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隐形

一

我跟薛彭生高中开始同班。刚认识那会儿，我问他：“你妈妈姓彭？”忘了他怎么答了，只记得他妈妈不姓彭。

高一下学期，学校以“纪念五四”为题，向全校征文。我写了首“长诗”，得了第一名，诗贴在学校橱窗里。这次征文，让青春期的孩子们得以显山露水了。之后我得知，许多同学开始写诗，以诗参赛，而不像以往那样写作文。彭生也是其一，彭生那回写的诗叫《青春》，不长，估计二十行吧，但特别有力，满是不寻常的句子和迸裂的激情，但跟“五四”没什么关系。我还能记得他的字迹的样子，那片纸的样子。那不是当时的高中生能理解的，我看了之后，只有不说话，因为说不清。

仲海读了他的诗，也读了其他几个人的，说：“我只服薛彭生。只有他是诗人。”彭生自己也这样自识吧。某日，下午自习课上，他随手写了四行诗，掷过来给我看：

酒杯里盛的永远是酒，

水杯里盛的永远是水。

如果我的杯子里不是溢满了琼浆，

我怎敢拿它与你干杯！

老薛让人不得不服，这四行诗我至今记得。

二

班主任李连军老师和我住在同一条街上。上学放学，我俩经常会同路，一路上聊起各种各样的话题，有时说到薛彭生。李老师谈到了拜伦，谈到了戈培尔，说他们像，才华都异于常人，腿脚又都有点儿小毛病，思想上，也都有那么点愤世嫉俗。“愤怒出诗人。”李老师说。

还是高一，歌咏会。那是“五四”之后了，在六月份。有一天，李老师把我叫到一边说，班上准备上一个独唱，只上一个独唱，让薛彭生唱。李老师心细如发，知人、察人、怜爱人。我那时喜欢唱，平时表现多，唱得还行。他怕我有什么想法，对我的“才能”大加赞赏，说了不少好话。“但是，薛彭生的歌唱天赋，是超乎常人的，最能代表咱们班级。”

我对彭生在歌唱上的天赋，一无所感。倒是李老师提醒我了，帮我发了蒙。他听过彭生在班级元旦晚会上唱《太行山上》，一曲难忘。此后，每天放学后，李老师除了排我们的小合唱、二重唱，也专心辅导彭生唱《满江红》。

歌咏会安排在傍晚。彭生上场时，天已经全黑了。音响很差，当天的演唱类节目基本上全是“车祸现场”，但彭生的声音确实浑厚有力，是那次歌咏会最响的，全场都能听到。

那之后我注意到，很长一段时间，彭生最爱的歌唱家是帕瓦罗蒂。他唱歌偏紧，有点用力过猛，不为同学所喜。不过，他是我认识的唯一对意大利唱法无师自通的人，腹式呼吸、胸腔共鸣，非常自然。我后来结识了不少歌唱界的人，发现即便对于专业的歌手，这都还是个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唱歌都是自然发声，带一点自然的修饰。尚无流行歌曲进来时，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唱法。但彭生不同，他已经“帕瓦罗蒂”，并且还蛮正宗。有时遇上帕瓦罗蒂的歌曲，比如《我的太阳》《重归苏莲托》，我也会哼两句。彭生时常示范：“不对不对，这样……”“还是不对，从这儿，自然……”“不是憋着……”嗯，我到现在懂了点儿，但还是没学会。

高二，分了文理科班。我和彭生仍在一起，有一阵子是同桌。他发现我的一个弱点——会被自己的想象惊吓。上自习课时，他悄声跟我讲故事，让我产生幻觉。有时也不是故事，就是一些场景，比如云龙山、一条无人的小路、医院走廊、楼梯、月光、钟声……这家伙有绘声绘色的能力，经常让我感觉毛骨悚然，哪怕是大白天，哪怕阳光灿烂。

那一年暑假，假期语文作业是办小报。彭生的小报叫《小草》，报头有漂亮的行书，旁边以潇洒的笔墨寥寥几笔勾出一块山石、几片草叶。假期归来，教室的后墙挂满了小报，我对彭生的《小草》注目良久，心里只有吃惊。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大家都迷上了书法。某日密谋后，几个男生趁着夕阳将落，潜至云龙山碑廊拓碑。彭生是拓碑主力，自学弄会了拓片的全程手艺。我给他打下手，递墨、递纸、递湿抹布，一番手忙脚乱，做贼心虚……最后拓的一个字，是路边山石上巨大的“忍”字。天黑得快看不见了，不便再作业，我们收了手，几步攀至山顶，站在山头俯瞰万家灯火。

至今我还记得那个情景。那几乎是徐州城入夜唯一的情景。想到徐州，想到古彭城之夜，我就会想起那个情景：一大片黑蓝，远处几抹更黑蓝的是远山，万千灯火皆依伏在脚下，几个少年站在山顶。我们喊了几声，按古人说法，该叫“长啸”吧。我那时刚读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觉得这像极了结尾时的那一幕：拉斯蒂涅站在山头，俯瞰着巴黎塞纳河两岸的灯火，气概非凡地喊了一句：“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

又有一段时间，大家迷上美学。几个老迂磨，尤其是彭生、志文，开口闭口，都是“美是什么”“老虎美不美”“老虎什么时候不美”……翻来滚去，每每争得面红耳赤。我从那一段时间开始，知道了“美是生活”“美是劳动”“美在主观”“美在客观”“美在主客观”等各派意见。许多年后得知，这时中国美学界正进行着一场比彭生、志文更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在尚未成年的我们身上，也留下了痕迹。

彭生有个窝。他在家中独占了一个房间，他家就在邮政局后面那座小院的尽头。这也成了大家的窝。几个玩得来的伙伴，都喜欢到那儿蹭，多数时候是吹牛，偶尔也干些别的。我在那儿第一次读到艾略特的《荒原》，在一本《世界文学》上，译者是裘小龙，始知诗歌有此种写法。第一次通过红灯牌收音机、中华牌电唱机，听到了合成器——由晶体管发出的，雅尔在紫禁城演奏的，直觉得此声发自天外，散发至宇宙洪荒。这样的一个印象，那么辽阔、无限的寂寥空无，只这一次，觉得世间有一种声音，超出了人世、生命、星球、太阳系，没着没落地在宇宙间激荡……

又有一阵子，大家迷上了画画，彭生是师父，彭生的窝是画室。一天傍晚，我在淮海路新华书店买了书，拐进了邮政局后的小院。夕阳斜进窗子，几个伙计正在写生，面对着墙上的一张葡萄静物照。郝佳、红卫、王利、彭生……郝佳好像在画自己的手，右手画着左手。我从那以后，再没碰过绘画。小学时，我是班里画画最好的三个学生之一。初中班上，我的绘画成绩最优，多次习作都在90分以上。矫苏平老师曾提起，某某比赛，你可以画张画，参加参加。认识彭生，尤其是这一次之后，我意识到，在绘画上我全无才情，也没天赋。彭生的写生、造型能力，即便是刚向他讨教的初学者如郝佳，其显露出来的水平，都让我明白到这一点。那时彭生常提到的绘画至交是王竞。我见过他们贴在学校橱窗中的画，此前还不觉得怎么样，以为自己再努力努力，或许能达到那样的水平。等同一班共聚多时，见识日多，我才看清楚他们的水平，也明白了自己能力有限。

三

少年初心，一切都在萌发中，天地万物骤然开阔，像打开了一扇扇秘密之门。我们常走在校园里谈刚念的诗、刚读的小说、刚看的电影。电影这种艺术让我们感到，小说和绘画或许都正在面临巨大的挑战，电影才是未来的艺术。彭生的见解，也每每让我有忽开新境之感。

《人生》——先是路遥小说，然后是吴天明的电影——轰动了。那几天，在操场上来来回回，我们长谈的话题，便围绕着这部电影。彭生说《人生》并非什么佳作，并举出许多的例子，分析这部电影的不足之处。如镜头之间光影的跳，如绿扑扑田野场景的闹。他以一部外国电影为例，说其光线、色彩、剪辑如何之精妙；说导演为了色调和谐，为了表现主人公的心理世界，把房屋、土地、河流，统统都染上了颜色。蒙太奇、长镜头、淡入、淡出……我最早是从这里知道了这些电影术语，在一个铺展开来的新世界里，一步步走向更深。差不多二十年后，我通过影碟观看了塔科夫斯基的《乡愁》，意识到彭生当年所讲，将房屋、土地、河流都涂上颜色的正是这一部电影。

读到世界史，其中提到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名作“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但引用的译本是孙用的白话诗译法：

自由，爱情！

我要的就是这两样。

为了爱情，我牺牲我的生命；

为了自由，我又将爱情牺牲。

我们都觉得不习惯，说还是用旧体诗翻译的好。彭生很激动，对裴多菲的自由诗体赞不绝口，指出其中的节奏要素，并大声朗诵，毫不拘于成见。他的见识，他的激情，真真诗人也！

1985年元旦，中学最后一次新年晚会。大家都已年届十八，少年心气越发激荡、蓬勃、桀骜不驯，而彭生尤甚。我试图说服他给晚会的舞台画个画；另外作一首诗给同学们，代表班级作为晚会主题词。他一直都没答应。对群体的认同，他不像是从前了。彭生好像尤其有自由的意识，对不认同的，就是不认同，绝不屑为乌合之事。

我只有拿兄弟情义说事，却并不很奏效。1984年最后一天的中午，晚会眼看着要开始，彭生走到黑板前，信手拿起一根红粉笔，开始画。牛年生肖邮票刚刚发行，他就以这个为摹本，画一头牛。大约一堂课的工夫，一头昂首挺胸、眼望南天、似在嘶吼的壮牛，已横立在面前，满满登登铺了一黑板。当时我刚有点近视，新配了眼镜，时戴时不戴。我站在教室后头看这头牛，戴上眼镜，那些筋肉、骨骼仿佛鼓凸活现，似乎成了立体的，全有了质感。我把这发现给彭生说，他也刚有点近视。把我那两百度的眼镜借给他，他左看右看，走到这边又走到那边，一边看一边嘴里哼哼：“嗯，嗯，不错。肌肉……筋骨……下面隐含的骨架结构……嗯嗯，看咱，真不错！解剖学的质感啊！半似！半似！”（半似，徐州方言，意为“好到极处”，“半似”疑非正字）彭生心情大悦。也许受此激发，几十分钟后，也就是晚会开始前一刻，他的诗作也出来了。我还记得这首诗的最后几句：

向前走啊，走下去

头顶是同一个太阳

脚下是同一片土地

这是当年我们的毕业歌——就要告别，就要四散去，似没有一分留恋，只渴望着要出去，要走出去。但是它有一种达观，也是一种命定：不管四散到哪里去，头顶还是这太阳，脚下也还是这土地。

四

高考后，我去了复旦大学，彭生去了南开大学。信纸纷飞，一时把我们埋在书桌上。比起其他大多数同学，彭生的信不多，也不长，多谈及诗社和他所在的中文系，用那种我极为熟悉的“圣人蛋”语气。诗人小海是他的同学，彼时是南开大学的名人，诗名传到了校园外，彭生谈起他，语多批评。又有一回，著名诗人韩东到南开大学开讲座，人潮涌动，连窗口处都挤满了人，演讲一结束，许多学生蜂拥去索签名。彭生说，他从地上捡了一张纸，上面有一个鞋印，递上去……

寒假暑期归来，同届的、同班的同学相聚，每次都像新武林大会——好友多日不见，再见面大家都长了新本事，刮目相看，不服来战……一时间翻翻滚滚。缠斗得最激烈的、盛事中的盛事，当属围棋争霸和吉他比试。

围棋下到了最后，只剩下彭生和郝佳。两人从夜晚战到清晨，彭生从平手棋，到授一子、授二子、授三子，竟一直授到六子，这郝佳仍是战他不过。

我以为郝佳是负了急，自乱了阵脚。要说这郝佳可是人精，《少林寺》看罢便会鲤鱼打挺，学个杜丘冬人几可乱真，文、理、外兼优，85届高考摘得了江苏省外语科第三名，再不济也不至于让彭生授六子。

棋罢斗琴，郝佳、仲海……再次败下阵来，固然他们在北京见了世面，组了乐队，乃至成了校园风云人物。彭生有一双铁勾般抓得人手疼的大手，用这双手，他从琴盲起步，两个月，居然硬生生将一首《爱的罗曼斯》收拾得玉润珠圆。又过一学期，琴手们奉为至高段位的《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彭生说他练成了！“《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练成了？连滚带爬可不能算！”这完全不可能嘛！见我们没一个信。这厮拿过琴来，琶音、大轮指、把位切换……密集的音律吹卷了阿拉伯的夜与昼，如风、如光、如时光般的繁复手法，彭生竟似信手拈来，毫不费力。

这之后，我们便很少见面。大学毕业我去了武汉，进报社做了一名记者。彭生兜兜转转、曲曲折折，似乎总没个固定的去处，也没个固定的工作。他先在徐州一家国有广告公司，没过几年又离职，去广州、北京、上海……在美国康明斯公司任过职，又跳槽至日本电通广告公司。他终于在上海稳定下来，还是做广告，似乎很成功——办了一家自己的广告公司，还开了一家印刷厂。新千年后，我到上海“考察”报业，结识代理晨报广告的某广告商，他居然认得彭生，提起彭生他两眼放光，连呼“大神”，说在广告思想和创意上，那可是“上海滩教父级的人物”。据他说，有多家著名客户的诸多品牌，其幕后的传奇推手都是彭生。

那一年，我携妻挈子，回乡探亲。大年初三晚上，彭生微醺着来看我。他还单身着，还是那个模样，白净且英姿勃勃。在院子里见到我儿子和外甥，弄清他们和我的关系，非要给压岁钱，拿出一叠百元钞，追得两个小学生满院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