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水

一

某年夏天，我和先生在布拉格小住。房子在伏尔塔瓦河西岸。登上山顶公园，顺台阶下到河畔，河水湍湍地流淌，站在桥上远望，城堡耸立在灰白层云之下，一朵一朵的云从天空浮到桥上，浮过去，掉落到桥下，化作了浮沫，随水流逝……过桥即是老城广场，泰恩教堂黑尖顶的沉默、披檐阴影的青幽、栏杆窗台的明丽，全都坠落在亮白广场上。扬·胡斯塑像披着大麾、耸着肩，顶天立地，一大片黑色鸽影掠过，如风扬起灰烬，万国的人影都在他身边簌簌移动，聚合，散开，如星辰或流沙……环绕这个广场的，有卡夫卡的几处故居，他诞生的“塔楼”，写下《饥饿艺术家》的房子……若是沿河畔行，可一直走到查理大桥。圣约翰·内波穆克主教就在这座桥上被国王扔下河去，如今，他的雕塑立在被扔下去的那个位置，雕像的一角已被游人摸得溜光铮亮。唉！无论怎样平庸的时日，无论如何惊心动魄的人生，都如河水流逝，一去不复返了……

有些天，我们一大早登上山顶公园，那里有个露天餐厅，挑个可俯望伏尔塔瓦河的位置坐下，重读《城堡》和《美国》。上午的河水呈湖蓝，中午转成明绿，成片起伏的红色屋瓦中，不时冒出教堂的乌黑顶子、碧绿顶子，阳光满溢，云影转移，面光的河好似跳跃着无数银鱼。不知何故，即使是大晴天，这个城市也似乎笼罩着一层暗哑雾霭，一层诗性、忧郁的烟蓝。午后，半城年轻人都聚集在山顶公园餐厅，陌生语言在周围嗡嗡作响。我们起身，穿过草地和树林，顺公园小路，一直走到城堡去，走到城堡附近的霍特克维花园，那是卡夫卡经常散步的地方，他常带一本书，坐在树下读。

有一天，从城堡转回来，天已昏暗，河面黑蓝，只剩薄薄一抹夕光染出山下屋瓦的红，路灯也亮了，草地绵延着融进暗黑树林，归林的鸟啾啾叫个不停。我们坐在一棵花树下，紫红花瓣不时落下来，身上椅子到处都是。远处，那个露天餐厅灯火辉煌、人影绰绰……突然，低哑的二胡曲哽咽而出，穿破夜幕，如一个人在倾诉，一句一顿，时而幽咽叹息，时而缠绵悱恻，时而悲怆激越，情绪抑抑扬扬，节奏顿顿挫挫，如河水，在清晨、午后、黄昏，或柔情流淌，或如漩涡回旋，或遇礁石激起浪花。是《江河水》！在异国他乡，听见这支二胡曲，泪水瞬间涌出……斯美塔那结束流亡后，回到故土，磨难、病痛、孤独，没有减少他的爱与激情，他写下《伏尔塔瓦河》，这首深挚、宽广、诗性，沉郁而壮阔的交响诗，是献给二战后他那苦难深重的祖国。在这布拉格晚暮中，伏尔塔瓦河在脚下湍湍地流淌，缠绵哽咽的二胡曲，令我泪水盈眶——在这里，我终究是一个过客，一个漂泊者，一个异乡人。遥远的东方，那里，有我的祖国，我的故乡，我的父亲——

在黑暗花树下，在远处的灯光人影中，遥遥屹立的黑色城堡的上空，好似一片空洞虚无的幻景。我听不见黑暗的河水湍湍地流，《江河水》曲声却潺湲流淌在我的耳边、我的心中。在这二胡曲中，父亲的银白头发，清瘦多斑的面庞，深情温暖的眼睛，骨节嶙峋的手指，全都浮现在我的面前。我分明看见，在那湛蓝星空之下，在涌动起伏的伏尔塔瓦河之上，父亲搬一把凳子，端正坐着，二胡立在他的腿上，他一手扶着琴杆，一手颤动着弓弦，《江河水》曲声，在他的手指颤动间悲怆激越缠绵悱恻地流淌，他的身子随着曲声有节奏地俯仰，好似那起伏的伏尔塔瓦河水……

这首《江河水》，最早描述的是一个女子在新婚丈夫被抓去当劳役后，无助地在河边恸哭，滔滔河水，好似能带走她的哭声，宣泄她的痛苦。后被黄海怀改编为二胡曲，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一场“苦难岁月”中作为配乐，二胡的喑哑、呜咽很能传达曲子的痛苦、凄婉、悲愤而又沉思的情绪，如泣如诉，催人泪下。父亲很喜欢这支曲子，每到内心忧愤不能自已时，就会拉这支曲子。我是听着他拉这支曲子长大的。

回国后，给父亲打电话。当时他听力尚好，只要我给他打电话，总会聊许久，似要将平日没说的话，在电话里一下子说完。我说：“爸爸，想听听你拉《江河水》。”听我说想听他拉二胡，还是他喜欢的曲子，父亲高兴地说：“你等着——”他将电话一搁，接着，好长一段时间，就听见电话线那端，拉凳子的刺耳声，翻动曲谱的窸窸窣窣，转动琴轸调音的吱吱嘎嘎，弓弦擦动琴筒颤出的几个试音，忙了好半天，中间是长长的空白，我耐心等着，知道父亲在酝酿情绪——好一会，一个幽怨、清凉、喑哑的曲句，透过细细的电话线，从父亲那端，传到我这端——

窗外，盛夏，明晃晃的烈日，猫在睡觉，鸟儿也躲起来。清凉、幽暗的二胡声，从电话线那端传过来，像幽暗、深沉的河水，慢慢地席卷过来，淹没了我。

二

寒露才过，山上早早下了霜。天空高远黑蓝，很小几颗星子，闪着钻石的光亮。一弯薄薄下弦月，如镰刀般，锐利，洁白。远山、近树，全都黑魆魆沉默着，收割后霜冻的稻田、茶园、弯曲的公路，泛着模糊的灰白，试图分割黑暗。在远处的黑暗中，闪现一二点灯光，传来一二声狗吠，表明那里有人家，但狗吠和灯光，也很快隐遁进浓黑混沌中。

农场的几排土墙平房，静静站立在天地间，微弱的月光勾勒出模糊影子。黑瓦上落下薄薄一层霜，在弦月下，清寂地泛着白光。鸡们猪们全都进窝了，只有一二只狗，踩着凝霜的泥地，孤单地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家家户户已闭门，几个小小的木窗户，透漏出昏黄灯光。

母亲和我已上床，捂在被子里，隔着蚊帐看父亲走来走去。卧房只有一盏15瓦带铁罩的电灯，薄薄灯光，在房间圈出一小块昏黄。父亲收拾完，闩好木门，倒了杯热开水，捂着搪瓷杯走进卧房。他取下挂在墙壁的二胡，搬了把方凳，对着小木窗坐下。父亲用松香反复擦拭着白色丝弦，一边调节琴轸，一边试拉了几下，直到音调准了，这才端严地坐直了身子，闭眼静默良久……我和母亲等待着……

一个喑哑的乐音颤抖开来，好似一个人长长叹了口气，接着，如怨如诉的乐音，在小小的灰墙锁住的空间回旋、辗转，浓郁得无以化开，似要突破木窗，飞到外面世界。这是《二泉映月》！长大后，我才知道这支曲子的名字，并了解到作曲者阿炳（华彦钧）的生平，也曾去无锡拜访过阿炳故居。父亲拉出的第一个乐句，是《二泉映月》的引子，这一句低低叹息，凝聚着阿炳几十年生涯的长长辛酸。年过半百后，我再听《二泉映月》，体会到更多复杂思绪：随乐句的潮起潮落，主题被反复变奏，传达出悲苦、沉思、骄傲，有时又是逍遥徜徉的情绪，是阿炳的自言自语、自我追问，他将自己对生命的追寻思考凝聚在这支曲子中；我听懂了它的悲苦，也听到它的诗性、沉思、追问；尤其是尾声，情绪由扬转抑，慢慢回落，越来越弱，细如游丝，意犹未止，满怀对生命的无限流连、无限惆怅。

父亲拉二胡时，微闭双眼，沉浸在阿炳描述的最底层最苦难的人生里，一如他所经历体会的。但年幼的我，尚不能理解《二泉映月》的主题，只觉得拉二胡的父亲很帅。我后来常常回想当时的情景，回想父亲拉胡的姿影——音乐在房间流动，鄙陋的日子，乏味的空间，沉重的生活，贫瘠的物质，因为这二胡曲，黯淡的一切似乎退隐了，小小的泥屋似乎闪闪发亮了。那是神的手啊，他恩惠的灵降到这个小屋，慈悲的手抚摩着沧桑劳累的凡尘的心，在这个瞬间，将美善、温暖的光亮和馨香的希望一起种下。

父亲生于1943年，1961年他十八岁，高中毕业，高考成绩优异，俄语尤其出色，心仪的是清华大学。落榜原因之一是家庭成分及成员关系复杂。父亲从小为自己的才华感到自豪，没能考上大学，怕落人耻笑。高考不成的城市青年，似乎只有两条出路，或当工人，或参军，但这两条出路，也要有门路、要看出身。当时闽北有个农场来招知青，说是户口放在个人口袋中，来去自由。年轻的父亲，不知前路艰险，瞒着家人，偷偷报名。他成了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父亲怀着年轻人一腔热血，大概觉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随一批南方沿海城市青年，来到高峰农场。这个农场，因建在高山上得名。高峰属于武夷山脉，再远点，属于括苍山山脉，当时只有少数原住山民，尚有虎、狼、野猪、狗熊出没，遍布密林、荆棘、山石。往后时日，这一拨十八九岁的城市娃娃，靠一双手、一腔热情，硬生生在荆棘悬崖间开辟了公路，挖出了农田、茶园、竹林、鱼塘……

到农场一年后，父亲，这个才满十九岁的海边城市青年，无法忍受蚂蟥的叮咬，现实日子与想象的如火如荼革命生活大相径庭，便偷偷从农场跑回家乡。但此时，并非如最初允诺的“户口放在口袋里”“来去自由”，他的户口已落在农场；又逢“三年自然灾害”，城市人的口粮是根据户口供给的，没有户口，就没有口粮，父亲回到城里，没工作无收入，平添了一张嘴，全家原本紧张的口粮更不够吃，勉强支撑了一段时间，父亲只能又回到农场。在农场，稻米、蔬菜、水果、鱼，全是自给自足，至少有饭吃。

几年后，在莆田海边农村无以为生的母亲，也随其父兄，被招工到农场，因为农场有饭吃。我的父母就此相遇、结婚，随后有了姐姐和我。年轻的父亲，理想破灭，不再踌躇满志，从此就在农场“扎根”下来。父亲是“国”字辈，名“森”，他说命中注定他要在祖国的森林中度过一生。他消了志气。恢复高考后，他也想过再去考大学，农场不开具证明，他也没能义无反顾坚持下去。改革开放后，他也想过放弃农场一切，下海做生意，如同那些离开农场的人一般，但看着正在上学、嗷嗷待哺的姐姐和我，前路又不明朗，父亲终于没有下定决心。就这样，犹豫着、蹉跎着，父亲就老下来，到了退休年纪。

在农场贫乏、艰苦的年月中，除了母亲和我们，父亲还有一个寄托，就是二胡。父亲说他并没有专门学过拉二胡。当时农场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出工、下地干活外，没什么娱乐，有人拿一把竹制二胡拉起来，大家就围着听。父亲借来二胡，自己摸索，不懂就问，这样就学会了，还学会了看简谱。父亲的二胡水准，很快超过别人。1966年末姐姐出生时，父亲因为二胡拉得好，作为农场文艺宣传队一员，去邵武市其他单位巡演，节目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逛新城》等，还有些自编的小品、歌舞，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父亲在后台拉二胡伴奏，在各个宣传队中颇有名气，有一回，父亲拉二胡与一把京胡二重奏，拿了演出比赛第一名。晚年，父亲已忘记当年他也曾在插秧、采茶、伐木、修路中成为标兵、夺过第一，唯独对这场二胡比赛津津乐道。

劳作之余，父亲会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拉二胡，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在质朴的母亲眼中，父亲拉二胡的样子很好看，有别于其他青年，但她不明白这二胡声传递出来的苦痛、悲切、对人生的迷惘，姐姐和我还小，自然也不明白。夜深人静，父亲一个人坐在木窗前，拉着二胡，如同一个人在呻吟、叹息、倾诉悲愤。他最喜欢拉的曲目，就是黄海怀改编的《江河水》，还有阿炳的《二泉映月》、陈天华的《病中吟》，这些描述底层生命的苦难、困境的曲子，其中苦痛、悲切、缠绵又不甘，暗合父亲内心，所幸当时没人理解这些曲子，不会注意到这种与如火如荼革命格格不入的调调。后来，能在收音机中听到闵惠芬拉这些曲子，父亲总是仔细倾听，一边听，一边做笔记，一边默默地流泪。

1987年，我考上复旦大学。父亲颤抖着手捧着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反反复复读了好几遍，沉默不语，泪水盈眶。那些天，父亲走在农场泥路上，遇见的人都祝贺他，一路上都是阳光、星辰，如同他自己考上大学一般。父亲打算亲自送我去上海，却在出发前一周闪了腰，只能低头躬身走路，一直身，就疼得厉害。但他还是和我坐上颠簸的公交车从高山下来，到邵武市去转火车，因为是中间站，没有座位，他让我坐在行李包上，自己一直站到上海。接新生的校车开往复旦路上，他一路东张西望，兴奋地大声与我说话；下车时，因不能直身，又要提很重的行李，站立不住，就跌倒在水泥地上。我去拉他起身，他只是笑容满面仰头看着校门说：“这就是复旦大学呀！”父亲在复旦招待所住了三天，为了省钱，住的是十五个人一间的大通铺。他扶着直不起的腰，帮我去买住宿用具，将我安顿停当。我当时并不体贴父亲的心情，一心只想离开家人，开始新鲜的、自在的、小鸟一般无人管束的生活，就说：“爸爸腰闪了，赶紧回家吧。”父亲离开上海前一晚，和我在复旦校园里散步，绕着一块块草坪走了一圈又一圈，父亲说：“像切豆腐，我们切了一块，又切一块。”

父亲退休后，回到家乡莆田。我问他是否留恋他工作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农场？他说：“一点不留恋！做梦都不想梦到。”而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建立的国营农场，也日渐荒芜、濒临倒闭——年轻人或读书或打工或做生意，基本离开了，如我父亲一般的老工人，或退休后返回家乡，或到城市买房定居，留在农场的，寥寥无几；农田、茶园、茶厂也多由外来人承包，勉力维持农场开支。当年，如我父亲一般满怀理想的那批年轻人创建的那个农场，随着创建者的衰老、过世，他们开辟的那个“世界”，也自生自灭，终究被扔进历史垃圾堆。所有的现代人，都忙着拥抱“新”事物、建立“新世界”，奔向新的一天去。千千万万如我父亲这样的普通人，在时代大浪中，他们如海边的沙子，轻易就被席卷、被遗忘，他们的生命，不留一点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