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火焰山

据黄珍珍说，我的父亲是和两只哈密瓜一起消失的。

那是三天前，九月十一日的晚上。父亲吃过晚饭，套上一件运动服，趿拉着掉底凉鞋出了门。在监控中，他怀抱两轮明月般的黄河蜜，走出水果店，如盐入水，融进浓浓夜色里。

他失踪前穿的运动服，是二十年前县城柳林服装厂的明星产品。当初建厂取名时，将母亲的名字，父亲的姓氏，合在了一起。父亲穿走那件衣服，也许有怀念前妻的意味，可他抱着的两只黄河蜜，又是黄珍珍最生动的注脚。我也被父亲搞糊涂了。他这一生，究竟更爱哪个女人？

黄珍珍在电话里的声音惊慌失措，仿佛笃定灾祸已至，使我嗅到阴谋的气息。我开车赶回老家汾县，交费，下高速，灰色的山迎面而来。它的姓名，缘于它的样貌，山体上粗下细，顶面平缓，犹如一只倒立的马蹄，便叫马蹄山。我刚上小学时，曾去过一次山上，算来是二十多年前的夏天，那时父亲仍是柳林服装厂的厂长，而黄珍珍刚入厂工作。

黄珍珍在柳林很有名，有个外号叫“串串”，说她是混血儿。她会说英语，一双瞳仁浅得出奇，甜美的淡淡的黄，看人时直白袒露，一下望到最深处。我见她第一面，也叫她 “串串”，挨了父亲狠狠一巴掌，才改口喊的黄阿姨。她给父亲做翻译，闲暇时辅导我学英语。那年暑假结束时，父亲换了一辆崭新的皇冠车，载着我和黄珍珍去马蹄山玩。

去马蹄山的路上，车内弥漫着令人晕眩的皮革味。我蜷在后排，看见黄珍珍茂密的黑发，轻柔地披泻在副驾驶的靠背上，一旁的父亲，歪斜着身子，不住地细数马蹄山的典故，说得嘴角堆起细密的白沫。典故从南宋抗金英雄杨妙真说起，说这个女将军，曾被敌人追击至马蹄山，在山顶上练兵，致使对方久攻不下……

我在父亲广阔无垠的讲解中睡去，又从黄珍珍卖力的夸奖声中醒来，她亲热地喊道：我们到啦。少时的我，在睡眼朦胧中，看见前方那只苍翠的马蹄，正踏在黄珍珍粉色的脸颊上。

这一幕的黄珍珍，后来常常盘旋在我的梦里。梦里还有一个灰色的人影，死的人是灰色的，所以那应该是我的母亲。母亲死后，我读过她写的日记，她的死也与黄珍珍有关。当然，我要很久以后才能讲到她的死，在那之前，我要先从她年轻时说起。

汾县十字街招待所的一个小服务员，每次路过布料店，都痴痴地朝里望，次次都对上店里小工的眼睛。小工的眼睛，像两块烧着的黑煤块，盯住在门外驻足不前、伸手绞着两条细辫子的姑娘。

时间久了，小工才知道，这个姑娘是被店里那块鹅黄色的缎子绊住了脚。

小工预支一个月的工钱，买下缎子送给小服务员，她拿来做了条裙子，鹅黄的底，绣着细长绿柳，包裹住削肩细腰，仿佛将满园春色穿在了身上。

她穿着这身裙子，嫁给了小工，小工借了些钱，又用了她的彩礼和嫁妆，在十字街上，开了家服装店。

小工成了老板，买下一辆面包车，拉老板娘去市里的批发市场进货。她的手，一摸上衣服，几分棉，几分涤纶，心中便明了。小面包车从市场里开出来，车厢里满满当当，她靠着他，靠到日暮，回店后，夫妻俩卸货、打价签，摆货，忙至深夜。

十字街的服装店越开越大。夫妻俩买下来老服装厂的生产线，办起了工厂。

厂名取女人姓名中的一字，取男人姓名中的一字，叫做柳林服装厂，仿佛心心相印的爱的结晶。

男人跑生意，女人管财务，生意高歌猛进，外地人不知汾县和马蹄山，却知道柳林服装厂的运动服。

几年后，女人暂放大权，闷在家中做婴儿的衣物，生下一个男孩。男孩上学后，她得以解放，去看日思夜想的服装厂。柳林是被她撇下的女儿，短短几年，上了新机器，用了新布料，出落成陌生的大姑娘了。她近乡情怯，怕是捡起柳林，又要撇下没长大的男孩。

她不敢再出门。

她便趴在窗户上，张望着代替她走在外面的男人，她的男人除了上班，还要出去两次：清早去早餐店买豆浆、油条，黄昏去巷口买馒头。他乐意穿戴整齐地走在饮食俗气里，听小商小贩叫他林厂长，再给他让一星半点儿的斤两。一把小葱，几枚鸡蛋，都是权力的象征。儿子出生后，他还会驮着小男孩出街，将孩子的两只小脚，搭在自己胸前。他哪怕驮着儿子做一分钟的巡游，也是慈父的底色，会被职工们浓墨重彩地夸赞。所以等男孩渐渐长大了，男人依旧吃力地驮着。

这个男人是我的父亲，女人是我的母亲，男孩是我。在黄珍珍出现之前，母亲的日记和我的记忆，都还算幸福。

母亲写黄珍珍的出现，写得极具诗意。她说：“林洪涛在认出黄珍珍之前，他们相遇了两回。”也是从这里开始，母亲不再称父亲为 “林”，而是全名了。

那天早上，命运派来一个骑三轮车的小贩，小贩拉了一车的黄河蜜，停在服装厂家属院的门口，车斗里黄澄澄的，像河滩上的日出。黄珍珍提着盒饭，蹲在摊前挑瓜，拍拍这个，摸摸那个，简直爱不释手。当时，我骑在父亲背上，抱住他的脖颈，挂着一袋油条，从她身后经过。

黄昏时，职工们下了班，买瓜的，卖饼的，拌凉菜的，接孩子的，配钥匙的，在街上挤成一团。我捧着一袋馒头，父亲驮着我，在众人的问候和夸赞声里漫步，犹如出巡，好不得意。我们经过水果摊时，黄珍珍又蹲在摊前。她提着一篮子衣服，赤脚踩一双红拖鞋，踮脚热切地张望最后几只黄河蜜。父亲忍不住像个长辈般打趣她：“又来啦？”黄珍珍哈哈一笑，回敬道：“您也——又来啦？”

黄珍珍的眼睛像蜂蜜一样黏稠，发尾还在滴水。我在父亲的头顶上叫了一句：串串。

回去的路上，父亲的步子迈得很豪迈，肩膀一耸一耸的，将我颠起来，他很久不能做到这样了。他说：“刚才那个女工是厂里剪线头的，昨天流水线出了故障，她能看懂机器上的英语。你也要学好英语，不能再叫人串串了啊。”

第二天，父亲提着两只黄河蜜，带上我，叩响了黄珍珍的宿舍门。黄珍珍先教我学英语国际音标。我每学会一个音标，能得到些糖块和饼干，每学满五个便能吃到黄河蜜。我将它们带回家，向母亲炫耀战利品。

滚圆丰润、外皮摸着有些凉意的哈密瓜，成了黄珍珍含蓄的注脚。母亲却像对此物过敏，无声地拒之于千里之外。后来我翻母亲的日记，她在那个夏天，写满了对幼小的我的恨意。我知道这是难免的。

暑假将近时，我们从马蹄山游玩回来，父亲径直去了服装厂，黄珍珍护送我至家属院。在厂长小楼前，她拂去我头上粘的草屑，塞过来一大包零食和水果，才掉头往回走。

我推开家门，轻手轻脚地溜上二楼。从楼梯拐角处，倏然飘出一个人影，蛰伏多时的母亲，顶着一张平铺直叙的僵冷的脸，如料峭寒风般扑来。接着，窗户发出吱咯声，狠狠地撞上一旁的窗框。

黄珍珍这时正走到楼拐角处，那只黄河蜜自二楼而下，从她头顶擦过，抱着粉身碎骨之志，猛烈撞地，弹起，在半空裂开，落入下水道口，迸出甜蜜的鲜血。我急忙站起来，探出身，伸长脖子，脸上粘满的泪水、鼻涕，快要滴到窗下黄珍珍的身上。只见她冲我嘘了一声，伸指轻点窗内，抬手比拟老虎发怒样，又做了个鬼脸。我噗嗤笑了，冒出一颗圆圆的鼻涕泡。

过了一会儿，我扒着窗户向外看，黄珍珍走了。花花绿绿的零食，孤独地躺在地上。前面的服装厂宿舍，一排排的窗户，热闹地亮满了灯。

服装厂宿舍楼共五层，从前住得满，盖起家属楼后，分到房的都搬走了，只剩一些单身男女。我数着楼层，想找属于黄珍珍的那扇窗户。

发作过的母亲，将厨房搅得铿锵作响，屋里聚起沉重的饭香。我并不理解她的愤怒，只想像黄珍珍一样，冲她做一个鬼脸。我背着母亲出了家门，往宿舍楼去，一路上只恨自己的脚太慢，心先一步飞过了宿舍三楼狭长的走廊。

三一三的门半开着，阳台上挂着几条宽大的内裤，吧嗒吧嗒滴水。桌上放着小学英语课本和几瓣切好的哈密瓜，苍蝇在水果刀上试探。摇晃的风扇，吹开雪白的蚊帐，露出搭在床架上的四条圆润的腿。

黄珍珍显然没想到我会来。她跳下床，光脚走过来，微微躬下腰端详着：“哎呀，这是怎么了？”

白色蚊帐又被掀开了，钻出来一个与黄珍珍差不多大的女孩，说的是汾县的方言，问谁来了。

黄珍珍坐回床上，揽过女孩，半掩住嘴低声说话，一双蜜色的眼，弯成了一对月牙。被她揽住的女孩，也冒出一丝丝笑意，如细雨落在湖面，徐徐地展开涟漪，等我带着困惑盯住她们时，两人的笑意忽成了急雨，大笑、颤抖、打着滚，捶得床板震响。黄珍珍红着脸清嗓子。屋内的笑声戛然而止。寂静几秒，她们又噗嗤地笑起来。不能尽兴地笑，遮遮掩掩地笑，显得这件事更神秘了。

女孩瞟一眼黄珍珍，对完全愣住的我说：“你以后可得对你这个姐姐好啊，她连内裤都给你们洗——”

黄珍珍瞪住女孩，将我放置在椅子上，推过来两瓣哈密瓜。豆绿的苍蝇停在瓜沿上，还要再往上爬。

黄珍珍在桌边蹲下身，指着我的脚问，怎么了？我低头一看，断开的棕色凉鞋带子，垂在地上，沾了满身的布屑、尘土。

“明天让你爸给你买双新的。”黄珍珍拿来抹布，给我擦凉鞋。蜷曲的发，遮住了她大半张粉色的脸，只有一张殷红的嘴唇，在其中若隐若现。

我晃晃脚，朝阳台看去，挂着的内裤不再滴水了，其中带着格纹的、边缘绣着绿鳄鱼的内裤，父亲也有一条。

夏天过后，黄珍珍很快接了母亲在柳林的班。母亲不止一次向我强调，黄珍珍别有居心，教不好英语，更不会管财务。

有时，女人的嗅觉是灵敏的，尤其是对自己的天敌。

父亲并不理会女人们的口角，他醉心于搭建仁厚的企业家的形象。朋友来借钱，他无有不应，还将高档成衣，如送鲜花、水果般赠予来参观的汾县领导和同行。

厂长的慷慨，很快感染了柳林职工。

机器轰鸣的白天，几个职工蹲守在家属院的墙根处，等侯从厂仓库抛出来的布匹。那些流光溢彩的、光滑的、有韧劲的、被高价买来的布匹，跌进小偷们的怀中，被拖着、搂住，堆在三轮车上，拉到隐秘的角落里贱卖。我放学时遇到过两次。他们不自然地笑笑，同我打招呼。我绕开他们，继续往后面的厂长小楼走，留他们在原地，相互挤眉弄眼。

母亲也看到过，只是不痛不痒地对父亲说了几句。毕竟那群人里，也有她介绍进厂的亲戚，比如我的小姨。

我上初一时，黄珍珍搬进了马蹄山旁新建的联排别墅，服装厂机器的轰鸣声，像去而不返的鸟群，难觅踪迹。家属院门口贴了一张名单，上面列明了服装厂职工的遣散费，有多有少，都算不上丰厚。那天我放学回家，大门口挤满了人，好似节日庆典，我拨开挤成一团的手脚，艰难地穿过压抑的人群。

直到我撞上人群中一个矮胖的男人。那男人仰头看着名单，脸膛越来越黑，嘴唇蠕动不停，瞥见我，才狠啐一口，骂出了声，骂得很响亮。我认出了他，他的老婆在街头卖馒头，他有时下了班，也去帮忙，常送给我红糖三角吃。

四周嗡嗡的议论声，骤然飞到我的耳边。那些话，不同于我骑在父亲的肩上听到的赞美之声。

父亲从厂长的位子上下来，人变得比往日还要温暾宽厚。他很少出门，更不踏足水果店。源源不断的黄河蜜，从他的生活里戛然灭绝了。

母亲的面貌倒是焕然一新。她铆足劲攒了爿店，挂名“柳林服装厂服装店”，卖厂里积压的衣物。那些衣服，譬如将死之人，而母亲像绝不放弃救治的家属。她独自埋头理货架、贴价签，笃定自己能延续柳林服装厂的生命。母亲的日记，从此变成了服装店的记事本，写满进货出货的数目，不再有伤春悲秋的语句。

如抽芽般长个子的我，长手长脚，平静地走在柳林职工失业的阴影里。从前，楼前楼后的邻居，见了我都远远地挂上笑，走近了热烘烘地问学习、问身体；院里的孩子们，亲热地揽着我，玩游戏时，将我拱在最前头。一夜之间，温情全都风流云散。

家属院里的哨子，曾是我最好的朋友。哨子的父母都在生产线，厂里赶订单时，母亲总喊哨子来家里吃饭。时间久了，哨子蹲在楼下，抽两声鼻子，就能说出我家今天吃什么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