酥油灯的火苗（外一篇）

一

老杰克死了，刚过了七十二岁生日。他在去往另一个世界的路上，没能带上自己心仪的万宝龙笔。

这个看似活得没有尊严的酒鬼，这个连自己的儿子都鄙夷的老人彻底放下了手中的酒杯，在他当初来到这个世界的冬天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于我，他几乎算是陌生人——他是我房东Jay的父亲。

那年圣诞节，听说我想感受一下美国家庭的节日气氛，好心的Jay请我一起去了他父亲与继母的家。那时杰克还没彻底卧床，还能靠两条麻杆一般细瘦的腿在各个房间之间挪动。从他书架上那本小小的相册里，我好像看到了他的一生：帅气干净、上唇留着黑色髭须的名校数学系大学生，着一身优雅的白色西服，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迎娶貌美如花的新妇；穿起笔挺的军官制服，精神抖擞地成为美军驻德国兵营的一员；退伍后作为美国银行投资专家，与妻子携两个幼子先后被派驻到马来西亚、日本和新加坡的分支机构，戴黑框眼镜、着西服革履的他有保姆、司机和园丁伺候。在相册中间页，他突然就变成了皮肉松弛、头发稀疏窝在沙发上发呆的颓唐男。我瞪视良久，不敢相信那是杰克！那相册像被谁遗忘了一般，那张照片以后全是空白。那时的他已经是丧妻的中年男子，烈酒成了他最亲密的盟友，不动声色地麻木了痛苦，也将快乐挡在了心房之外。虽然他不久之后再婚，可三十年来酒杯从没离开过他的手。我记得那个比可乐罐还大的带把手的玻璃杯，像长在他身上一样，他去哪儿玻璃杯就跟到哪儿。他人生最大的乐趣除了酒，就是在一个名为“第二人生”的虚拟空间里沉醉地活着，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有钱有地位，还年轻英俊，娶过三个太太，过着我梦想的生活。”我眼前的他已经又老又弱，除了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他与这个实体世界没有任何沟通，既无害无辜，又百无一用。可我仍然喜欢他，因为他打量人的眼神像打量他的四只猫和两条狗一样，是认命之后对世间一切的良善无欺。

他那小他十岁的太太笑容甜蜜，惨白的脸像个艺伎，蓝眼睛似蒙着一层不透明的膜，我总觉着那笑容后面有一个甜蜜的阴谋——某天他喝死了，剩的家产够她衣食无忧再快活几十年。她甚至和Jay为劝父亲戒酒一事大吵一架：“你怎么知道我没劝过他？说得轻巧，他听劝吗？”在外人面前，她总表现得温良恭俭让，对老杰克呵护备至。她说：“杰克人太好。我俩结了婚，我知道我是该感到荣幸的那个。”她掌管着家里的财权，开着那贷款七万美元买来的林肯SUV去最好的食品店买菜、买狗粮，家里的贮藏室像一个想在世界末日幸存而趸货充足的小超市：大桶装的日本酱油三桶，意大利橄榄油五桶，燕麦片两箱，各种调料、干果、方便食品更是把转着圈儿的五层贮物架堆得密不透风……可她却一边用染着猩红指甲的手往嘴里优雅地填着薯片，一边对修热水器的墨西哥工人说：“我们手头没有两百块钱，你下个月再来吧。”他们的大床除了供人睡觉，也是两条牛犊般健壮的短毛犬的游乐场，它们随时可以蹿上去卧在那儿啃骨头。床又像是他们的虚拟人生的舞台——两侧都各有一个大屏幕电脑，除了在现实世界里基本的吃喝拉撒，他们像中了毒瘾的少年，都奋不顾身地把人生仅剩的时间耗在那完美的虚拟世界。“我是一个三十岁的红发女郎，有一打男朋友，其中一个是迪拜的亿万富翁。我只听他们说情话，不肯跟任何一个见面约会，所以我的昵称是dating girl（约会女孩）。”说起这些，她一脸的骄傲自豪，好像自己一直在引领潮流。

巧的是，我和老杰克生肖不仅同属狗，而且生日还是同一天，他比我大两轮。那个冬日，我看到要满七十二岁的他在亚马逊网上贴出了他的生日愿望清单，除了一件夹克、两条狗链，其中还有一支万宝龙笔。想满足他愿望的人如果在网站购买了礼物送给他，清单会自动显示某个愿望已实现。我留意到，生日过去一周了，他那个昂贵的梦想还挂在那儿，像一个谁都故意视而不见的尴尬的错误。“他现在基本不下床，不要说写字，连账单都不用签，要那支万宝龙笔纯属虚荣。他年轻时游历世界，那时手头宽裕，见到想买的东西眼都不眨。”Jay是个孝子，曾为他爸还了十万美元的罚款，也是不眨眼的。尽管后来他得知那钱根本不是付了所谓“IRS（税务局）的罚款”，而是进了继母女儿的账户——她是个离了婚的护士，有一个自闭症儿子。和母亲一样，她也是个演戏高手，跟母亲聊天唯一的话题就是生活拮据，活得委屈。“既然Jay是单身，有钱也没地方花，要不你跟他先借点钱？我那外孙太可怜了……”杰克再颓废，也向来是个心软的人，于是便有了他欠钱的故事。“我不在乎，谁让他是给了我生命的父亲！”听到弟弟为自己叫屈，Jay只说了这一句。

“也许你父亲想重温一下早年那好日子。毕竟，他都七十多了，生日每年也只有一次。”我劝道。可Jay仍只给父亲买了那件夹克，以为在佛罗里达州做房地产生意的弟弟会给父亲买那两条狗链，发现对方丝毫没有要买的迹象后，他把狗链也买下了。

此前老杰克已经两次病危被救护车拉去抢救，他太太很及时地拉了一个短信群，向她认为重要的亲戚朋友汇报他的病情，但明眼人都看得出，她是不动声色地显示她这妻子的“称职”罢了。

那个冬日的傍晚，在下班路上的Jay接到电话，是继母打来的，说他爸去世了。“你们谁也不用来，我把他火化了就行……没有葬礼。我要搬到麻州我女儿家去了。骨灰我也带着。”似乎只是一夜之间，那女人就消失了。房子被卖掉了，老杰克周游世界时买下的古董、孩子们儿时的照片都被她Yard sale（庭院甩卖）了。Jay在网上看到她发出的甩卖信息，打电话问是否可以留下那幅小狗油画，那是他十岁时画了送给母亲的生日礼物。对方说抱歉，已经有人花十块钱买下了。他再打，被告知电话已经取消服务了。

老杰克和与他有关的所有记忆，都像从没来过一般，不但被清零而且还格式化了。

一向怒其不争的小儿子听闻父亲去世的消息，只皱眉说了句“我不在乎”，就继续在佛罗里达的雾气里挥杆打他的高尔夫。

我听了，不由得感到一阵悲凉，喉咙像被噎住了，想说什么又无语，眼前却浮现出老杰克那常年蜡黄着的老脸，和那仍在网上等着下单的笔。

死亡就像果实坠落。我知道，杰克这颗果实显然已经千疮百孔，坠落了未尝不是解脱。

二

只不过数天后，我又接到了另一位故人去世的消息，他虽然与杰克互不相识，却也长眠于与杰克相距不过数百英里的加州西海岸。

徐先生是一位普通的中学校长，刚满七十岁，被确诊为肺癌晚期，放弃治疗的他很快就辞世了。每次想到他，我都不由自主想到那所有着百年历史的洛杉矶公立中学，据说那也是美国电影明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母校。我曾不止一次在那有着苍翠古松和红砖楼的学校与这位从香港来的华裔校长见面。有时是在他窄小逼仄的办公室，为解决我那刚从中国转学而来的儿子的种种困惑与不适。他一边调侃揶揄我的中国式母鸡护崽教育方式，一边不遗余力地多方帮助和支持。更多的时候是在放学时段，前去接孩子的我在车里，立在路边疏散车辆的他在车外，隔着窗玻璃的既算打招呼又算道别的一挥手。

“我不是什么华侨，我只是一个客居在这里的中国人。”父亲是国民党将军的他，是如此谦逊又淡然，连说这话的表情也是淡淡的，像他手里燃着却很少吸的那根烟的一缕烟。梳得整齐的背头，瘦削的身形，细瘦的脸与深邃的眼，我发现他长得像是老年版的梁家辉。我的邮箱里至今仍存着他写来的信件，字字诚恳。我的抽屉里仍放着他写给我的有些拘谨的书法，行行坦荡。我看得出，身在异乡的他是郁郁不得志的。“自他退休后，那所中学不再接收中国孩子去就读……他的家人说他最后的心愿是某天能回故乡老宅走一走，看一看。”远在洛杉矶的好友K告诉我，作为岭南同乡，她出席了徐先生的告别仪式。她还发给我一张印在纪念图册上的徐先生的遗照，戴着金边眼镜的他，清瘦斯文一如从前，淡定微笑着望向我，那带有香港口音的普通话似乎再次在我耳边回响。看着看着，我湿了眼眶。本打算下次去洛杉矶去拜访时跟他好好叙谈的，没想到，他没等到我。我儿子听闻，也难过得红了眼圈，说他万幸那年暑假回国专门去了一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纪念馆，为徐先生买到了一册毕业军官名录，上面有他父亲的大名。

“父辈的荣耀不谈也罢。我辈只能漂泊异乡，糊口谋生，做一个没根的人。说起来实在惭愧！”听我问起他那曾经留学日本的将军父亲，他苦笑一下摇摇头，并不想深谈。

最终，被人厌弃的和受人爱戴的，都安静地沉睡在土壤之下，辉煌的慰藉和思乡的殷切，亦像彻底失去了生命的种子，空瘪了，再也不会迎来发芽的一天。

“你要不要为这新近逝世的朋友们到清净地方祈祷一下？”好友D是我第一本书的编辑，吃素向善的她闲来总去寺里做义工。六年前，刚从国外回来，我曾随她前去祭奠离世不久的父亲。我并非佛教信徒，但当我心无旁骛闭目念想着已经飞身到另一个世界的父亲时，耳闻古槐茂密的树叶在风中婆娑作响，我似乎听到了父亲在天上的低语与告慰：“闺女，我感知到了你的牵挂。我很好，放心吧。”我落泪了，心却突然变得温暖踏实。

那个春天的早晨，我和D约好在寺门外聚合。让我吃惊的是，路上的地铁里居然有座位，而且我的对面就坐着一位着暗红袍子的年轻僧人。佛珠在腕上绕四圈，菩提子点缀着几颗绿松石，那是他身上除了双肩背包外唯一的装饰。我自己六根不净，却一向对出家的僧人崇敬有加，忍不住屏息打量他。他的布僧袍并非完全暗红，领子与袖口都镶着杏黄内衬。他微黑的皮肤很紧实，血管微微隆起的前臂亦显出结实的肌肉。他的发际线即使有点后移，显得那额头更加宽阔饱满，我仍然可以看出，他是位年轻的僧人。因为戴着口罩，我只能看到他的一双眼睛。那是怎么样的一双眼睛啊，与坐在他两侧的年轻人那倦怠又戒备的眼神相比，他的目光澄澈，神态超然，滚滚红尘中，他宛如一个悠然的过客，无忧无惧，无牵无挂。我竟看得走了神，直到地铁进站，又上来下去一批乘客，我恍然醒悟般摸出手机，小心又紧张地趁他不注意时为他拍照。我知道，此举不敬、失礼，可我实在想，也只是想记住他的样子。否则，我会怀疑他是否真的曾与我在这城市的地铁里邂逅过。

觉知敏感的他显然是发现了我这陌生人的意图，大方地望了我一眼，并没显出不悦，一只手曾抬起又放回到腿上，并不想遮掩什么。那手很大，手指修长有力。过了几站，他安静起身下地铁，离开时，长长的僧袍下，露出一双已经磨旧了的运动鞋。他一定走过了不少的路。他来自何方，又去往何处？我知道，于我而言，那一切都将永远是个谜。

三

寺门开着，疫情仍在，需要扫健康码入院。所有殿门却紧闭，因为不是初一、十五或佛教节日。一架紫藤已然开过，只剩下新绿的叶子在木架上映衬着古旧的砖墙瓦顶。一只身形灵敏的白灰相间的猫熟练地在屋顶和院落间攀爬。让我心里踏实欣慰的是，那两株古槐仍在，比六年前似乎更高大了。尚鲜嫩的绿叶、虬劲的枝干，与殿角的飞檐和脊兽一起，衬得蓝天晴空愈发明净，即使那小小的院落并不比一个四合院大多少，却让人心突然敞亮甚至飞升起来。院里没几个香客，仅有的几个也都围坐在槐树下的木条几上，戴着口罩有一搭没一搭地在香烛烟雾中说着什么。香炉里香灰深厚，香火不多。旁边有罩顶的几排灯架上，大大小小的酥油灯却满满的，那融化了的油透明温暖地在或大或小的玻璃瓶里不动声色地滋养着灯芯顶端的火苗，像正摆渡着到彼岸去的一个个灵魂。

我知道把两位美国人的名字写在黄纸上求寺里僧众超度有些怪诞，况且我也并不知道他们的具体生卒时辰。我宁愿跪在院中那香炉前，为他们燃上两盏油灯，在古槐叶与春风的私语声中，闭目为他们送上我虔诚的祈祷。

如果有另一个世界，语言是相通的吗？我后悔，刚才在地铁里没有向那位僧人求教。愚痴的人往往怯懦，面对仁波切，也会木讷到不肯开口。

我拾阶走到一个侧门处，往禁止游客入内的后院打量，看到为修缮建筑搭起的脚手架。“我不进殿，只在后院里走走可以吗？”我问一位着灰布衫正做清洁的年轻工人。回答是毫不犹豫的“不可以”。后来看我坐在树下听着檐下一个播放器里的佛乐发呆，他走过来搭讪，还给我看他的出家证，那是一个手工缝制的小册子，上面歪歪扭扭的字迹，除了姓名，还写着他来自河南，生于1990年。“出家什么最难？五戒最难。”他说他还想吃荤，证明自己还没通过基本的考验。与刚才地铁里的僧人相比，这位脸上长着几颗粉刺的小伙目光游移，声音讷讷，显然仍在红尘与佛界之间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