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船空载茶香归

茶与禅，一直相生相伴，如同孪生兄弟——名山名寺，必出好茶，必有名茶。诸多名寺的附近，常常辟有茶园，最初种茶品茶的，也是僧人。陆羽《茶经》说：“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茶。”西湖龙井，传说是南北朝诗人谢灵运在天竺寺翻译佛经时，从佛教天台宗发祥地天台山将茶种带去了杭州。宋代时，灵隐寺大和尚辩才法师退居老龙井，在狮峰山麓开山培植成龙井茶。杭州灵隐寺佛茶，种植和制作者也是寺院的僧人和居士。四川雅安的蒙山茶，相传由西汉时蒙山甘露寺禅师吴理真所栽，称为“仙茶”；庐山云雾茶，传为晋代名僧慧远在东林寺所植；江苏洞庭山碧螺春茶，传为北宋洞庭山水月院山僧所植，它还有另一个名称，叫做“水月茶”。除此之外，武夷山天心观的大龙袍、徽州的松萝茶、云南大理的感通茶、浙江余杭的径山茶、浙江景宁的惠明茶、天台山的罗汉供茶、雁荡山的毛峰茶等，都产于寺院。安溪铁观音“重如铁，美如观音”，其名来自佛经，与佛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君山银针产于湖南岳阳君山，最初也由僧人种植；惠明茶因浙江惠明寺而得名……至于普陀佛茶，因产于普陀山，最初是僧侣献佛、待客用的，干脆以“佛”命名了。

茶，三分芳香，七分幽香；禅也如是。凡曲径通幽处，皆可达禅。西湖龙井也好，灵隐佛茶也好，形状扁平，颜色翠绿，习性清爽；一经冲泡，香气四溢，经久不散，不仅有养气颐神、明目聪耳之功能，还有着清心寡欲、淡泊宁静之效果。后者，有些暗合佛教“明心见性”之真谛。

船子和尚曾有诗云：“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这一首诗，有清风明月之境界。船子和尚，原名德诚，遂宁人，生活在唐中晚期，隐居华亭时，师从药山惟俨禅师，常乘小船往来松江朱泾间，以钓鱼度日。这一首诗，写的就是船子和尚以钓鱼之好悟天地至理——一轮明月，一叶扁舟，天心枝满，吾心皎洁。

大道相通，法门无二，船子和尚钓鱼能开悟，更何况饮茶乎？

一个著名的禅宗公案，据说来自日本明治时代的南隐禅师——一位学者向南隐禅师请教禅的智慧，南隐不回答，只是给学者倒茶。学者示意杯子满了，南隐仍不停，继续倒水。学者忍不住说：“师父啊，茶已经满了，都溢出了！”南隐笑眯眯地说：“如果你不把自己那杯茶倒空了，叫我怎么跟你讲禅呢？”

这个著名的场景，演绎了一场高级趣味：禅，于悄无声息中，如茶水般散发着沁人心脾的味道。有人说故事跟茶无关，茶只是道具，换成水也可以。我以为不是这样，若只是水，诗意减弱，禅意缺少，更缺少智慧的高级感和玄妙感。高级和低级趣味怎么区分？若带来智力开启，是高级趣味；若带来感官反应的，则属于低级趣味。或者，能开拓边界导向无限的，属于高级快乐；凡缩小边界导向有限的，属于低级快乐。故事有些玄妙，却在阐述一种道理：在无限面前，有限反而是一种累赘，或者是一种阻碍。

“禅”是什么？莫衷一是，各说其道。从本质上说，是“清净”的外部与清净的“内心”，也可称为“菩提心”之间的共融共振。“清净”很重要，若污浊的环境和思维，一定无禅；必须是极致的“清净”，才能让“禅”悄然降临。没有清静，没有洁净，一派油腻，一派功利，必定无“禅”。

“禅”是悄然的，是天造地设的，是一种境，也是一种场。它还应具有某种启迪性，带有某种“神示”，不生硬也不功利。“禅”初起的一瞬间，外部是清静的，内部也是清静的；物器是清净的，人心也应是清净的——禅起如光，如洁净的云和风，一切都活了过来。“禅”还是一种通感，不可说，不好说，只能试着用文字来接近，用比喻来明白。文字不是“禅”，却可以试着去理解和明白“禅”。

“禅”与“定”，一般而言，如影随形，难分难舍。“禅定”二字，有着玄机：隽永为“禅”，心不乱为“定”。“禅”为什么让人亲切？因为本质上是真实的，有内容的，是“有限”融入“无限”。中国传统社会，农耕文化占据主流，总体上是实在朴素的风格，孔子质朴，孟子耿直。自汉儒之后，不免虚伪作假、装腔作势、不懂装懂。科举充满功利，教育则是拉长着脸，日日填鸭似地灌输，让学习者根本没有主观能动性。相比之下，“禅”因为真实生动有内容有诗意，能让授与学之间默契呼应，心津荡漾。

中国传统社会也好，传统教育也好，是一个深色的背景，低沉肃穆。“禅”，是一种激活，如一朵无形的花朵，顺应天时地利人和，“啪”地一下绽放。

茶道让生活艺术化，也让人生哲思化。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家，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殊不知在此目标之前，须有“正心诚意”。“修齐治平”好办，只要跟着圣人的倡导亦步亦趋往前走就是；“正心诚意”就比较难了，要求追溯，要直面“心”——“心”是什么？是一个问题。“心”何在？又是一个问题。一个接一个的形而上问题，是最难以面对和捕捉的。自唐末后，儒家将“正心、诚意、修身”与茶道结合起来，是借鉴了佛家的做法——之前寺院的坐禅也好，悟道也好，不管是否借助于茶，目的都是“正心诚意”。宋儒的主流是孔孟之道，加入道和禅的成分，“三教”融合，成为了程朱理学。到了王阳明之时，“正心诚意”最后得以突破——以融合了儒释道的“致良知”，完成了这一个使命，使得儒家这一提倡有了革命性的突破。

宋朝之所以在智力上有极大的开拓和上升，文化风格上有着整体的幽深和雅致，茶起着无形的作用——茶是机缘，是暗示，也是培育。茶道还是释放，让人坠入艺术和人生的通感之中——喝茶者可以从天青色的瓷杯、琥珀色的茶水，静谧、缓慢而优雅的过程中，受到美的启迪，打发无聊，填充寂寞和孤独，进而感觉孔子的温润、老子的旷达、释迦牟尼优雅的智慧，悟彻到生命的无限与广博。

什么是“禅”？只要细细地品尝茶的滋味就明白了，那种无法捕捉的空灵，难以表述的甘和苦，难以言喻的身心茶合一状态，就是“禅”。在现场情境的导引下，身、心、灵全面打开，全面融合在一起。这时候整体的感觉，是超越语言的——心有灵犀一点通，语言和文字达不到的地方，禅和意境，已在那里微笑、凝视、等待、拥抱了。

人，若能明白有存在超越语言文字之上，若能明白语言和文字的缺陷，竭力让思维和感觉抵达语言文字的边际。智慧也好，神通也好，必定随之产生。陶渊明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就是这个意思。

多说一句：音乐上的休止符，中国画的空白，数学上的零，哲学上的无……都是彼此的边界。人以边际为警醒，以手指月，便有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茶与禅，是东方文化的“双生花”。它们一起生——茶饮诞生的年代，也是禅诞生的年代；也一起长——有茶即有禅，有禅即有茶，二者不可分。如此过程，跟佛教所云“戒、定、慧”无二。也因此，茶与禅结合得尤为紧密。很多公案，无头无脑，让人看得不知所云。为什么会如此？问得没段位，一看就不是“明白”之人。回答之人懒得“鸡同鸭讲”，或者随便回答，或者胡乱回答，王顾左右而言他，自然也形成“公案”。理解禅的故事，不能从字面意思去理解，而是要深入到文字之外的语境。

诸多禅宗故事，记录的是语言的表面意思，至于深层次的意思，必须得根据情境，苦思冥想慢慢悟。

所谓禅意，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就是将意义隐藏在语言文字之外，否定语言的“桥梁性”。

禅，不相信语言和文字，也不怀疑语言和文字。语言和文字很奇妙，怀疑它，反而有好的语言，也有好的文字。跟禅意相关的诗，都是好诗；跟禅意有关的文字，都是好文字。欣赏禅意，得有禅心，觉知到互动才是，如糖遇到舌头，甜之味才能被觉察到；遇不到味蕾饱满的舌头，再好的味道，也是白搭。

世俗也有茶叶崇拜，视茶叶为神圣和高贵之物。诸多茶乡在新茶采摘之时，都会有一些庄重的仪式和习俗：天破晓时，鼓乐齐鸣，载歌载舞，敬天地，叩鬼神，拜四方；采茶者入园，须提前三天禁葱、姜、蒜、韭菜等，还必须随身带着一罐水，用来清洗指甲和手指，怕污染了茶；更有甚者，还要求采茶者必须是处女……诸多禁忌，意在说明茶的珍贵、洁净和神圣。历史上一些贡茶采摘，过了春节，朝廷就派钦差赶赴茶区，专司监制、鉴定。有的地方为了讨得皇帝的喜欢，更是制定各种规矩，比如要求采摘女子不许用手，只能用金剪刀剪；等等。一旦茶叶制成，即备上等骏马日夜兼程赶赴京城。难怪乾隆当年尝得好茶后，一时大发诗兴：“天生丽质难自弃，离鼻三尺奇香来。”

讲究可以，崇拜也可以，若过分耽入，甚至沉湎其中，便是入了魔道。

好茶一旦入宫，森严壁垒，就如同入了宫的少女一样，生命已不复存在。“一入宫门深似海”，茶入宫中，有以海水泡茶之感，那不是让茶活，而是让茶死去。

说茶与禅，也绕不开日本。唐宋之际，茶由日本僧人最澄带到日本，先在寺院里流行，慢慢流传于社会。到了宋朝，日本的传奇僧人荣西将宋朝的茶树种子捎到了日本，在日本种植。随后，荣西写了一本关于茶的专著，全力弘扬茶道，目的是借助茶道在无序无规的日本社会推广礼仪和静穆。引入茶道，是想以日常生活中的规矩，带动人们开启智慧，明白事理。据说，有幕府将军因饮茶而重病痊愈，为茶的普及起到了推动作用。日本茶道沿袭的，是唐宋时期的寺院一脉。跟中国茶道的清静放松、自由自在、和谐自然不一样，日本茶道引入了宋代茶道的“四谛”，即“和、敬、清、寂”精神，“虔敬”和“敬畏”的成分尤为浓郁。茶道的这些要求，体现了日本文化万物有灵的观念，以清浅简洁的风格入世，最后转向虚玄和神秘。这其中，“和”是最根本的，以服从天道为第一要义，“天、地、人”之中，主导原则是“天”，从属原则是“地”，协调原则是“人”。此三者若摆放正确，是符合“道”，满盘皆活，一派天然；若三者关系不和谐，便是越俎代庖、鸠占鹊巢，会变得沉闷无趣，毫无生机。

日本茶道，中心思想是企望以茶叶带来静思和冥想，消除人们心中的杂念和妄想，继而厘清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心怀敬畏和虔诚，努力接近一种“无”的境界。

日本处于茫茫大海之上，岛国民众普遍缺乏安全感，有一种想上岸的情结。此种根深蒂固的潜意识，带有某种远古愿望和记忆。日本人孤独、内向而极端的双重性格，似乎也能证明这一点：既有樱花之美，又兼妖异之魅；既如君子般温文尔雅、谦让平和，时而又如鬼魅般残酷阴险、刻板古怪。当然，文化总是大而化之，不能完全实证，它不可能像数字一样精密准确。

长时间的孤独、寂寞和无助，对于族群的性格必有影响——寂到深处，便成“侘寂”。茶的到来，自然而然获得了认可和共鸣。日本人爱茶，便成了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

日本有俳句，核心是求文字中的禅意，跟中国的诗略有不同，风格上显得更加自然，风来竹面，花开花落，一派禅意。松尾芭蕉有俳句：“水鸟嘴，沾有梅瓣白。”“牵牛花，一朵深渊色。”有限的文字背后，是无限的空白，如简笔水墨画。小林一茶有俳句：“谁家莲花吹散，黄昏茶泡饭。”质朴天然，智慧隽永。以比喻来形容，徘句若夜风掠池塘，蛙声一片惊繁星。

静不同于孤，也不同于寂。孤与寂，了无生趣；静，有生机，有生趣。“寂静”之美，在中国佛教文化中表现得不明显。日本文化中，有一种“侘寂之美”，意为在阴暗处照亮美，也是从破灭中寻找真。侘寂之美纯粹、精谧、高妙、朴素、节制、冷瘦、寂寞、稚拙、枯萎，如此特性，是对富贵、华丽、鲜艳、豪华、繁琐的一种否定。不是生机勃勃的，而是衰败黯然的；不是华丽富贵的，而是简陋朴素的；不是阳性的，而是阴性的；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具有自然秩序的……这种典型的日本审美之风，是日本在融合了唐宋文化以及佛教文化之后，产生的一种独特的美感：世间万物，都是随着时间而劣化，可是侘寂反其道而行，它接受时间逆化，从衰败、暗淡、陈旧、丑陋、幽远、凝滞中感受美。这便是侘寂的内心。

侘寂为什么美？因为有物哀，跟生命的本质有共鸣，跟时光的回忆性有关。生命的表象，虽然热热闹闹，喧哗嚣动，其实在骨子里，还是斑驳、凄静、孤独和苍凉。灵魂高级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抑郁，属于善良范畴之内的，唐代王维的诗与人都是如此。王维的诗，能够真实地描述生命的本质，既有人生的终极感悟，也有宗教的启示意义。普通人不懂禅，一般不太理解王维诗中的境界，以为王维“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是避世，其实哪是避世呢，这是在认知生命的虚无本质之后的减法，不关注世界的喧哗与骚动，只关注事物过程中瞬间的玄妙，以及生命的来意、去处和真谛，有敏感、通透、觉知、超越，抵达生命本质的高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