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侣之鹤

一

轻盈、透明、澄澈、变幻……多少年以后，我从北方漫游归来，发现秋云属于北方，夏云属于南方。秋云是和某种辽阔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夏云则不然，它有一种亲密和肉欲的成分，试图拉短距离。夏云是挥手之间，可以触摸到的葛衣或霓裳，是某种情绪的酝酿器，或哭或笑，或喜或悲，或妩媚或阴霾。这是南方最美丽的事物。

我出生的永州，在古长沙国以南，在这里，我见过夏天最漂亮的云彩。这云连绵而去，在相去二百里的衡山，幻化为千百种颜色，如同繁复的经文，在传抄、吟唱。衡山住着一个禅师，号怀让，他有个师兄叫行思，驻锡衡山以东五百里的青原山。怀让弟子道一，俗姓马，往来江西，在南昌创立“洪州禅”，行思弟子希迁，俗姓陈，来到南岳石台结庵，创“石头禅”。江湖数百里之间，禅风之盛，前所未有。我就出生在这慧风禅雨之乡，耳濡目染，与禅结下一生不解之缘。

十岁那年，我突然萌发出家念头，双亲怎么都拦不住。我曾在帖中称自己：“猛利之性，二亲难阻。”尽管父母唉声叹气，但我决心已下，定难回头。我性格中刚狠和要强的一面，既受潇湘大地风习影响，也来自某种难以说清的遗传。家乡永州零陵有大小禅寺十数座，我在离家较近的书堂寺做了小沙弥，法号怀素。父母悲伤，仿佛我是拆骨还父、割肉还母的哪吒，从此了断尘缘。其实，并非完全如此。我选择出家，也许潜意识里受了伯祖父惠融禅师影响，他一手欧阳询体书法几可乱真，在永州名气很大。在我懵懂的意识里，伯祖父就是我未来理想的样子。因此，或许这样说更符合我当时的心意：我出家为假，想当书家为真，而伯祖父为我指出了一条可能的路径。这自然是无法与父母道清的。惠融禅师成为我书法启蒙老师。当我开始获得一些书名，乡里人便以“大小钱师”称呼这一对爷孙俩。

我俗姓钱，曾祖、祖父都曾做过县令。母亲姓刘。我生在一个温馨、平常但并不贫困的书香之家。因而选择出家，并非某些后人臆测的那样，基于家境贫寒的原因，母亲不得已将我托付佛门——毕竟，在我朝，随着国初太宗皇帝制定的国策，利于佛教的发展，甚至寺院经济一度还颇为可观，为生计故，选择出家亦不失为一个选项。

我自认为是个眉清目秀、聪明有灵气的孩子。自读书识字始，晋人陶潜那首诗《四时》，便过目难忘：

春水满四泽，

夏云多奇峰。

秋月扬明晖，

冬岭秀孤松。

我在书堂寺学佛念经之余，抬头仰望天空，夏云多奇峰——这句子便映在天空，如佛家偈语般充满暗示意味。当我名动寰宇，每被人问起师承，便以“夏云奇峰”答之。这绝不是故弄玄虚——与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得书法神采，道理是一样的。

后来陆羽回忆说：“怀素疏放，不拘细行，万缘皆缪，心自得之。”我承认不无道理。我“疏放”“猛利”的性情不符合僧人修行的一般标准，它更靠近一个艺术家人格。所幸这点，我自小就非常清楚。我的理想不仅仅是成为一个伯祖这样的书法家，更是要比肩本乡的书法巨擘——欧阳询。潭州临湘南朝陈黄门侍郎欧阳纥之子欧阳询，书风直接王右军，法度严谨、中宫内收，刚柔并济、端庄典雅。他与虞世南一起在朝廷弘文馆教授书法，成为我朝宗师级人物，并开创出自家书风，学者如潮。

我虽从伯祖那学得欧阳询笔法、字法，但坦率地说，“欧体”并非我理想中的书法形态。我天性充满着烂漫、自由、不羁的因子，它常常导引我离开纸面，将笔毫触及壁墙、器皿、桌椅，只要貌似平整、光滑的地方，都能引起我书写的冲动。我沉醉在柔软笔毫带来无尽挥洒的乐趣中，从那变化莫测的摆动、缠绕、扭曲的线条营造的迷宫里，探索一个难以明之的存在。

草书，如同夏天放牧的云朵，出现在我想象的天空。在我全力探索书法艺术的同时，经禅功力也与日俱增，不仅熟读经典、懂得梵文——甚至达到了能翻译佛经的水准——钱起说我“能翻梵王字”（《送外甥怀素上人归乡侍奉》），但还是不能为书堂寺的和尚们所容忍，于是便回到了家中。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拥有万株芭蕉树，在那阔叶铺排的绿之海里，我像一条自由的鱼，又像一只飞翔的鸟，还像一朵轻盈的云。我在梦中唯一做的事，便是满足无尽的书写欲。幸福几度让我晕厥过去。梦醒以后，立马付诸行动。并非担心家中的纸不足以支撑书写的需要，而是那个绚丽的梦让我着迷，仿佛只要我将美梦变为现实，成为一个人人皆知的书家，便亦水到渠成一样。我在自家屋的四周植满了芭蕉——这时，父亲已经去世，母亲转而成了一个虔诚的居士，吃斋念佛，比我还要精勤。我给自己的住处取了个斋号“绿天庵”。

在光滑的芭蕉叶上书写并非易事，虽然亦有人“自剪芭蕉写佛经”（戴叔伦《赠鹤林上人》），但我明白真正锋利的剑是木剑，非禅家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在芭蕉叶上写字，对笔性的要求很高。有时我在室内，突发写字的欲望，便指掌画地。为此想出一个办法，在木板和木盘上刷上深漆，可以反复书写（墨色随时能洗去），久而久之，柔软的毛笔，如有金刚之力，将木板和木盘给写穿了。经禅和笔翰，两者相辅相成。我在书写中，不断谛悟到禅的玄机，而在参禅之中，又不断获得书写的启示。

伯祖和我接受的佛学，出于六祖慧能的南宗禅。在湖南、江西两地，是他高足行思、怀让禅学传播之域。行思，俗姓刘，其远祖为西汉长沙定王刘发（或楚元王刘交），与我母家远祖一脉同出。当年行思从吉州去广州曹溪参礼六祖惠能。问祖：“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祖曰：“汝曾作什么来？”师曰：“圣谛亦不为。”祖曰：“落何阶级？”师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深为六祖器重。

南宗禅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给佛学带来全新的变化。于是，着衣吃饭，屙屎送尿，无非三昧妙道。甚至，多年后临济宗祖师义玄禅师，为反对偶像崇拜，喊出“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不与物拘，透脱自在！”（《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这样振聋发聩的话来。

我也许向往这种“透脱自在”的境界，甚至开始喝酒吃肉。因为人疏放，不拘细行，又广泛地与酒徒词客交往——以至于被人形容为“一日九醉”，于是，“狂僧”的名号不胫而走。

二

当世人鞠躬作揖，如同佛教徒流连于教义经典，那种外在形式的陈法，无法掩饰空洞的精神实质。祖师慧能是主张舍离文字义解，直澈心源的，这种体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又说：“心量广大，遍周法界，去来自由，心体无滞。”

我喝酒吃肉、无视佛家戒律的举止，以及独特的草书艺术，在湖南七郡——长沙郡、衡阳郡、桂阳郡、零陵郡、连山郡、江华郡、邵阳郡，引起很大的震动。我足迹所到之处，名门大户都以求得我的墨宝为幸事，他们刷白墙壁、拿出好酒，等待我的光临。永州刺史王雝，听说治下出了个这样的人物，高兴地邀我到府衙相见，并为我写下赞诗《怀素上人草书歌》：“我牧此州喜相识，又见草书多慧力。”赞赏之情，溢于言表。对于我书写之速、字态之美，他有过传神的描述：“忽作风驰如电掣，更点飞花兼散雪。寒猿饮水撼枯藤，壮士拔山伸劲铁。”

乾元二年（759年），我二十二岁。诗人李白流放夜郎，途中遇赦，东返经江夏，前往岳州探望旧友，畅游洞庭之后，赴零陵游九嶷山。九嶷山是舜帝葬身之所，诗人登临之后，写下诗篇《悲清秋赋》：“登九疑兮望清川，见三湘之潺湲。水流寒以归海，云横秋而蔽天。”气象极大。那一年李白五十八岁。很快他听说这么一个“狂僧”的存在，自然引起兴趣。诗人气质中是有着强烈“狂”的因子的，于草书，有着格外的偏好。对我这个后辈，他可谓相见恨晚，几天的相处——我愿意说，那是个灿烂的秋日黄昏，在一场不可避免的酒宴后——“十杯五杯不解饮”，我抓起毛笔，去为一个人展现所有的才情，转眼间，笔毫扫尽千张纸。

显然，我的书写，激起诗人强烈共鸣，仿佛出于唱和的需要，他在墙上一挥而就，写下这首《草书歌行》：

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

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

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

笺麻素绢排数厢，宣州石砚墨色光。

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

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

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

怳怳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

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

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

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

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

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

浑脱舞。

一个矛盾在我身上体现。在我的信仰世界里，要通过制止语言，去达到禅的顿悟境界。而在书法艺术上，却渴望借助文字，来对它进行赞美。

李白来到永州，还为了看望被贬为永州司户的卢象。在对待我的态度上，卢象显然与李白是一致的。他为我写下草书歌，有“初疑轻烟淡古松，又似山开万仞峰”之句。

诗人戴叔伦任湖南转运留后，与我数次相见，也留下《怀素上人草书歌》，诗中有诗句：“忽为壮丽就枯涩，龙蛇腾盘兽屹立。驰毫骤墨剧奔驷，满坐失声看不及。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宜。”——将我书写迅疾之状描绘得可谓逼真。国初以来，在太宗皇帝倡导下，王羲之书风笼罩书坛，成为唯一标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将逸少书逐步地陈法化，乃至于形成一种缺少晋人活泼之气的院体。对此风气，张怀瓘曾不满地说：“逸少草有女郎材，无丈夫气，不足贵也。”戴叔伦说我“古法尽能新有余”——他亦工于书法，其书笔画疏瘦婉丽劲疾，我的书法，让他看到了张旭的影子，乃至于张旭草书中所缺乏的禅味，不禁称赞它“始从破体变风姿”。

其后，我又分别拜谒窦冀、鲁牧、朱遥、韦陟等名公，像一只孤鹤，手持法器锡杖，四处游历。“秋毫茧纸常相随”——我的行囊中不缺少笔和纸，为我写下赞诗的名公大家不下三十余人。他们留下“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狂来纸尽势不尽，投笔抗声连叫呼”；“笔下惟看激电流，字成只畏盘龙走”等精彩纷呈的句子，我都一一装在箱箧。

当我有一天，终于对三湘大地的游走感到厌倦，所到之处，家家户户的屏风、墙壁，都如同捕梦者的夜晚一样被我占领，于是，决定“西游上国”，到长安去。我的路线与大多数往南走，去往江西、湖南的僧侣不同，他们踏上南宗禅重镇，亲谒江湖传说的高僧大德，接受他们的耳提面命。我则相反，像一只无侣的孤鹤，逆流北上，去拜访书界名公、目睹前人留下的珍贵书迹。

我获得一个契机，那便是礼部侍郎张谓任潭州刺史。此公清才拔萃，性嗜酒，乐意湖山，与我可谓意气相投。此时我居住在长沙，与他过从甚密，我的草书和狂放不羁的性格，为他所激赏。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与以往不同之处，它以鼓励的眼光来看到那些新异、独特甚至冒犯的新生事物，并把它吸纳进来，成为自己气质的一部分。相当一部分有眼界、胸怀和学养的人物充当了这一潜在的鉴赏家和园丁。张谓正是这样一个人物。如果没有他，或许我之后的书学之路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我在草书《自叙帖》中三次提及他的赏识，可知充满感激。

当张谓奉诏回京，便携我一同北上。任华在《怀素上人草书歌》中直言：“狂僧狂僧，尔虽有绝艺，犹当假良媒。不因礼部张公将尔来，如何声名一旦喧九垓？”此言不虚。

我很快成为京城津津乐道的人物，用“轰动长安”来形容并不为过。按任华的说法是：“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谁不造素屏，谁不涂粉壁。粉壁摇晴光，素屏凝晓霜，待君挥洒兮不可弥忘。骏马迎来坐堂中，金盆盛酒竹叶香。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已后始癫狂。”

我在长安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书名，得见钟繇、二王等前人遗迹，眼界大开，甚至见到了素不谋面的远亲堂叔钱起。钱起吴兴人，以诗名闻天下，为“大历十才子”之首。当我在长安滞留五年，准备回乡时，他为我赋诗送行：

释子吾家宝，神清慧有余。

能翻梵王字，妙尽伯英书。

远鹤无前侣，孤云寄太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