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衰老”与“死亡”
作者: 钱理群按照我的第一本养老学笔记《养老人生:机遇,再出发》的说法,人进入老年,其生命形态大体分为“活力养老——失能——安宁疗护”三阶段。我从2016年入住泰康养老院,一直“活力”四射,处于养老人生“再学习,再创造”的高潮期。据初步统计,在养老院的八年,我写了16本新著,共480万字,平均每年60万字。但就在2023年7月29日中午、7月30日凌晨3点半,我突然连续跌倒两次,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象征性事件:如葛文德先生在其书中所说,“脚才是老人的真正危险”。接连两次跌倒正是向自己发出警示:从2023年开始,我将面对纯属自己,外人难以理解,自己也难以表达的“衰老、疼痛与死亡”。如何应对,从此成为我不可回避的人生新课题。“衰老与死亡,是生命的最后一课”,意味着我将由“活力养老”进入“失能——安宁疗护”新阶段:这是人生的根本转折。
但这也有一个过程。所谓“衰老”,既是“身体衰老”,更是“文化(精神)衰老”;一般说来,是身体衰老在先,逐渐演变为文化衰老。而且不同的生命个体,这样的演变,时间、过程都有很大差异。我自己此时此刻,就处于身体衰老与疼痛开始显现的状态——几个月来,无论是夜间的睡眠,白日的活动,都“累”得不行,始终被肩、腰、腿的疼痛所折磨,尽管还没有到不可忍受的地步。但是,作为“文化人(学者、思想者)”的我,却依然处于精神高峰状态。我因此总结说,2023年,既是我“思想、学术的顶峰”,又开始面对生命的“衰老与死亡”。而这样的状态能维持多久,还会发生什么突发事件,都是无法预计的。我自己期待这样的过渡,能维持四年,到我的“八八米寿”,我将其称为“活力养老”的“最后阶段”,多少可以有些“再学习,再创造”的新成果。随后就要作更大的调整,真正进入“身体衰老、文化衰老”并重,最后只剩下“身体的我”,就要直面死亡了。这是我为自己设计的人生最后“三步曲”。
于是,就产生了“要赶紧做”的念头:趁脑子还好使,思想、精神状态都不错的“大好时机”,把想做的事尽可能多做一些,最好都做完,不留什么遗憾。而且我还给自己多加一个“活儿”:干脆把老年人生最后一个课题“衰老与死亡”也思考、研究一番,到最后“直面”时(那时候已经不能研究了),就要主动一些。正好我所在的“冰山”研究小组,也要讨论这话题;这几天,我就紧赶慢赶读完了小组推荐的两本书,并浮想联翩,自作发挥,写出了这篇读书笔记。基本观点都是原书作者提出的,也就不一一注明了;我的阐释,不一定符合作者原意,有什么问题由我负责:其实我自己是更看重这些“借题发挥”的。
坦白地说,这背后自有我的追求。我注意到,有研究者对《最好的告别》有这样的评价:这本书“对在21世纪变老意味着什么,进行了清醒、深入的探索”。它提醒我们:所要“探究”的,不是一般的“衰老与死亡”,而是我们所处的“时代”——“21世纪”所提出的老与死问题。还有:所处的环境——“大陆中国人”的老与死;以及“我们自身”(同代人,自己的生命个体)的老与死。这就十分地复杂、丰富、有趣了。
“衰老”意味着什么?如何应对?
这是一个最严峻的生命课题。作者提醒我们:要直面“变老的残酷”,“不带丝毫温情”。
一、“变成自己的陌生人”
《变老的哲学》提供的一个细节让我过目难忘:一位正在变老的女性,每天早晨在镜前梳妆时都会因为面部皮肤上生出的黄斑瘤而对自己心生厌恶,“镜子中逐渐老去的自己不再是自己认识的自己”,“却又实实在在的就是现实的自己”,就不能不陷入实实在在的“热爱”之中:“厌恶与爱形成一个矛盾的复合体。”这大概反映了所有“变老之人”生命存在与心灵的变态:“我还是我吗?”
葛文德先生说:“老年是一系列的丧失。”首先是身体的失能:失聪,耳朵听不到了;失明,眼睛看不见了;失去行动能力,双腿走不动了;失去自理、自治力,不能穿衣、洗漱、上下床、进厕所,无法独立生活,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了。接着是心理、文化的失能:失去与人交往的兴趣与能力,不喜欢周围的人,逃避有组织的集体活动,不再是“群体性”的人;另一面,封闭在家中,也和“大自然”隔绝,人与自然天生的亲密性的丧失;有的人发展到极端,最后“离家”出走,拒绝家族与家庭的亲情:“自恋忧郁症”就发展到了极端。
这其实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性”的丧失。我把它概括为“五大丧失”:人的精神性、社会性、个性的丧失,记忆力消退导致人的历史性存在的消失,语言能力丧失后进入“失语”状态。最后保留、存在的,是“身体的自我”,“身体才是人最后的本色”,“我们最后的牢笼和避难所”。
这确实残酷无情!我们如何应对?
在我看来,“应对”应该有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首先是承认与正视:衰老与死亡的不可回避,身体与文化逐渐消失的趋势不可避免,我们的应对必须建立在“清醒的现实主义”基础上。同时,我们又要坚持“有限度的理想主义”,即我喜欢说的“尽人事,听天命”。最大限度地发挥智慧与韧性,把人(我们自己)能够做的努力都做到了以后,就顺其自然吧:结果(而且还是“恶果”)早就定下来了,我们的期待只是希望在发展过程中比较有利于养老之“人”的最后生存。
这里提出的“过程”的观念,是一个关键:人最终必会经历身体与文化的衰老,必死无疑;但其中有一个过程和一段时间:五年,十年,三四十年都难以预计。这就有了发挥我们主观能动性的机遇:我们应该,而且可以从变老之人“身体”的养护和“养老文化”的维护与新构上做点努力,做篇“文章”。我们的讨论,重点放在人们关注较少的,进入衰老期时,“养老文化”的建构问题。
于是,我就注意到《最好的告别》的作者提出的“人生的目标的收敛”的命题,明确指出,进入衰老期的老人必须对自己人生目标与动力做出调整与“变动”。具体提出了四条:“缩小活动范围”;交往减少;注意力在“存在”,而不是“做事”;关注“当下”,而不是“未来”。这抓住了要害:核心是“当下存在”。这意味着人生追求的一大调整:不再试图有新的学习与创造——那是“活力养老”阶段的目标,现在已经无力再做了;也不再着眼为“社会”作贡献,我们已经尽力贡献了一切。现在,是回归“当下的自我”的时候了:关键是“存在”——我“活着”,又有人“搀扶”着,这就够了。人生的文章要做在“当下怎么活”上:活得“安全”,活得“安宁”,活得“自在”。“在医学知识和身体局限范围内,过尽可能体面的生活。”
我的思考再深入一步:这样的“体面的活法”应该建立在“养老文化”的维护与建构基础之上。我给自己与养老院里的衰老之人提出目标:尽管文化的衰老与身体的衰老一样不可避免,但还是可以(也应该)延缓其速度。养老院里的晚年生活,不仅要尽力延缓“身体”的衰老,更要延缓“文化(精神)”的衰老,下足功夫。我提出了养老院四大“文化建构”的设想——
1.属于“老人生命个体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享受”。“享受”不限于物质的满足:好吃、好喝、好玩、好乐、好穿,更在于对背后的“吃文化、喝文化、玩文化、乐文化、穿文化”的感悟、品味与欣赏。正是在对日常生活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满足中,老人尽管日趋衰老,也能够获得“休闲人生”的乐趣、意义与价值。
2.建构养老院里的“家庭文化”。这是疫情泛滥的全球危机中提出的新问题:人们重新认识家庭的意义,出现了“回归家庭”的倾向。在这样背景下,提出了养老人生的新课题:即使老人离开家庭,到养老院安度晚年,仍然需要建构养老院的自有特色的“家庭文化”。这是一个关系养老院管理的大问题,我在下文还要详细讨论。这里只说说我和也是养老院居民、著名儿童文学家王金波老师的一个建议:建构家庭文化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继承中国“诗教传统”,实行“亲子共读”:每星期抽一定时间,家长与孩子共读一本书,营造“家庭文化”的良好氛围。这样的“共读”应该成为一个家庭传统。我们也因此设想与建议:养老院的老人,正可以在这里找到发挥“余热”的机遇。爷爷、奶奶和孙子、孙女一起读中国古典诗词,那真是其乐无穷!受益者绝不只是孩子。
3.前文谈到老人会因身体衰老闭门不出,失去和大自然接触的机会;我也因此主张,只要有可能,老人还是要多到庭院走走:不仅是锻炼身体,更要以我的老师林庚先生主张的那样,以“婴儿好奇的眼光”,去重新“发现大自然”,与养老院的一草一木进行精神、文化的交流。
4.更要建构与维系“社区文化”。在养老院里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也是一个大问题。我因此倡议构建“扬善抑恶”的社区文化:每个老人都以“善”相待,同时又保持一定距离。
应该说,在日趋衰老过程中,这四大文化对老人生活的影响也是变化的,总的趋向是老人越来越退缩到个人与家庭。葛文德先生因此说:“未来是有限的,不确定的时候,你的关注开始转向此刻此地,放在了日常生活的愉悦和最亲近的人身上。”这是有道理的。
二、衰老让你失去了“时间”
我们通常说“时间”,指的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而这三大时间,在衰老之人的“感知”里,与青壮年(包括自己的青壮年时期)都大不相同了。
“现在的时间”——不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有多长。不断地问:我还能活多久?我能等到中国与世界发生历史巨变的时刻吗?——不知道!
“未来的时间”——不知道“未来(明天、后天……)”会发生什么。未来的自己的生命处在“不确定”的状态。
“过去的时间”——在“过去”的记忆里保存下来的自己的生命形态,随着衰老,越来越模糊了,最后就消失了,“什么都忘了”。而且时间(特别是“过去的时间”)呈现的方式也在变:狂热的快步,代替了规则的小跑。
还有“如何记忆”?——“如实”地历史记忆,还是按今天的需要,作“想象”的“应该如此”的“对头”的现实记忆?
于是,我就提出了“衰老的我,还能把握时间吗?”的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拥有的时间,过去的时间,现在的时间,未来的时间,都逐渐“消逝”的情况下,人只能追寻留存在自己“生命之内的时间”,即自我精神与灵魂中的“永恒”。
坦白地说,2023年7月29到30日,我躺在地板上,直接面对衰老与死亡,思考“如何应对”,首先想到的,就是既然给我的“现实时间”已经不多,那么,就应该到自己“内在时间”里去追寻。这也是儒家思想对我的人生的最大影响:要通过“立言,立德”,把自己的思想、精神留存在所写的著作中,那里有生命中的“永恒的时间”。说起来确实难以想象:7月30日上午,我被管家发现并扶起,经过检查,认定“身体未受损伤”,中午休息以后,当天下午、晚上,“我都在尽力整理《读书笔记》”(见7月30日日记)。我认定,越接近衰老与死亡,越要抢夺时间,抓紧写作。并且称之为“为自己和未来写作”。我深信,衰老与死亡都不会“消除人的生命意义”。即使是最后的死亡,在带来肉体的“消失”的同时,也会留下精神的“永恒”。灵魂(精神)并不存在于宗教的“灵魂不散”中,却有可能存在于留存的著作(包括回忆录)中,从而“立言”而“立德”。“有价值的书和画是不会被忘记的。”
三、“不再理解世界”
这也是日渐衰老、日近死亡的老人,逃避不了的困境。《变老的哲学》有如下分析:每个人都用他在成长和教育过程中接受的一套知识体系、文化符号来理解世界,根深蒂固,难以废弃。问题在于,时代变了,旧系统被新系统替代,用新符号描述世界,让老人感到陌生。重新学习又意味着否定自己的过去。“他不再理解世界。他理解的世界已不存在。他被逼迫着理解无法理解的东西。这种逼迫就和过去的牢笼一样不放他走。”
读到这些分析时,我立刻想起2023年和年轻朋友(主要是90后、00后这一代)讨论得最多的问题:如何应对“高科技(人工智能)”对“人”的挑战,即《最好的告别》所说的“人、机博弈”中的“人性关怀”这一全新的生命课题。人的许多功能都被机器人所代替,那么,人向何处去?人干什么?往哪些方面发展?对人自身的智能、精神……各方面,提出了什么新要求?人的职业、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人所从事的医学、学术研究、教育……方方面面,在与机器人的博弈中将会发生怎样的本质性的变革?……这些,都是年轻一代迟早要面对的人生“大问题”。我们这些养老之人大概遇不到了,至少可以回避,承认自己“不懂,不理解”就行了。我也因此没有埃默里先生说的“被逼迫”感,反倒充满了“好奇心”:“人机共存”的时代,会有想象不到的发展空间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