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及其北边的沙漠

列车上的河西走廊

窄长的河西走廊就像一艘永久停泊的巨轮，不知何时，突然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海难，飓风来袭，滔天巨浪，漩涡如渊。随后，樯倾楫摧，在中国的西北大地上永久搁浅。天地人间的时光遥迢漫长，云霓变幻，它窄长的甲板上，渐渐地长出了稀疏的、品类单一的树木和花草，和周边的黄沙、雪山、戈壁与祁连山纵深之初的草原、森林等遥相呼应，在天地之间，各自成为风景。在我长期的印象中，河西走廊绵延千里的身躯就像一根巨大的血管，经年累月，在呼啸的风沙、坚硬的积雪，以及快马闪断、战刀杀伐的草茎与悲壮之中，持续沟通东西，不断相互输送文化和文明，早就是古代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一条蜿蜒而又恢弘的桥梁。

多年前，我沿着张骞、班超、耿恭、鸠摩罗什、隋炀帝杨广、长孙晟、玄奘、达摩驮都等无数先辈的足迹，从南太行乡村平淡无奇地来了，路过河西走廊的时候，没有惊动一粒尘沙，也没有被一只饥饿或是悠闲的鹰隼看见。这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悲哀和幸运。到酒泉下车，几乎没有停留，就被投入巴丹吉林沙漠，投入河西走廊北侧的瀚海泽卤之中。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枚丑陋的种子，水波不惊地存在，而后逐渐生出虚弱的根和叶片。

如此数年，在巴丹吉林沙漠的生活，尽管衣食无忧，可我的内心始终是不安分的，也总是心怀梦想又自我冲突。在一个庞然大物面前，我无法遏制自己内心的怀疑和无处不在的忧患和恐惧。复杂的现实生活，也使得人沉入其中，浑身散发着一种难以清洗的庸俗之气，这是少年时人人不喜欢，但必须要接受的。每一次，当我孤独、不安、忧愤的时候，就特别渴望融入伟大而丰茂的自然，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投入母亲的怀抱。

几年后的一个夜晚，我越过村庄和大戈壁，只身出了巴丹吉林沙漠，坐在酒泉火车站宽敞的候车室里，心情激动而又快乐。东去西往的列车呼啸而过，它们沉重的身躯让整个大地颤动。我也知道，再过几十分钟，我就要正式出发了。我之所以要让自己的身体在河西走廊上飘荡一趟，一方面是想感受一下在河西的身体之上飞速而过的滋味；另一方面是选择兰州为出发点，以回溯的方式，开始自己的旅程，对整个的河西走廊进行体察和感悟。

关于酒泉，李白有诗说：“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岑参则写诗说：“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当年的段业，就是在这里被吕光等人推举为建康郡太守，而后又自立为后凉皇帝。而另一个人物，他在酒泉不仅广植柳树，勤于民政，且开辟了通往新疆的大道，又抬棺西征，收复了被沙俄侵占的领土。这个人就是不朽的左宗棠。每次在酒泉看到老一点的柳树，就想起“左公柳”。对于英雄的景仰，应当是每一个有血性的人自觉的精神行为。

候车室背后就是连贯的庞大的祁连山脉，其上几乎没有草木，呈黝黑色，只有靠近山根的地方，依稀散落着一些民居。一条河流，如同一柄弯弯的青色长刀，横在宽阔的河滩上。许久之后，K197次列车由乌鲁木齐方向开来，我跟着一群素不相识的人来到站台，鱼贯登车。列车再次开动的时候，我下意识地频频回头，心里不由想到，在这种时候，是该有人来为自己送行的。我并不在乎送行的目的和意义，也不在首送行者又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情，我只在乎或是怀念送行这种形式。不管怎么说，强求也罢，自愿也罢，只要有人来为我送行，哪怕只待一分钟，说一句话，都应当是一件值得我感激的事情。

然而我肯定是孤单的，就像那一夜的月亮，悬挂在千古高渺深蓝的夜空中，像一张少女悲伤的脸。她清冷的光辉泄在对面的祁连山和广袤的戈壁滩上，幽怨的情调，像极了我那一时刻的心情。我想，这一定不是巧合，而是神的安排。

很多年以来，在对河西走廊的想象中，我觉得轻盈、悲伤而美丽的它，就一直在朦胧的月光之下延伸，被雪山映照，也被黄沙围困，其中纷扬、喧嚣着历代王朝的铿锵马蹄，猎猎旌旗，民间的流苏和驼铃，以及商贾、军队、骑士、诗人、和亲的车队，乃至朝贡的使团等，沿途到处都是雪山、寺庙、沙漠、废墟和城镇，各种肤色的人穿梭其中，在途中遇到，或者某一些时候不期然的邂逅。那种境界，我觉得非常美好。在大地上，人们的每一次行走，都预示着新的遭遇，由此产生的故事和传奇，美、香艳、悲凉、痛苦、欢乐，其实都不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活着，都应当有自己的光亮与痕迹。

我把简单的旅行包放在膝上，飞驰的列车使窗外的一切更为模糊，但仍还可以看见绵延的祁连雪山，像一条巨大的白色飘带，在我的心中飘舞出一个纯洁的形象。而稀疏的小镇和村庄一片沉寂，零星的灯光像是飘忽的磷火；偶尔有几辆长途卡车与列车并肩而驰，但很快就被甩在了列车身后。车厢里人声嘈杂，一张张嘴巴分别操着浓重的卷舌音，各自说着感兴趣的事情，好像很欢乐的样子。我也觉得，这才是最好的旅行方式，身边始终有人，哪怕陌生，但他们是欢笑的。道路再长，还有同行者，这就是世上最好的事情了。

高台、张掖、山丹、金昌、武威、乌鞘岭、天祝等大大小小的城市，在月光下面，在河西走廊的庞大身躯上，宁静而又急躁，稀落的灯火仿佛是一种探寻和等待，渴望并努力想象着旧日的辉煌和未来的繁荣。高台是张掖市的一个县，其境内的骆驼城，也是一块出土了诸多魏晋时期文物的“宝地”，而它的营造者也是段业，这里是后凉的都城，隋唐时期则是建康军的驻地。

去过几次后，我很喜欢，尽管它的农耕气息至今仍旧浓郁，但始终有着一种优柔的气质。起初，张掖是大月氏汗国的王庭，后来是匈奴浑邪王的封地。城中的大佛寺闻名遐迩，我每次去都要在里面坐一会儿，不为别的，只为身心片刻的宁静和空无。而焉支山总是给人一种辽阔、细致的悲怆气息，无边的青草在山地上蔓延，似乎是一种无声而又浩大的胜利。匈奴的悲歌有言：“失我焉支山，令我嫁妇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这总是叫我无端悲悯。人在战争中罹难，是最令人揪心的疼痛。接下来的武威因为鸠摩罗什而使人满怀慈悲，更因为盛唐时期的节度使王忠嗣叫人伤感。也因为诸多的诗歌，如李白的“将军少年出武威，入掌银台护紫微。平明拂剑朝天去，薄暮垂鞭醉酒归”，李新的“武威夜色沈秋月，武威楼上歌声咽。梦回天与玉麒麟，争似峨眉千仞雪”，更多的人了解了古代的武威。

乌鞘岭这个山名真是太好了，有一种难以弹压的诗意和豪气。它的南边是马牙雪山，西面毗邻古浪山峡，金强河滔滔不息，抓喜秀龙草原丰美深邃，岭北的安远小盆地，当然是一方上好水土。据说，早些年间乌鞘岭上有一座韩湘子庙，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中说：“过往者皆驻足礼拜，并求签语，祈求一路平安。”

列车走走停停，它的前方简单而明确。但我知道，对河西走廊进行不厌其烦的拜访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于我个人而言，是一种放松，也是认识山河自然的机会，更是人在大地上行走的妥帖与自由，同时，我也会从行走当中感受到人在自然界的微妙与充实。人毕竟是自然的产物，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尽管很多时候，人总是不自觉地凌驾在自然之上甚至自视为主宰和智者。事实上，真正的智者是不动声色的，如自然万物那般。

美国基督教哲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在其《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一书中说：“人的可悲命运正是因为人在本源初没有能力解决自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以致人征服自然的工具变成了增加人类社会问题的工具。非常遗憾，人到现在仍未摆脱这一种命运。也许只有当这一不祥的趋势在人类历史中导致了彻底的悲剧，才能把人的精神从社会非正义造成的日益痛苦的压迫中拯救出来。”

人类在改造和发展社会的过程中，总是在刻意破坏和引爆着什么。对于曾经繁华且联通中西的河西走廊的向往，已在我的内心沉积了好久。它就像一个巨大的诱惑，让我欲罢不能。这次对河西的拜访，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无法忍受长期在一处过着类似“大地囚徒”般的现实生活。我一向觉得，人需要在大地上不断地挪动和转换，身心都是如此。正因为如此，我再一次决定，到河西走廊去。大地那么广阔、幽邃、丰饶、质朴，充满历史和现实的动感，需要人不断地去涉猎和造访。

此时此刻，星斗满天。在火车呼啸的睡梦中，我歪斜着的身躯像是一只脱落的鹰翅，在河西走廊干冷的空气中飘浮。在断断续续的梦境中，我总是能够看到旧朝的羽箭，大雪覆盖的城堡，古老的丝路上散落着陈旧的村庄；一些骑马或是牵驼的过客风尘满面，摇摇欲倒，甚至连一些低空飞翔的鸟雀都在声声哀怨。

这些旧了的风景，可能也是很多人对于河西走廊的碎片式的印象。但现在的河西走廊显然换了模样，所有的城镇都在努力融入我们所处的时代。

此时此刻，河西走廊的人们做什么？婆姨是否紧抱丈夫？儿女梦呓之后是否露出了天真和甜蜜的笑容？那些深夜劳作的人们憔悴的倦容里是否有一丝满足？也许没有一个人在意：今夜，一个无足轻重的过客，一个满腹幽怨的年轻人，携带着孤独、无奈和零星的思想，此刻正从你们的梦境穿过，正从古老苍凉的河西走廊的血脉里穿过。

列车的行驶和到达只是在履行一种义务，而一个人的前方是哪里，他的行走和思考除了本能之外，还有什么可以成为催动他的原初动力？黎明时分，我的头脑从来没有这般清醒过，但心情却是激动而犹豫，我知道，行走是一种实践，是一种提炼，尤其是对山川地理、风俗人情的热爱、阅读和考察，是一种美的历程，更是一个人内在精神和品质的直接体现。

就像兰州这座城市，它的别称“金城”是战争的赋予。黄河从中将之分为两半：一侧的皋兰山上，霍去病曾经率兵攻杀了匈奴驻军，俘获其名王以下上千人；另一侧的白塔山虽然不高，但站在其上，可以看到黄河在兰州市区的弯曲或坦荡的姿势以及它创造的那些滩涂。我最喜欢日光热烈的下午，一个人坐在黄河边的某一处，喝一杯三炮台，看逝水滔滔，衔泥带沙，向着低地急湍或者缓慢奔淌，那种恢弘与婉转，连贯与勇猛，都是令人敬仰与热爱的。黄河的两岸，黄土高起，一道道的黄土塬上飘荡着令人心碎的信天游，也有诸多的遗迹，特别是和我一样的亿万生民，和他们的牛羊、庄稼、房舍、田土、机车，以及悲伤、苦难、愉悦、幸福、孤独和美等，这些都是大地上最生动的风景，始终与我同气连枝，血肉相连。

鼎新

鼎新是一小片不为人所知的绿洲，卑微、寂寞地坐落在金塔盆地东北方向的巴丹吉林沙漠西部边缘，十多座大小村镇基本上都在弱水河边。这里四处都是戈壁沙漠，有一次，我从飞机上看到，整个鼎新镇黄绿相间，落在巨大的荒漠之中，绝大多数的焦黄围困着它，它在一条几乎看不到流水的河边，以少量的绿色和白色放射，昭示着自己的存在，像一艘深陷洪荒的船舶，于“世外”独立，并且有着一种寂寞而明净的光亮。它旁边的那条河流，叫做弱水河，从《尚书·禹贡》之间汩汩流出。弱水河沿着它在坚硬而又空旷的巴丹吉林沙漠当中开辟的巨大河道，悄无声息地向着额济纳旗境内的居延海，犹豫而低沉地持续歌唱着。弱水河的西岸，耸立着一座座高逾数丈的烽火台，这是西汉的军事遗址，从玉门关一直延伸到额济纳旗等地，平均五公里一座，在沙漠和岁月深处，任时间的风沙与雪霜的刀子剥蚀着。

两汉时期，鼎新的土地上，漫卷的旌旗遮天蔽日，杂乱的马蹄掀起无尽的尘土，巨大的狼烟仿佛一支支射向天空的悲愤之箭，频繁的战事，蒙难的生命，连奔跑的红狐都无法抑制心灵和肉体的疼痛。匈奴、月氏、蒙古、西夏，不断变换的军事力量及其争战，在这一片土地上持续上演。一声声的呐喊，击打着每一张生息于此的苦难容颜。西汉时，在鼎新（即现在的弱水河流域）修筑了大量的烽燧和关隘，肩水金关、大湾城、地湾城等成规模的军事防御设施遥相呼应。荒寂的漠野里，不时传来成群的战马的嘶鸣。一群群百姓从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地被迫迁徙到这里，不但要承担戎边守疆的责任，还要开垦田地，修筑工事，为将军和兵士织布制衣。

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毛目城，屯田县丞（又称高台分县），民国二年（1913年），改高台分县为毛目县，据当地老人回忆，民国时期的毛目城还有穿黑衣服的警察，日夜巡逻警戒；此外，钱庄、邮局、饭馆、旅店等一应俱全。斯文·赫定在其《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书中写道：“毛目县的邮局局长来这里（指斯文·赫定等人当时在额济纳设立的气象站）旅行，少校希望跟他谈谈，想与他协商气象站和小镇之间的邮政关系。”1927年10月25日，我国年轻的考古学家黄文弼在额济纳天仓古堡（即今鼎新镇天仓乡）发现了几枚居延汉简；随后，考古学家们沿途采集的石器更为丰富。几年后，居延汉简大量出土，因而我国形成了又一门显学——居延汉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