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终结前的鲁迅

在上海的近十年，鲁迅既因盛大的文名受到热烈追捧，也因其言论而常受到批评、限制和禁锢。

外国文化人士和记者来中国，鲁迅是重要的受访对象。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采访过他，日本文化界人士和重要报刊的记者来采访的更多。萧伯纳到中国，宋庆龄、蔡元培等接待，受邀作陪的，当然也有鲁迅。但因为经常发表对当局不满的言论，鲁迅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并不顺畅。作为公众人物，当他不愿交往尤其是不想陷入不必要的纠缠时，只好隐藏或装扮一下：“破帽遮颜过闹市。”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进入一个社会斗争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的劳工阶层结合，正在深入人心，反对政府的势力不断壮大。鲁迅在《二心集》的序言中说，他相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他愿意跟上时代步伐。对外，他更为倾心于早年就关注的俄苏，特别是那片土地上的文学大师和优秀的作品；对内，他与新起来的青年文人同调合拍。

但“革命文学家”看不惯鲁迅，视其为有产阶级，用阶级论来分析他的社会地位，向他的“权威”发难：鲁迅是有过历史功绩的文学家，在文坛享有盛名，总有人认为他会躺在过去的光荣上吃老本；而且，在新观念里，他有这样的资本和地位本身就是罪过，占据文坛重要资源，堵住了青年文人们的出路——而后者正在亭子间受苦。

鲁迅到上海不久，就参加了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组织，例如中国革命互济会，又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革命民权保障同盟特别是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愿意提携后辈，甚至融入到青年群体中。

这个斗争、谅解和融和的过程并不长。1930年，鲁迅过了五十大寿庆祝会后，屡经通缉、禁锢、战乱，衰老得很快，四五年后大病缠身。他虽然坚持写作，但毕竟不像青年时代那样很快恢复体力。

到1935年，他意识到要做告别人世的准备了。这时，他从事文字工作已近三十年。

一

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强烈地感到寂寞和孤独。为此，他更需要身边有青年人的热情和活力。在北京、厦门和广州，他都倾力帮助过青年成长。一些获得帮助的青年颇有成就，出版了作品，如许钦文的《故乡》、台静农的《地之子》、高长虹的《心的探险》、孙福熙的《山野掇拾》等蜚声文坛。鲁迅被许多文学青年视为前辈、导师，甚至偶像，很多青年追随他。

但也一些青年作家对鲁迅怀有不满甚至敌意，不能达成和解。杂感集《三闲集》中记录了他到上海遭遇的围剿阵势很大，十分猛烈：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群起攻之。他在《三闲集·序言》中介绍：“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

这些大帽子看起来吓人，实际上并无多大杀伤力，鲁迅的笔尖轻轻一拨，棍棒和砍刀就被闪落一旁。

因为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革命民权保障同盟等组织，也有人从另一种角度批评鲁迅不专心创作而热心参加社会活动，不断为报刊写杂感文字是在浪费时间和才能。他们指责鲁迅粘着在过去的荣誉上，凭借《呐喊》和《彷徨》成就的新文学大师的地位，享受着文学青年的崇拜，实际上已经成了阻碍青年前进的绊脚石，必须被打倒、踢开。

鲁迅为自己辩解，同时对批评者提出忠告。他在《三闲集》的末尾附上自己的著译书目，在总结了自己的业绩后对后辈做了警示：

仅仅宣传些在西湖苦吟什么出奇的新诗，在外国创作着百万言的小说之类却不中用。因为言太夸则实难副，志极高而心不专，就永远只能得传扬一个可惊可喜的消息；然而静夜一想，自觉空虚，便又不免焦躁起来，仍然看见我的黑影遮在前面，好像一块很大的“绊脚石”了。

面对人们希望他在文学上继续前进，写出更大、更好的作品的殷切期待，鲁迅也不免有些焦躁。既然前进，就应该甩掉包袱，不能躺在过往的成绩上炫耀或者睡大觉；而新的作品可能是过去作品的延伸，也可能是对过去的作品的否定。

关键在于，鲁迅还能否生产作品？还有没有创造力？如果只满足于做文坛领袖，教诲和指导青年，而自己没有新的成绩，他的意见是否还正确而有指导意义？如果他的意见不正确或者不适应现实，年轻人还要不要团结在他的周围？

上海的“革命文学家”的围攻结束后，鲁迅的生活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期。但作为文坛领袖，他有责任引领前进的方向，并培养后进。当然，还有养家糊口。多方面的工作和生活需要，让他疲于应对，书斋生活看似平稳，但日复一日的伏案工作损害了他的身体。国际大都市上海，不只充斥着政治和文化冲突，还有席卷各行业的商业潮流和旋涡，让人躁动不安。

《奔流》杂志让鲁迅忙得不可开交，繁杂编务占用了他大量精力；而后来创办《译文》杂志并不顺利，编者与出版商的矛盾导致刊物不能正常接续，给他带来很大烦恼。

在小说创作上，鲁迅到上海后一直没有新的成绩。他有过一些创作计划。比如在1936年在与冯雪峰的一次谈话中，鲁迅说自己想写一部关于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冯雪峰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的鲁迅》中回忆：“说到鲁迅先生深知四代的知识分子，一代是章太炎先生他们；其次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代；第三，是相当于例如瞿秋白等人的一代；最后就是现在如我们似的这类年龄的青年……他当时说，‘倘要写，关于知识分子我是可以写的，……而且我不写，关于前两代恐怕将来也没有人能写了。’……‘我想从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的衰落写起……’又加说：‘一直写到现在为止，分量可不小。’”

但这些计划都没有实现。

鲁迅晚年是写过几篇小说的，但不是长篇，并且不再描写现实生活，而是所谓的“历史小说”——最终编成小说集《故事新编》，人物多纠缠着过去的幽灵，在现代社会显出滑稽的面目，其中有些人物身上明显折射着他自己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出关》，老子在与孔子的交往中，明确地意识到双方理念的不同，担心对自己不利，预感到未来的决裂和战斗，无奈之下骑青牛出关了。“出关”场面，滑稽可笑中分明透露出名义上受优待的“老作家”的凄凉处境。

这是在隐喻即将告别文坛？

邱韵铎在《〈海燕〉读后记》中认为，《出关》中的老子是鲁迅自况：“至于读了之后，留在脑海里的影子，就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地感觉着读者是会坠入孤独和悲哀去，跟着我们的作者。要是这样，那么，这篇小说的意义，就要无形地削弱了，我相信，鲁迅先生以及像鲁迅先生一样的作家们的本意是不在这里的。”鲁迅在《〈出关〉的“关”》中说明自己的意见是，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因为虽然老子和孔子都尚柔，但两者有差异：孔以柔进取，老以柔退走，其关键在于，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事无大小都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子则主张“无为而无不为”，是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因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我同意于关尹子的嘲笑：他是连老婆也娶不成的。于是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毫无爱惜”。这段话意在申明，自己的态度仍是积极的，并无老年的颓唐和虚无主义情绪。

鲁迅的痛苦在于他意识到自己在文坛上可能成为保守力量，成为青年前进的障碍：

当我被“进步的青年”们所口诛笔伐的时候，我“还不到五十岁”，现在却真的过了五十岁了，据卢南（E.Renan）说，年纪一大，性情就会苛刻起来。我愿意竭力防止这弱点，因为我又明明白白地知道：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

将来是可能有希望的，但将来不属于自己，因为毕竟“过了五十岁”，衰病在向他紧逼了。

他抄录宋末元初诗人郑思肖《锦钱余笑》中的自嘲诗给朋友，自然也是意识到自己的老年已至，要做好随时告别的准备：

生来好苦吟，与天争意气。

自谓李杜生，当趋下风避。

而今吾老矣，无力收鼻涕。

非惟不成文，抑且错写字。

昔者所读书，皆已束高阁。

只有自是经，今亦俱忘却。

时乎歌一拍，不知是谁作。

慎勿错听之，也且用不着。

二

1933年，日本人山县初男获赠鲁迅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鲁迅在两本书上各题赠了一首诗，颇有自嘲，当然，也可以视为他对以往文学业绩的总结，即对往昔辉煌的告别：

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

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

（题《呐喊》）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题《彷徨》）

积毁可销骨，语出《史记·张仪列传》：“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文选》李善注：“毁之言：骨肉之亲，为之销灭。”纸上声，语出《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九》：时有大儒沉重讲于太学，听者常千余人。文远就质问，数日便去。或问曰：“何辞去之速？”曰：“观其所说，悉是纸上语耳……”毁禁书籍，文字狱，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鲁迅很早就遇到了“文网”。在文网不那么严密的北洋政府时期，他的著作就曾遭厄运，《呐喊》就曾因为封面用了红色而被禁止流通。

在上海，鲁迅遭遇了严厉的书报审查。

现存《题〈彷徨〉》手稿中，最后一句的“独”作“尚”。“独”字与前句的“一卒”重复，“尚”则有“仍在”的意思。“尚彷徨”符合人们对鲁迅的期待，说明他仍在努力：彷徨虽然不是一种好状态，但总比退隐好。人到了连“彷徨”都没有的时候，就是静待死亡了。

《呐喊》时期，鲁迅是“听将令”，但得到的反响并不大。到《彷徨》时期，意气不免消沉：

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有批评家对鲁迅的创作轨迹进行这样的描述——从“呐喊”到“彷徨”，似乎含有“退步”“陷入困境”的意思。鲁迅在《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中分析了这种论调：

谭正璧先生有一句用我的小说的名目，来批评我的作品的经过的极伶俐而省事的话道：“鲁迅始于‘呐喊’而终于‘彷徨’。”

这种论调影响不小，造成对鲁迅艺术创作和思想状态认识的固化。实际上，鲁迅本人从没有如此夸大这两部小说集之间的差异，或有意将二者做对立分析。

《呐喊》和《彷徨》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高标，成就了鲁迅新文学大师的声望。以至于有人冒充他的时候，一个管用的标签是自己写了《呐喊》或《彷徨》，可见在时人眼中是伟大的业绩。如，鲁迅到上海后不久，得知有人在杭州以他的名义题诗，就发了一个《在上海的鲁迅启事》：

我于是写信去打听寓杭的H君，前天得到回信，说确有人见过这样的一个人，就在城外教书，自说姓周，曾做一本《彷徨》，销了八万部，但自己不满意，不远将有更好的东西发表云云。

因此，正如钦敬、赞美鲁迅的人爱重《呐喊》《彷徨》一样，对鲁迅不满并施行攻击的人，也将标靶对准这两部代表作。

鲁迅创作道路上矗立的这两座高峰，二十年中几无人超越，自然是很不容易搬掉的。

但自从《呐喊》出版，对鲁迅创作的批评声就一直不断。成仿吾曾将《呐喊》中的作品几乎全盘否定，只对《不周山》稍予肯定，鲁迅对此耿耿于怀，十几年后还在《故事新编》的序言中反击道：“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

此外还有更“销骨”的批评，竟然有文学家在小说中安排人物拿《呐喊》揩屁股的情节。叶灵凤在小说《穷愁的自传》中写道：“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讽刺说：“还有最彻底的革命文学家叶灵凤先生，他描写革命家，彻底到每次上茅厕时候都用我的《呐喊》去揩屁股，现在却竟会莫名其妙的跟在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屁股后面了。”这成了鲁迅后来随手讽刺对手的一个把柄：“但我记得《戏》周刊上已曾发表过曾今可、叶灵凤两位先生的文章；叶先生还画了一幅阿Q像，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