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水向东流

一

蔡楚生看到费穆的肩膀在颤抖，知道他哭了。蔡楚生没哭，但不敢低头去看与郑君里、金焰、孙瑜、卜万苍、吴永刚、黎民伟等十二人共同抬着的这口棺材。他怕一低头就会失控，像水壶，一低头就汹涌倾泻出体内的悲伤。十二个男子，一概黑西服、白衬衫，左胸簪一朵白花。十二朵白花，左右两列，簇绕这黑色花蕊般的棺材，朝灵车走去。

棺材里，躺着二十五岁的电影明星阮玲玉。

这是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四日，上午。春光明媚，似乎对人间生死无动于衷。

半小时前，即将合上棺盖，在上海新闸路一座三层私宅内，蔡楚生看了生前栖居于此的阮玲玉最后一眼，喉咙蓦然哽咽。扭过头，用调整领带的动作来掩饰。他个子高大，周围人若观察其表情，有难度。影星黎莉莉身材娇小，伸手到棺材中，理好阮玲玉一缕落下来的秀发，取下自己的黄发夹别上去。阮玲玉收养的女儿小玉，三岁了，问黎莉莉：“阿姨，你怎么没哭啊……”黎莉莉抱起这个懵懂、可怜的孩子，摇摇头，眼睛红了。蔡楚生胸内又涌起一阵心痛。一个知道自己做不成妻子的人，收养孩子，显出关于爱的绝望与渴望。此刻，这绝望已落实，渴望已成空。

十六岁时，阮玲玉爱上富家公子张达民，与之同居。这一浪荡子，以“向媒体曝光大明星竟然是穷寒仆人之女儿、移情别恋之荡妇”为手段，年复一年敲诈钱财，并声称向法院起诉。

二十三岁时，阮玲玉遇到的商人唐季珊，他用新闸路上这座小楼作为鸟笼，束缚她、折磨她。曾经，一个冬夜，拍戏晚归，小楼铁门紧闭。她隔十几分钟按响一次门铃。卧室里的灯微微亮着，唐季珊拒绝下楼开门。后来，她不按了，怕惊动左邻右舍。身体冻僵了。天亮时，唐季珊打开铁门，扬手就是一个耳光扇过来……

二十四岁，阮玲玉遇到因《渔光曲》而成名的电影导演蔡楚生。在拍摄电影《新女性》的四个月中，两人成为知己。两人都是广东人，相差四岁，可以用周围人听不懂的粤语，深聊各自身世和隐痛。她问蔡楚生为什么喜欢蹲着。蔡楚生说：“苦难人都喜欢蹲着，蹲在街头或码头，想生计，看世界……”《新女性》杀青那一天，阮玲玉躺在片场中央搭起的那一张女主人公韦明自杀的床上，用被子蒙头大哭。蔡楚生让摄影、场记等人员退出，独自蹲在床边，握着她的手。良久，阮玲玉平静下来，呜咽着说：“这韦明，多像我啊——她的命也是我的命？你为什么这样写、这样拍？为什么不让她活下去？她想活，活不成啊……”蔡楚生根据一个女演员蒙辱自杀的真实遭遇，写出《新女性》的剧本，塑造了韦明这一个被摧残、被凌辱的形象。

“阿阮，你不是韦明。我拍这部电影，就是要让你，让中国的女子，都去做新女性，坚强的女性，摆脱韦明那样的厄运。”蔡楚生柔声安慰。

阮玲玉眼睛亮了：“你能带我离开上海吗？”蔡楚生没吭声。她又低声说：“我什么都不要，能跟着你就好，我可以不演戏……”蔡楚生松开手，点燃一支烟，烟雾遮掩了表情。他慢慢说：“你知道，我在汕头老家还有妻呢。我的事业，也离不开上海。”阮玲玉勉强笑着，伸手，想抚摸蔡楚生的一头浓发，幽幽道：“没事，我开玩笑呢。你蹲下来，我才能摸到这头发。你太高啊，我够不着了……”蔡楚生眼里一下子涌出泪水，低头擦去。

三月七日，傍晚，联华影业公司同仁，在位于九江路上的扬子酒店聚会，庆祝《新女性》热映。衣香鬓影，轻歌曼舞。阮玲玉与每位同事跳一支舞，最后，又与每位同事吻别。亲吻费穆的脸颊时，她问：“费导，我拍您的片子最多，您说，我是坏女人吗？”费穆脸色严肃：“阿阮，你是好女人，那些丑恶小报不要看，胡言乱语不要听。”最后，阮玲玉踮起脚尖亲吻蔡楚生，时间最长久。她转身，柔声向大家解释：“别嫉妒，我亲吻蔡导时间最长，因我把他看作兄长，而且，他太羞涩，我得帮他改改——这世界，容不得羞涩的人……”大家都笑了，而后沉默。蔡楚生脸红了。窗外，隐约传来圣三一教堂晚祷的钟声。

这一晚，回到新闸路上所谓的家，阮玲玉像扮演的韦明那样，喝一碗掺有安眠药的粥，躺下。唐季珊半夜发现异常，阮玲玉尚有呼吸。他把她抱上汽车，朝距离最远的虹口一家私人诊所慢慢开去，一路想着如何摆脱谴责的方法，比如，虚构一封遗书……

当三月八日的晨光微弱地照亮上海，阮玲玉停止呼吸。在一个属于女性的节日里死去，意味深长。多年后，已成为新中国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和广播电视总局电影管理局副局长的蔡楚生，与黎莉莉谈到往事：“阿阮的死，我也有责任……”他从未与家人——比如一九四一年在香港结识、恋爱、结婚的陈曼云——谈说过阮玲玉。

此刻，新闸路上，这一口棺材是轻的。一个女子的死，是轻的，即便她再著名、美丽，也不可能给予这纷乱人间以沉重一击。

灵车上，棺材前，阮玲玉在一张巨大黑白照片里，困惑地凝望着上海、中国、世界。灵车沿南京路缓缓行进，开往位于闸北的墓地。十二个与阮玲玉合作过《神女》《故都春梦》《野草闲花》等电影的著名导演、明星，步行跟在后面。数十万市民在街道旁围观、送行、叹惋，水泄不通，在租界警察干预下，勉强为死者开辟一条去路。不久前还在以“阮玲玉通奸案发”“唐季珊、张达民争夺影星阮玲玉”等标题吸摄眼球的大小报刊，此时，争相抢占有利位置拍照，像蜜蜂，把死亡也作为花蜜来采。美国《时代》周刊随后把阮玲玉作为封面人物，报道一个中国女性的非正常离世。阮玲玉的三个影迷，在送葬后自杀，留下遗言：没有阮玲玉的人间不值得留恋，去天堂里看她演新电影。

多年后，我在新闸路附近的一家机构工作。周围区域是从前的英美租界。黎锦晖一九二二年在此地创办的“明月歌舞社”旧址，不可寻。周璇、王人美、黎莉莉、聂耳等佳人才子出入其中的身影和歌声琴声，不可觅。广东海丰人、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彭湃，正是在新闸路经远里被捕，后牺牲于龙华。少年时代，蔡楚生在汕头著名的小公园里，听过他的演讲，“革命”“东征”“解放”等关键词，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生成而播种、落雨。现在，彭湃寓所，成为文物保护单位，围墙上，有几束野草随风摇曳。

阮玲玉辞世之地，是沁园邨。数十幢西班牙风格的小楼，连拼成民国时代上流人士聚居的这一弄堂。我徘徊其中，不像茶叶商人唐季珊。“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我不懂茶，口袋里没多少钱，也不像张达民。他沉溺于买马、赌马，把来自阮玲玉的钱，挥霍在马和扬州瘦马身上。我趣味寡淡，除了上班，就是读书、写作、晃荡于山水间。像蔡楚生？又没有他那样耀眼的才华。《渔光曲》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确立了他“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大师”之地位。我似乎有他一样的柔弱和沉痛感，故尚能以这柔弱和沉痛，维护善与道义，避免在浑浊的生活中沉沦、覆没。

在沁园邨，一个老人告诉我，“阮玲玉故居”标牌，曾悬挂在阮玲玉或者说唐季珊家门口的墙壁上，被当下的新主人拒绝并摘下，只得镶嵌在弄堂入口处。那一扇由蔡楚生、费穆等抬出棺材的黑色铁门紧闭。看不见门内小花园。阮玲玉曾以小花园和客厅做背景，为《良友》杂志拍摄封面照，表情妩媚清新，如上海春天里绽放的玉兰。二楼、三楼的小阳台，不见人影，有花花绿绿的衣服在飘动。

这一私宅正对面，同样格局的另一户人家，黑色铁门上方，装有似乎用于驱邪的一面小镜子——以耀眼的光，抵御一种久远的邪恶和黯淡？

二

汕头。一个梦想发财的鞋匠，挤进购买彩票的熙攘人群，掏出口袋里的全部钱币，买了一张彩票。

回到破败不堪的家，他把彩票藏在枕头里，掏出来；藏在空醋瓶子里，抽出来；藏在鞋底下，捏出来……藏在哪里，都有遗失或被人偷走、被老鼠啃噬的危险。这张彩票，有可能关系着一个穷人的鸿运：造房筑屋，娶妻生子，开店铺，雇伙计，修祖坟……他捏着彩票，从白日梦中笑醒了。门板被海上刮来的大风摇动，发出吱吱呀呀感叹声。他灵机一动：用浆糊把彩票贴在门板背后，防鼠、防盗、防遗忘。

中奖消息传来，鞋匠欣喜若狂。这彩票却怎么也揭不下来，他只得卸下这扇门板然后扛起，朝彩票站跑去。跑啊，跑啊，内心充满潮剧中喜悦的锣鼓声。他跑过关帝庙、天后宫、小公园、骑楼、码头、戏楼……似乎把汕头著名地标跑了一遍，路线有些凌乱。他撞翻水果摊，说：“跟着我去兑奖，赔你！”水果摊主跟着他跑。他撞翻一个牛肉摊，说：“跟着我去兑奖，赔你！”牛肉摊主跟着他跑。他撞倒一个老人，说：“跟着我去兑奖，赔你！”老人的儿子跟着他跑……一支去兑奖的队伍越来越庞大。

到彩票站，领取一笔奖金，鞋匠拆分后一一赔偿给围堵着他的追随者，最后，还缺两块钱。一个索赔者就扛起这扇门板，大摇大摆走了。鞋匠站在街头，呆呆望着远去的门板越来越小，欲哭无泪……

一九二六年六月的一天，银幕上，这部名叫《呆运》的电影，正举行首映礼。黑暗中的汕头观众，在六十分钟的时长内，仰看故乡风景，反省一己或共通之命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滑稽讽刺电影”，发出笑声、掌声、叹息声。蓦然亮起电灯，他们一下子回到现实。走出电影院，走进各自悲喜不一的处境：华丽或破败，富裕或贫穷。且两者不断转换，造就种种悲剧、喜剧。

故，潮汕，东海与南海分界处的这一东南边地，多关公庙、妈祖庙。人们用燃烧的香火，加固已有之喜悦，化解眼前之悲伤。当然，还有一座韩公庙。韩愈曾贬谪于此，治海难，兴教育。苏轼追寻韩愈身影和气息，为其撰文立碑，赞曰：“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文气与勇气”，遂成为这一地域卓荦不凡者的隐秘气质，浩浩哉，郁郁乎。

此地贫寒子弟无路可走，往往乘船远赴东南亚各国打拼，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侨批”文化——可用来兑换钱币的一种信札，封面上写有寄回故乡的钱币数量、收款人姓名、地址；信札内附有相关的文字。自己写，或请人代写，纸上有泪迹斑斑。于是，汕头有了从事传递侨批业务的“侨批馆”，类似于当下的邮局、快递公司，从业者须以家族荣誉和财富担保，以免卷款逃跑。

自一八六○年开埠，潮汕籍商人垄断上海鸦片贸易达六十年，使汕头与上海这两座城市，构成一种畸形、紧密的关系。当鸦片生意受到抵制和谴责，他们迅速转行，投资抽纱、钱庄、电影制作等行业。可以说，中国电影业散枝展叶于上海，隐秘植根于汕头资本和东南亚。郑正秋、陈天、郑应时、蔡楚生、陈波儿、李霞卿等中国电影早期开拓者，均为潮汕籍，符合地理与时代的逻辑。

《呆运》这一电影的导演，正是陈天。这一晚，坐在电影院第一排的中央，他拍拍身旁一个英俊青年：“阿通，你的处女作，成功了！”阿通脸红着，去握陈天的手：“陈哥厚爱我，如何是好……”陈天摇摇手：“你我是兄弟嘛——到上海去吧，实现你的电影梦！”阿通忙起身、鞠躬：“去天后宫吧，咱们喝一杯酒，庆贺一番！”一群人出影院，说笑着，朝天后宫方向走去。那里，有一家通宵营业的牛肉火锅店，生意兴隆。电影开拍前，陈天和阿通等人，曾先去天后宫烧香祈祷，再去那火锅店吃了一次，就念念不忘。

潮汕地区重商轻农，牛被作为美食对象而非劳作物资。一头牛，在火锅店后院现场宰杀，全身细分为上百部位，每一部位的口感与价格迥然不同——精细、准确地对待每种事物，是潮汕人性格特质之一。这也是电影工业需要的特质——必须精细、准确地对待表演、美工、音乐等每一环节。

一九二六年春季，陈天自上海回故乡汕头，拍摄故事片《情奴》《白芙蓉》，得到绸布店店员阿通的帮助：搬卸道具、运送餐食、维持拍摄现场秩序、寻找群众演员等。为表达谢意，陈天去看阿通与友人联办的话剧社演出，对阿通编剧的《呆运》赞不绝口，遂将其搬上银幕，且由阿通主演。“绸布店出了一个电影人！”这消息一下子传遍小城。绸布店胖老板夸阿通，更像是夸自己：“我早就看出阿通有出息！能写、能画、能演戏，还能吃苦，半夜三更看书读报。咱这绸布店，也扬名了！”

阿通，即蔡楚生。多年后，这一绸布店，成为汕头市著名旅游景点：郑正秋、蔡楚生电影博物馆。我曾进去晃荡，看到绸布店的仓库、账册、算盘，蔡楚生的小床、床头柜上的书籍。一盏油灯，没有煤油和灯芯，没法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