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做保洁第四年
作者: 张小满 春香2023年11月20日,一个阳光普照的下午,我们收到了《我的母亲做保洁》新书。书到深圳的时候,我还在上班,母亲像给我传“开箱礼物”一样,传来了我跟这本书的第一次见面。
17:42,她在微信上发来书的照片,并附上文字:小小的。
我问她:“喜欢吗?”
“嗯嗯。”
19:17,临近下班。
我问母亲:“你在家吗?”
“在家看你写的书。”
她很喜欢那本书的封面,那像一朵花一样的水渍,那倒映在水渍中的飞机,以及她最熟悉的“小心地滑”标识牌,都让她开心。她喜欢粉色,粉色让她想到跳动的心,想到深圳一年四季开得“花砰砰”的簕杜鹃。那些我写下的汉字变成铅字,印刷成一本书,让她感到神奇。“怎么也想不到的事情。”她花了好几天时间重新去回看当初印在A4纸上读过不止一遍的句子,那几天,母亲一直洋溢在一种幸福中。
母亲工工整整的签名“春香”出现在书中后记《妈妈的话》中,也跟随着我们送给朋友和读者的赠书出现在了扉页。
“春香”这两个汉字她必须学会手写,无论是在超级商场、政府大楼还是高级写字楼,做保洁员的每一天,她都要在《×××清洁检查记录表》里每隔一小时签上自己的名字。她能手写的最复杂的汉字便是她的名字,三年里她签下了上万个“春香”,这是她清洁工作的证据,也是留在深圳这座城市的“印记”。
她总是让我先写我的名字“小满”,“春香”这两个字紧跟着。她在写她名字的时候拒绝我们在旁边看着,一旦站在她跟前看着她写,她就会觉得紧张,手抖,然后就会写得不够工整,又连忙道歉。我要她签字的时候,总是把书、笔和眼镜交给她后就离开,几分钟后,她像完成一份作业一样,再把书交回我手上。每次她都像想得到我的表扬一样问我:“写得可以吗?”我每次都说:“很好。”
母亲主动让我们在她的手机上安装了豆瓣、微信读书和小红书App。我们给她的ID注册了实名:春香。
她时刻关注着豆瓣评分的涨跌,跟关注垃圾回收站纸壳、废铜烂铁的价格涨跌一样用心。每下降零点一分,她都忧心忡忡,她总是将零点一分感知为一分,跑来跟我说:“又降了一分!”我让她再仔细看看。“哦!是零点一。”我安慰她不必担心,我们是用心做事,读者能感知到,况且,豆瓣能有八分就心满意足了。
她算是勉强接受了,但她的心情还是被分数影响。有一段时间,书的评分在8.7到8.8分之间横跳,她的心情也跟着七上八下的。紧张程度比关注小时候的我和弟弟的期末考试成绩还严重。
母亲在微信读书上留下了自己的评论(我帮她调整了错别字,添加了标点符号):“我们老家,是贫困县贫困区,贫困乡贫困村,是大山深处。我们那里的人,大部分都没有文化,我就是一个没上到学的妈妈,没有文化的妈妈。我的女儿上一点‘苦’学,她从记事起,我就把做的点点滴滴的事,都装在了她的脑海里。我来深圳,她就开始写我这个不识字的妈妈,写成妈妈的书。女儿出书我很开心,女儿把我的大半辈子的点点滴滴,都写在书里面。我读了女儿写的书,我希望全国各地打工的妈妈,跟我一样做卫生的妈妈,不识字的妈妈,他们识字的孩子们多多写写妈妈的故事,多多看看妈妈的故事。你才知道,几乎所有的妈妈都打工过。谢谢女儿,妈妈大半辈子打工的经过,甜、酸、苦、辣都写在了书里面。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我喜欢看我女儿写的书。她写的书,字好认,辛苦女儿了。”
有读者去春香的评论区留言,看懂的她都一一回复,祝读者们新年快乐、健健康康、万事如意、生活幸福、平平安安、好运连连。她脑子里能想到的最美好的祝福,都写下来,送给那些分散在天南海北、五湖四海的读者。她说:“互联网真神奇,没见过面的人还能联系。”
她也在微信读书上反复听她的故事,在睡觉前,在散步路上。
“我找别的书给你听。”
“我要听女儿的书。”她拒绝了我的提议。
她去小红书上一条条点赞读者的笔记,一条条默念。她感叹:这里面的人怎么都这么好。
2023年12月30日,应蛇口一家公益书店的邀请,我带母亲一起去新书分享会现场。她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那天,我见到了中国话说得挺好的外国人,我女儿要给他送一本书,他很客气,他说他不要,他要去买。他是记者。我来深圳见到了好多外国人,都没有机会跟他们说话,今天和女儿一起,才有机会跟外国记者在一起聊天,不然我是哪来的机会还能跟外国记者说那么多话。”
那是一个有雾霭的晴天,分享会结束后,我们去附近的公园散步,水边的落羽松浑身披满了红棕色的羽毛,沥青路面上有枯落的叶片。在深圳,四季常常迷失,在线性时间上,我们处在冬天里,在感受上,我们像是行走在秋天里。飞机轰隆隆从我们头顶飞过,母亲驻足停留,仰头看了好一会儿,伴随着落日余晖搭地铁回家。
一
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并没有因为书的出版发生什么了不得的变化,我们依旧是在过平凡的日子——2023年一整年,春香继续在深南大道旁的另一座大厦里做保洁,我继续在大厂做着“螺丝钉”般的工作,伴随着系统运转,去印证自己的价值,获得摇摇晃晃的安全感。
对春香而言,最本质的变化是累积发生的,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为了要读懂《我的母亲做保洁》,只上了小学三年级的春香,通过手机学会了拼音输入法,学会了写“日记”。她先学会了一个个孤零零的汉字,然后是词组、句子和段落。
她就像是在记忆的麦田里,重新拾起那些被丢落的麦穗。那一个个在记忆里远去的汉字重新浮现,构成一片一望无际的田野。她从田野里侧身穿过,与年轻时的自己相遇。仿佛她这辈子最后悔的放弃读书这件事得以弥补,仿佛时间没有远去,仿佛她还正年轻。
春香认识那些字,但大部分不会写,她在麦田里并不能真正地拥抱年轻的自己。
她的“日记”是那些在微信对话框里,“春香”写给“春香”的对话,她发给她自己,再发给作为女儿的我。
她在微信对话框里写的第一篇日记是《我的母亲做保洁》里的后记《妈妈的话》。
2023年春天,我的书稿快定稿的时候,她已经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汉字拼写。我跟春香说,妈妈,你也写点什么吧。
“我能写什么,娘连一句话都拼不完整。”她摆出一副不可能达成的表情。
“你就随便写,写你想说的。”
“比如说?”
“比如说,你在深圳的感受,你遇见的保洁员,你在我身边的感受,快乐悲伤都可以写。你眼睛看到的,鼻子闻到的,耳朵听到的,嘴巴尝到的,身体触摸到的都可以。”
“拼错了怎么办?”
“我给你改。”
二
我在《我的母亲做保洁》里写,2023年1月13日(腊月二十二),在整个社会从疫情的阴霾中走向“开放”之时,春香从高级写字楼里辞职,跟经理辞职的时候,经理说,你明年要想来还来。她说,到时“看情况”。
书里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2023年春节之后,春香没有再继续去原来那栋写字楼做保洁。2022年除夕前几天,她在五百米外的大厦新找到了保洁工作,答应主管年后去上班。这份工作虽然工资只有3050元,但母亲不用再刷马桶、拖走廊了,她的工作岗位是擦电梯,每周有一天休息。
这是她在深圳的第四份保洁工作,2023年1月28日,我第四次在母亲入职的第一天送她上班。
春香负责大厦里其中11部电梯的清洁工作。她早上六点十分起床,六点半准时到大厦。到了先打一保温杯开水,然后就要赶快去擦电梯。高处的位置,她要把毛巾缠绕在尘推杆上,高举过头顶进行擦拭,低处的用毛巾擦拭就好。电梯是不锈钢制成,春香的工作只有一个检验标准:电梯上是否有印子。
六点半到七点十分,这四十分钟时间她要紧张地干活。七点十分,大厦里的早餐食堂便开饭了,陆陆续续有白领来上班。
春香的日记有一部分是在白领们的上班高峰期写的。当电梯挤满人的时候,春香便隐退进她口中的一楼“钢管房”。其实这间小房间正确的名字是“水管间”,一个狭窄的小空间里矗立着十几根红色、白色的供水和消火栓主管道,一旦临近中午和晚餐时间,供水频繁,管道里发出的声音像是绿皮火车开过,又像是暴雨时洪水撞击岩石。
“钢管房”里没有空调,必须时刻关紧门,不能被外面的人看到,仿佛保洁员的存在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春香坐在一把“椅子”上在手机上用拼音输入法将一个个汉字输进对话框。“椅子”也不是什么正经椅子,是一个倒扣过来的水桶,上面垫着一层蓝毛巾。
最开始的时候,她在对话框里打了很多自我勉励的话:
“我要努力学习,要学很多的字,我要加油再加油。”
“我不要放弃。”
“我想学很多很多。”
“小时候很苦,没有钱读书,现在不识字,现在开始学,我一定坚持,好好学认字,我写的错字,我女儿能看得懂,我就是用拼音拼,我认识一些字但不会手写,没上到学真的很后悔。”
《妈妈的话》里面的一些段落也是在“钢管房”里完成的。
一共有三位保洁员负责这栋大厦的电梯保洁,除了春香外,还有一位湖南阿姨和一位湖北大叔。三人各有不同的爱好。
白领上班高峰期,三人就在“钢管房”里各司其位:湖北大叔坐在水桶上,湖南阿姨坐在红色的灭火器箱上,春香坐在水管和水管之间的铁架子上。
湖北大叔喜欢买双色球,一有空就在一张A4纸上演算,然后誊写到一个封皮已经破烂粘满胶带的笔记本上,很认真,就像小孩完成作业一样,专注于推理和演算,两耳不闻窗外事。
那些密密麻麻躺在纸上的数字在大叔的脑海里应该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排列的,那里面埋藏着关于金钱的秘密和期盼。大叔七十岁了,曾经中过两次奖,一次500,一次200。“图个开心!”大叔笑着说。
湖南阿姨喜欢看短视频,跟着短视频里的人唱歌、跳舞,声音外放,连电话来了也顾不上关,接完电话继续看。母亲觉得吵闹,但阿姨乐此不疲。
有时候,湖南阿姨也会关注到春香在练习打字,会凑过来跟她搭腔说话。
“老了还学字?”
“我打着玩玩。”
“你在写什么?”
“我在写什么?我乱写写。”
“你上那么多学瞎上了。上完了高中,一个字都不写,整天玩短视频。一心操心短视频。”母亲从中还显示出了一些骄傲。
我问母亲:“阿姨生气了吗?”
“她很好,不生气,只是笑笑。”
“你在手机上写字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呢?”
“心情好啊,越写越有劲,这个拼不成又按那个,那个拼不了又按另外一个,总有一个音节是适配的。感觉就像小孩上一年级,从头开始学习一样。”
她也躺在床上写,坐在沙发上写,在餐桌前写,在天台的水泥墩上写。
我白天在公司里写发言稿、宣传稿、策划案,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修改意见,用力应对让我得到酬劳的工作。晚上和假期,我整理母亲的日记。我像是在梦境中穿梭,在执导一部电影。
她在大厦擦电梯的一年里,在微信对话框里一共写了四万多字的日记。
春香在用说话的方式写日记。她费了很大劲,不断在对话框里进进退退,缓慢前行。她越写越长,陆陆续续在微信上给我发来她写的没有标点符号的段落。那些段落里有很多同音错别字,比如她会把“湖南”写成“胡南”,“名字”写成“明字”,“挣点养老钱”写成“争点养老钱”,“不容易”写成“不容意”,“马路”写成“马露”,“彩票”写成“菜票”……面对这些错别字,我常常笑出声,想到幼时的自己趴在木制课桌上写字的样子,那种有点笨拙又充满求知欲的样子。
那一个个汉字,像躺在秦岭山脚河流里的碎石子。我抚平它们的表面,凿一些小孔,我穿针引线,将那一颗颗石子串联起来,组成一串串风铃,在阳光下晒干,在微风中发出清脆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