三面环山，避风向阳，是越冬的好地方。和岳公台—西黑沟一样，乌拉台遗址也有大型的石筑高台，或许用于祭祀和崇拜，堆砌它们的不仅仅是一块块石头，还有虔诚、祈望、祝福和祷告，整个高台质朴得近乎简陋，但仍然散发着威严、神秘，甚至惊悚的气息。除了石筑高台还有数座大型石围基址，整齐的石垒围墙，防风保暖，穹顶覆盖的是木构屋顶或者旃帐。最大的一间近六十平方米，足够容纳几十人议事、宴饮，地面上残留的灰烬遗痕，瞬间让人置身现场，一群剽悍男人的脸庞闪烁在跳跃的火光之中，黑越越的身影像山一样占据了所有墙壁，雄性荷尔蒙、酒精和烟熏味道充斥在每一条墙缝之中。墙壁间好像还回荡着威严的口谕和严厉的呵斥，或者还有发自肺腑的忠谏，魂飞魄散的求饶，豪放的大笑和醉意的呢喃。在石筑高台和大型石围基址周围群星拱月般的围拢着普通的石围基址，空间距离的远近显示着亲疏关系和身份层级。乌拉台遗址也有岩画，题材与画法与岳公台—西黑沟相近。

当时，王建新他们推测，岳公台—西黑沟遗址和乌拉台遗址应该是某个游牧集团的夏季王庭和冬季王庭，是政治和宗教的中枢。

中型遗址中，最典型的是寒气沟遗址和阔拉遗址。寒气沟遗址也在东天山北麓，岳公台—西黑沟遗址地处巴里坤县城西南3公里处，而寒气沟遗址则位于巴里坤县城东边五六十公里开外。阔拉遗址则位于更东的伊吾县盐池乡。这两个遗址也均有石筑高台和石围基址，有墓葬和岩画，只是数量少了很多，规模小了很多，而且都建造在山脉北麓高爽通风的地带，应该是夏季牧场的聚落。

调查队推测，这很可能是一个游牧氏族或者部落的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所在地，氏族贵族或部落首领虽然不直接参与生产活动，但为了管理方便并从安全角度考虑，冬夏两季也要随着大多数牧民的转场而迁徙。在冬季营地需要有氏族或部落的中心，在夏季牧场同样也需要有这样的中心。

小型遗址数量最多，分布最广。散落在东天山、马鬃山以及河西走廊西端各处。在避风向阳的山南和山谷里，河溪之畔或者水泉周围，都建有数量不多的石围基址，留下人类生活的遗迹，记录着饮食男女的恬适与忙碌、传宗接代的衰亡与新生。而附近的墓葬和岩画，证明这里除了庸常岁月，也有悲喜，也有愿望，也有遐思与觉悟。

这些小型遗址是家族或者家庭级别的“冬窝子”。夏季的时候，牧民们会随着牲畜转场，住在便于迁徙的帐篷里，年老羸弱者往往会留在“冬窝子”。等到冬季来临，牧民们回到“冬窝子”，宰杀和出售牲畜，减少牲畜数量，这样“冬窝子”附近的草场就可以保证畜群顺利过冬。“冬窝子”对于牧民的意义不仅仅是宿营地、避风港，也是灵魂的归宿和精神的依托，是“家”，是根。

这幅游牧聚落遗址分布图，不但展示着某个游牧集团活动的空间范围，也描述着他们的社会结构和组织方式。他们已经进入阶级社会，有等级之分，有国家机器，他们的王有自己的驻地，依靠宗教和武力维持统治。君王之下是部落首领，部落首领有自己的领地和部众，并向君王宣誓效忠。家族和家庭是游牧人群的细胞，他们以血缘关系联系在一起，组成最基本的生产生活单元。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游牧人群何以在荒漠孤岛中生存？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他们又为何要以东天山为中心呢？

这要从那个历史时期人类的文明形态来解构阐释。

在公元1世纪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人类有三种文明形态逐渐孕育发展成型，那就是以希腊为代表的商业文明，以斯基泰、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文明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农业文明。

商业文明天生倚重于交通运输，按照运输通道的不同，分为水系商业和陆路商业。希腊人和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利用优越的海洋区位，垄断了地中海和黑海沿岸的商业贸易。那时候航海技术还很落后，他们只能沿着海岸线发展航运，所到之处建立商业殖民据点，形成了完备的贸易体系。后来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继承了这一贸易体系。中世纪之后，北欧的维京人沿着第聂伯河、伏尔加河、顿河等大河而下，开始季节性的抢掠与贸易，将黑海的贸易网延伸至欧洲内陆和里海周边。威尼斯人和阿拉伯人分别控制了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海洋贸易，阿拉伯人的足迹除了印度，还远至东南亚和中国沿海。14世纪以后，大明帝国、西班牙、葡萄牙开始创建全球性的航海商贸。再后来的故事，想必大家已经熟知，那就是荷兰、法国和英国等航海大国的崛起。

而欧亚大陆的陆路贸易基本上控制在闪米特人、含米特人、波斯人以及丝绸之路沿线的游牧人群手中，他们做起了东西方转手贸易，赚取了巨额财富。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实际上是在争夺通往东方印度和中国的陆上贸易通道。公元4世纪之后，中亚的粟特人活跃在通往中国的商道上，沿路建立商队聚落据点，打造体系完备的贸易网络。中国王朝赋予他们社区自治权，授予他们首领“萨保”的官职，管理其内部事务和拜火教信仰。

农业文明大概分为三种类型，平原农业、绿洲农业和山地农业。

平原农业依赖于灌溉，更依赖于气候所赋予的水热条件。一如我国长江、黄河、辽河、珠江流域的农业模式，土地宽阔，连片耕作，人口众多，村落密集。广博的生存空间，使居住在这里的人民很早就有机会走向联合建立国家。人民附着在土地上，国家按照地域设置行政区划进行管理，而庞大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所提供的赋税足以供养强大的国家机器。

绿洲农业属于灌溉农业，依靠高山冰雪融水形成的内陆河流提供的水源，在荒漠中开垦耕植。我国的河西走廊，新疆天山南北、塔里木盆地南缘，以及中亚锡尔河、阿姆河流域的农业都属于绿洲农业。绿洲农业由于受水源限制，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始终无法突破，各个绿洲的实力基本均衡，加之地域分散，绿洲之间很难走向联合，他们只能建立力量弱小的绿洲城邦。

山地农业的发展其实非常晚，在我国始于唐朝后期，盛行于宋元明清。特别是明代，番薯和玉米传入之后，山地所产食物足够生养，百姓才开始大规模进山开垦。徐光启在《农政全书》里详细撰述了山地梯田的修造方法。

游牧文明除了我们印象中的大草原游牧之外，还有山地游牧、荒漠游牧和林地牧猎之别。

大草原游牧分布在亚洲北部的蒙古高原上，这里水热条件不适合农作物生长，却是游牧人群的天堂。游牧人群“逐水草而生”，牧民们驱赶牛、马、羊，随季节变化转场迁徙在不同的草场之间，人民并不附着在固定的土地之上。他们的社会结构由部落、氏族、家族构成，各个部落和氏族都有一个模糊的区域空间，有自己的名称、图腾和精神标志。如果某个部落实力强大，武力征服了其他部落，那么草原就会走向联合和统一，所有草原部落均承认征服者的部落名称为共同的名号。与农耕人群的“地域管辖”方式不同，游牧社会的治理方式采用的是“人群管辖”的部落“领有制”。古代游牧人群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就属于这一游牧形态。

荒漠游牧主要集中在中亚和西亚的荒漠和半荒漠地区，依靠泉水和内陆河流形成的草场生存，主要以牧养骆驼为主，人口规模比较小。土库曼人差不多就是这种生活方式。

林地牧猎主要集中在北半球西风带上，这里降雨丰沛，森林密布，草原茂盛。林地牧猎人群主要活动在森林与草原的交织地带，半牧半猎，驯养鹿与马，古代丁零、黠戛斯、女真均属此类。

山地游牧主要集中在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周边地区。这些山地虽然处于荒漠之中，但降雨量较多，适于草场发育。山地的气候和降雨是垂直分布的，海拔1000米至2800米的山坡上是草场和林地，海拔3000米以上是高山草甸和荒漠，海拔3800米以上是冰川。山地牧民们跟草原牧民的放牧形式大相径庭，他们主要活动在山前和山间草原上，山间的牧民根据季节变化随着山势的高低垂直转场，活动空间在平面上并不算大，人口要比草原游牧更为集中，社会组织比草原游牧部落更紧凑更严密。现在推测，月氏、乌孙属于此类人群。

祁连山的山地牧业并不发达，它地处青藏高原的北缘，低于海拔3000米的山谷非常稀少，而海拔3000米之上的山地基本上都是高山荒漠和冰川，不能孕育草场。整个祁连山脉北侧，除了狭小的山丹牧场之外，再无适合游牧的空间，更别提要让一个族群庞大的游牧人群依此生存了。所以，祁连山地历来是游牧文化的边缘而非中心，而河西走廊上的绿洲农业也向来处于从属地位，无论对于游牧文化还是农耕文化而言。

人们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之下形成了不同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不同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孕育了不同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和社会组织模式。不同文明形态及其内部的类型差异，所展现出来的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文化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之别。这是一个更为广阔和深奥的话题，该当另撰别论。

现在，还是让我们跟随王建新的研究步伐，把目光转向古代西北游牧文化。

游牧人群对于农耕人群是高度依赖的，正如它高度依赖贸易一样。

不得不提一下欧洲的情况。欧洲气候宜耕宜牧，游牧与农耕是同一人群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工作分工，这种分工甚至深入到家族和家庭。所以，欧洲的游牧和农耕是同一文化形态之下的不同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