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国觞咏

一

涉历山川，绮筵对酌，与异邦朋侪相酬唱，王韬将访游东瀛的百余日观感，历历地写进《扶桑游记》这部书里。此次出游，他觉得无比畅意。他在书的自序里尝言：“由此壶觞之会，文字之饮，殆无虚日。”十几字，或可道出快适心境。

王韬自幼喜爱观览。他是苏州甪直人，镇上的保圣寺，是他常常光顾的地方。流连佛刹造像而神往大千世界，他自然养成纵游天下的夙志，尝谓：“余少时即有海上三神山之想，以为秦汉方士所云，蓬莱诸岛在虚无缥缈间此臆说耳，安知非即徐福所至之地，彼欲去而迷其途乎？”

只消了解王韬的身世，便可知道，他的离乡远足，却是跟避祸有关的。用他讲给日本友人的话，是“以口舌遇祸，因谗被废”。祸端，起于一封信。李秀成统率太平军攻向苏州、常州，城陷，兵锋迫临上海。供职于上海墨海书馆的王韬，情绪因眼前世局而动。1862年初（咸丰十一年冬末），他回乡探望染疴老母，向驻扎苏州的太平军投章献策。清军占据上海，发现王韬曾呈的条陈，虽然他用了“黄畹”的化名，还是没能遮掩过去，李鸿章为之撄怒。背了“通贼”罪名的王韬，立遭清廷通缉。无奈，他在英国驻沪领事馆领事麦华陀爵士的相助下，搭乘英国“鲁纳”号邮轮逃离上海，匿迹香港。蹈浪南去，海天清旷，孤伫甲板之上，他心境哀楚，胸中悲音与万里涛声相激。此时，他正值盛年，却一发“余青衫老矣，落拓天涯，苦无知己”之叹。“以有为之才，处多故之世”（冈千仞《扶桑游记·跋》）的王韬，自恨碌碌不得志，尝以“天南遁叟”自命，寄喟遥深，足见灵魂已被浓重的漂泊感攫紧。

旅港五载，王韬任过报社主笔，译过中国古籍，写过有关香港历史的文章。1867年11月，他在好友的襄助下，作为翻译助手，与回国的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偕行，踏上旅欧的远程。法国马赛、巴黎，英国伦敦他都去过。外国的政治、经济呈示的别样局面，特别是中西文化存在的巨大差异，令他陷入深刻思考。对于现代文明的接受，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反视，以及新观念的萌发，在他思想中滋生改良意识，并且引起变革冲动。

1870年春，王韬随同理雅各返回香港，仍在曾经供职的《华字日报》做主笔。这年7月，法国和普鲁士因争夺欧洲霸权，爆发战争。刚刚见识过欧洲情势的王韬，格外关注战事，执笔编撰《普法战纪》一书，述其始因与过程。此书在报纸连载，为李鸿章所激赏。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撰写大量政论之文，倡扬变法主张。他的著述传入日本，为文化界中力主维新的人士所瞩目。也就因此，1879年4月，王韬应日本一等编修重野成斋、报知社主笔栗本锄云等名士之邀，做为时四个月的东瀛之游，历览东京、大阪、神户、横滨诸地风物。

此段颠顿经历，日本的雅士胜流自然晓析，愈加赞佩王韬的识见与学养。《扶桑游记》书竣，同他素有笔谈往复之雅的重野成斋为之撰序，言：“盖先生抱负伟器，早岁遭变乱，寻为忌者所中，远迹韬晦，逍遥沪城，留连香港，遂西极欧洲，东抵日域。所至，纪其风土人情、山川景物之状，意到笔随，读之者如身涉其境。自古卓落不羁之士，无所施于时，则往往作汗漫游，寓意文墨，娱情花柳，以慰其抑郁无聊。”此番话，大致将王韬半生行迹道出了。平安西尾跋曰：“先生长洲人，少怀济世志，尝以言事忤当路，遂绝意仕宦，削迹远遁，以著述自娱。余始读《普法战纪》，喜其叙事之明畅，行文之爽快。及接其容，听其言，不觉叹服。不独其学问渊博，无所不赅；议论公平，不立彼我之见，信所谓通儒也。”另一位，叫冈千仞，亦作跋语：“《普法战纪》传于我邦，读之者始知有紫诠王先生；之以卓识伟论，鼓舞一世风痹，实为当世伟人矣。”评价之高，是到了顶的。

1879年4月23日（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九日），王韬从上海出发，开始扶桑之旅。

王韬是一个文人，他的出游并无官方背景。比起朝廷的外派，这种民间“外交”另有一番意义。同王韬有过文字之交的日本友人讲：“至东瀛者，自古罕文士。先生若往，开其先声，此千载一时也。”当王韬闻催归之音，将回国时，重野成斋等邀饮饯别，素以才气自负的王韬吟道：“两国相通三千年，文士来游自我始。”口气颇大，犹有倨傲之容。也可看出，坎坷世路上，祸难殃身的愁苦感不再久压心头，倒觉“素性不乐仕进，以此反得逍遥世外，优游泉石，颐养性天，立说著书，以自表见”。偷得一段闲暇，观览岛国之胜，深得入微的体验，酷好风雅的他，心境当然殊为畅适。更因在域外遇见心灵相契的人，尤感宽慰，度过的这些日子里，方能诗思贲涌未见其竭。

东游日本，王韬花去128天，朝暮记之，所得“日记”亦为同等篇数。通览一过，游程履迹便知其大略。这些日记，有的用笔细，有的着墨粗，全凭感受与印象的浅深。观风记俗兼倡和酬答，几欲耽湎游乐而忘归。每逢得意处，他总是下笔有神，决不敢草草带过。

王韬的履迹，留在长崎、神户、大阪、西京、横滨、东京等地。一路访山问水，旧友新雨相晤，逐日所记，大宗还在诗酒流连，以及其间的唱诵上，而寓风物怀忆、世情体味于深处。特别是与群公盘桓多日，少不了一洗心尘的雅集，饶得宋人“流觞高会，不减兰亭，感怀书事，聊寄吟哦”之趣。

二

中日文化，同源异流。日本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接受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刻影响。

同王韬素有交游的日本文人，能借汉字音形作汉诗，赋诗的成熟程度，几与同时代的中国诗人工力悉敌。放眼历史，中国古代文学元素，久已植入日本作家的创作意识。奈良时代的和歌，江户时代的俳谐，平安、镰仓、室町时代的物语，都断不了与中国文学的亲缘关系。周朝《诗经》、汉代乐府、唐宋传奇，被日本文人奉为经典，从他们躬身请益的谦恭态度上，王韬仿佛看到了紫式部（著《源氏物语》）、清少纳言（著《枕草子》）、井原西鹤（著《日本永代藏》）、松尾芭蕉（著《芭蕉七部集》）等前辈作家端重、矜庄的历史肖像。

王韬在给日本汉学家增田贡的信中写道：“阁下与弟，沧波相隔，而心契潜通，临风竦企，未面已亲，殆江郎之所谓神交者非耶！文章有神交有道，弟与阁下斯近之矣。”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往来之间，心神的契合当是自然的。

游日之际，挚友重野成斋携众君造访，笔谈甚洽。其间，重野表示“拟将余生平著述授诸手民”，就是说，打算在日本出版王韬的作品。王韬大为感动：“呜呼！苔岑之契，金石之交，乃得之于海外，此真意想所不到者也。”重野对他说：“或序先生之文，谓为今时之魏默深。默深所著《海国图志》等书，仆亦尝一再读之。其忧国之心深矣。然于海外情形，未能洞若蓍龟；于先生所言，不免大有径庭。窃谓默深未足以比先生也。”此言的轻重，王韬当然品得出来，内心大概也是不安的，连忙回答：“当默深先生之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惜昔日言之而不为，今日为之而犹徒袭皮毛也。”这番话语，表明了对于魏源的客观与尊重的态度。访游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主张先破社会之弊，后立现代之径的王韬，视变法图强为己任，表现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担当。“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变法·上》）“设我中国至此时而不一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变法·中》）“以中国之大，而师西国之长，集思广益，其后当未可限量。泰西各国，固谁得而颉颃之！”（《变法·下》）“中国一变之道，盖有不得不然者焉。不信吾言，请验诸百年之后。”（《变法自强·下》）词锋铦利，语势雄强，一派峭健气格。他的《变法》《变法自强》《答强弱论》和《上当路论时务书》，所立文字，深蕴改良卓识，大可致用而上辅国家。

仿习西方先进的器艺技巧，固属治事救世的急务。然而，处当时之势，向内看，是要不要学；向外看，是肯不肯教。王韬以为“西人即不从而指导之，华人亦自必竭其心思材力，以专注乎此”（《变法·上》）。书生意气、才士血性，折射出民族志节，其势犹可冲天。

墨川为东京名胜。初夏，王韬与栗本锄云诸人往游。登千秋楼小饮，“全江在目，轩爽宜人”。席间，一个叫龟谷省轩的日本诗人以七律一首见赠，颔联“慷慨谈兵辛弃疾，风流耽酒杜樊川”，引宋朝词家、唐代骚客的典故入诗：稼轩沙场点兵、杜牧赌酒取姬，亦为东瀛文士知道。一个气韵豪壮，一个文词清丽，诗风的异同，扶桑之士，各有取法。

王韬跟驻日公使馆参赞黄遵宪等人从报知社集于楠亭，分韵赋咏。日本汉学家石川鸿斋以七律二首见赠，前一首颔联：“公超到处门为市，孙绰从来赋最工。”盛意无可推拒，王韬步韵和之，头一首颔联：“杜陵老去才无用，庾信平生赋最工。”只说这两首即席诗的第四句。石川举东晋玄言诗人孙兴公与《天台山赋》之典，王韬则以北周宫体诗人庾开府与《哀江南赋》之典应和，对得妙。杜甫将眷出蜀，漂泊沅湘的病苦晚景与羁旅之愁却是不宜多言的。虽则诗圣的七古《丽人行》“柔声曼调，意态曲尽，脱胎庾子山。而沉郁顿挫，于浓腴中出奇峭，则少陵之所独”（钱基博《中国文学史》）。

王韬“以寓室太隘”而迁至重野成斋家。“斋舍清幽，花木妍绮”，没有生疏感。特别是“与卧室毗连，小楼一椽为书库，藏书数千卷”，愈令王韬欣喜，“非同魏野之移家，有异王尼之露处”，是他顿生的感受。魏野，北宋诗人，由蜀地迁居陕州，一生乐耕勤种，常于泉边林下弹琴，嗜咏平朴闲远之诗，自号草堂居士，足见不求闻达之愿。王尼，西晋人，洛阳陷落，避乱江夏，身贫无宅，与儿子夜宿牛车上，荆州饥荒，毁车，屠牛而食，肉啖尽，父子皆饿死。魏野、王尼，俱为落拓不羁之士，村居野处，不以为意。尽管是“非同”和“有异”，从古人身上，王韬还是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他日，王韬偕重野成斋至娇语亭，遇一瞽者，“虽盲于目而能诗，又能操笔作字，兔起鹘落，满纸烟云，见其字者，不知其为瞽也，此亦唐汝询一流人欤”！唐汝询，明末清初人，五岁因病致瞽，于父兄膝上习诗，终成学问。王韬有感而赠七律：“知君盲目不盲心，洗尽胸中俗虑侵。下笔烟云生丽藻，吟诗山水有清音。宁同张籍干时切，想比唐衢愤世深。亦欲向隅同一哭，世间夔旷岂能寻！”诗里涉及四位中国古人：唐人张籍长于新乐府，美刺现实，词锋直指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弊端和民生现状；唐人唐衢应进士，久而不第，寡欢，常因他人悲情字句而涕零，寄意歌诗，每多感发；夔，被舜帝命为乐官，主理乐舞之事，编创《箫韶》，千年之后，孔子在齐闻韶，赞其“尽美矣，又尽善也”；旷，春秋晋国乐师，生而无目，耳极聪，善辨音律，闻弦歌立知雅意，奏琴瑟心通神明。

暑热之日，王韬与诸友再至墨川，饮于八百松亭，酒半，入座纵谈。几上安置笔砚，可供挥毫作字。席上，日本名士皆有诗，多引中国典故。龙川诗云：“白家幽思浔阳月，苏子豪情赤壁船。”直似曼声忆诵江州司马的《琵琶行》、黄州团练副使的《赤壁赋》。

日本人山本居敬遥寄一律，王韬依韵答之，颔联：“江湖作客悲王粲，风雨联床忆子由。”紧附一语：“予不归吴乡已十八年，舍弟子卿没于江南，亦已二十年矣。”漂泊身世和变迁家境，愈使王韬对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登楼赋》中寄寓的思乡怀国之情、忧时济世之意，殊有领悟；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与其兄苏轼均遭贬逐，宦途迢遥，世路坎壈，聚散暌阻之际，依依离情，王韬最能体贴。

返国途中，舟抵神户，朋好赋诗赠别，王韬有感，濡毫泼墨，挥写律诗四首，有“垂死雄心王景略，一生低首谢宣城”句。自视颇高的王韬，久蓄前秦奇士王猛之志，长怀南齐诗人谢朓之情，愿把生命交付沙场与河山。他的这联诗句，可说慷慨论心。胸臆于平仄间吐露，身边众友，腹心相照，声气相投，当会大有领受。

汉诗在日本文坛享有地位，这令王韬甚觉欣慰。他感到，中国诗文是一种强力粘合剂，使两国文人的志趣、情感和心绪找到了共同的依附，并且瞩望到精神指向的终端。他为《小湫村诗钞》作序，起首即言：“方今日东之以诗名者夥矣，类皆探源汉魏、取法唐宋，以自成一家，而能以奇鸣于世者实罕。”故此，他称赞这部诗集的作者“以其诗之奇鸣于当世，当必于杜之广、李之俊、韩之兀奡、郊之寒、岛之瘦、温李之秾艳、苏之放、黄之生涩槎枒、陆之温润、杨之疏逸之外，别树一帜，而自辟畦町、独立门户，此所谓诗祖也”。这节文字，饶具器局，很似一段文论，对于作序的对象，评价不低。诗作者湫村正是借鉴杜甫、李白、韩愈、苏轼、陆游等唐宋诗人的经验，才使自己获得创作上的成功。做出这番定评的同时，王韬也从日本的诗歌创作中认识到中国文学资源产生的强大作用。日本文人对于汉学的尊崇加深了王韬对于本国文化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