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复向前

一

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香港，罗便臣道，许地山寓所。

下午两点，周俟松把庭院门前的奥斯汀牌轿车擦干净，发动。丈夫许地山没从二楼书房下来，她看看手表，抬头喊：“地山——时间到了——”仍无回应，她就走进寓所，噔噔噔噔上楼。

自一九三六年九月离开燕京大学，受聘为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与家人、保姆共六人，居住于此。一楼有客厅、厨房、保姆卧室，一间客房，住过梁漱溟、陈寅恪、熊佛西、徐悲鸿等数十位旧日友人，或友人介绍来求助的陌生者。他们来香港讲学、谋职，或中转去昆明、重庆避难，一概由许地山与周俟松照应。二楼是卧室和书房。五年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周俟松，成为丈夫和孩子的专职司机。许地山不会开车，善于开玩笑、开车门，掀起长衫下摆，坐在副驾驶位置，抚摸一缕山羊胡子，说：“夫人掌控大局，在下无忧无虑矣。”或者说：“副驾驶位置就是副职嘛……”周俟松不言，盯着盘旋曲折的山路，嘴角有笑意波纹般荡开。车子开往半山腰上的香港大学，或去浅水湾一带某个社团、学校、寺庙……

许地山每天的日程，周俟松稔熟于心。

——早晨八点，去香港大学上课，讲“中外宗教对比研究”“社会学”“中国文论”“离骚”“西方文学经典鉴赏”等课程，每周共计约二十小时。中午十二点回家，午餐，去书房内的小床上休息。下午两点，参加社会活动，例如去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会、保卫中国同盟，商议募捐抗战物资、救助贫困儿童等等事宜，或再去香港大学开讲座，进图书馆查阅资料、记卡片、写论文。他像上紧了发条的钟，充满倒计时般的紧张感。

——傍晚，他会在七点前回寓所，与家人、保姆围桌进餐。时常有客人出现在餐桌上，他举着筷子和酒杯，招呼客人“吃吃吃吃”。扭头，见两个孩子周苓仲、许燕吉跑到院子里与邻家孩子踢毽子、扔皮球，就大叫一声“我来了”，扔下筷子、酒杯，一头冲进孩子们的欢乐里，又踢又扔。客人愕然，与摇头叹气的女主人对视一眼，共同哈哈大笑。

——晚上，八点进入书房阅读。九点，去孩子房间探看。他们可能正等待父亲到来，指导排练《岳母刺字》《三岔口》等等剧目，孩子的床铺就成了小舞台。周俟松听见丈夫弹奏琵琶的声音、孩子的诵唱声，长久不绝，忍无可忍，从楼下客厅或卧室走过来提醒：“该睡觉了，孩子们。”许地山就孩子般紧跟周俟松，抱琵琶，扭头与一儿一女做鬼脸：“睡觉，别误了明早的功课。”躺在妻子身旁，许地山及时以各种方式赞美，比如：“嗯，香，怎么回事？”周俟松回答：“窗台上有花盆，庭院里也那么多花，自然有香气了。”许地山说：“那些花，总会凋谢，六妹则不同……”在周家排行老六的周俟松，心脏一下子软得像云朵、蜂蜜，面色绯红。床头墙壁上的镜框里，嵌着许地山写给妻子的“爱情公约”：“一，夫妇间，凡事要相互忍耐；二，如意见不合，在说大声话之前，各自离开一会儿；三，每日工作完毕，夫妇当互相给予精神和身体的愉快；四，一方不快时，另一方当使之忘却；五，上床前，当互省日间未了之事及明日当做之事。”行文肃穆中不乏俏皮。条约下方，用小字标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于印度”。那一年，许地山第二次去印度游历，为筹划《印度文学》《佛藏子目引得》两部书而收集资料。途中，他写出代表作之一的中篇小说《春桃》。此前，二月初，在广州度假期间，因许地山散漫不羁，两人吵了一架，周俟松去码头向乘船启程的丈夫挥手道别，转身抹眼泪。许地山在甲板上看见这场景，一路痛悔反思，遂有这封特殊的情书寄回北平，被周俟松珍视终生。一九九五年，她在南京去世，床头仍悬挂这一镜框。

——凌晨四点左右，许地山悄悄起床，轻手轻脚到书房，揿亮台灯，开始散文或小说写作。台灯旁，有一尊泰戈尔白色瓷像。一九二六年，许地山三十二岁，在牛津大学宗教学专业获得硕士学位后，与任教于伦敦大学的老舍拥别，回国途中，第一次去了一心向往的佛教圣地印度，拜访泰戈尔，并获赠诗集《吉檀迦利》《新月集》和白色瓷像。后来，他将诗集转赠郑振铎，鼓动他翻译为中文，出版后造就了风靡南北的“泰戈尔热”。正是在泰戈尔的激励下，许地山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梵文字典》，树立起中印文化交流史里的个人形象：津梁与舟车。许地山认为，白昼是学问的养父，夜晚是文学的保姆。若落雨，更令他兴奋异常。从晚餐开始，门外若雨水缠绵，周俟松就明白，丈夫将会有新作在凌晨萌生，遂小声招呼两个孩子，不要去打扰突然沉默、走神的父亲。天色大亮前，许地山一般写两个小时，再躺到书房小床上，稍微眯一会儿。

——早晨七点，他出书房，哼着闽南小调冲澡、刷牙，吃饭，下楼，八点去香港大学上课或外出交流……

这一日，许地山上午和中午的行程，与往常无异。此时，下午两点已过。

周俟松噔噔蹬蹬奔上二楼，推开门，见丈夫仍躺在小床上，头枕一张《大公报》，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她忙俯身呼唤：“地山啊！地山——”她又扭头朝楼下保姆哭喊：“阿姨请医生啊！先生快不行了啊！快啊！”许地山微微睁眼，低语：“我累了……累了……你负责啊……”周俟松忙回答：“我负责！我负责！”两点一刻，待医生赶来注射强心针，许地山已辞世。周俟松将《大公报》从丈夫脖颈下轻轻抽出，看到他在一张新闻照片上用钢笔画一个大大的叉号，像批改一道错题。照片上，汪精卫在南京接受日本人赠送关于富士山的巨幅风景画，满脸媚态。旁边，是另一张巨大照片：一群中国少年军人在进行刺刀训练，小钢盔闪烁光芒。两张照片，如此冲突、对立，大约也激起许地山内心和脑血管中的波澜，再加上长期的愤懑、劳累、疲倦，导致早亡，终年四十八岁。这一年，周俟松四十岁，两人已有十二年的婚姻史。儿子周苓仲十岁，女儿许燕吉八岁。

下午三点，宋庆龄身着黑衣踏入许地山的寓所，双手捧一个小花圈。她是第一个上门吊唁的人。客厅里，那一个诗人、小说家、翻译家、学者，躺在刚搭起的灵床上，一块巨大白布覆盖灰色长衫。宋庆龄鞠躬，与周俟松握手、叮嘱：“节哀、珍重……”她俯身亲了亲两个孩子的面颊，缓缓转身出门。她看了路边那辆很熟悉的奥斯汀牌轿车一眼，副驾驶位置很空虚，再也没有一个山羊般的人微笑着朝车窗外挥手。吊唁者陆续前来。众多花圈涌来，充满小院，溢出到门外的罗便臣道上。

次日，八月五日，香港半岛各地区均降半旗志哀。中午十二时整，远远近近的钟楼和公交车辆汽笛鸣响两分钟，惊飞起屋顶上、树丛中的小鸟。全香港都知道了：一个影响中国文学尤其是香港现代文化面目的人，走了。香港大学礼堂，许地山遗体告别仪式在此举行。王云五、叶恭绰、梅兰芳、陈君葆、陈寅恪等故交，垂首立在祭奠者阵容最前面。梅兰芳最醒目，玉树临风般，戴一双白色手套。即便天气炎热，一个青衣演员仍需呵护双手。上海沦陷后，他隐居香港，仍难以隐匿自身的光辉。香港太小，街头游荡着各种政治背景的间谍、特工、记者。灯红酒绿间，各种秘密和流言蜚语在酝酿、勾兑、发酵。这一年的年底，香港也将沦陷，梅兰芳随即回上海闭门不出、蓄须明志，已经是许地山不知晓的事情了。此时，一千多名师生及香港四百余家社团代表、中小学生，从香港大学礼堂漫延到门外广场。未能来到现场吊唁的徐森玉、胡适、茅盾、郑振铎、老舍、陈寅恪、冰心等等，请人送来花圈，以花朵的形式，围绕一个落花生般的人——花朵垂落后，果实于黄土中生成。许地山笔名为“落花生”。一副副挽联垂满礼堂，造句精工，情志鲜明。

许地山遗体前最醒目的位置，并排摆放着周俟松送的花圈、宋庆龄送的花圈。前一花圈上写着“夫且安息，妻定负责”，后一花圈上写着“赤子之心”。

二

一九四一年五月四日，下午三点半，香港大学，陆佑堂演讲厅。

许地山走上演讲台，见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英籍教师法郎士等友人，并肩坐在听众席前排。彼此点头致意。听众除本校学生，也有新闻记者、其他大学中学的学生。

来港后，许地山所作演讲三百余次，规模各异，大到一个露天广场，小到一个幼儿园教室。凡有邀请，他一概允诺，悉心撰拟提纲。他对周俟松解释：“能对一人、千百人有所触动，就有益家国。”听众对象不同，有教师、中学生、各类教徒信众、官员、家庭女性、文学协会会员、僧人，等等。涉及主题缤纷繁杂，有“儿童文学的意义”“学习国语之重要”“情感与文学”“中国文字的命运”“高尔基逝世五周年与香港文学现状”“正义与人道”“保卫中国之责任”“宗教与政治”“鲁迅先生的呼吁”“作家的责任”等。他平素话语不多，一旦开口则势若冰河解冻，庄重与谐谑并存，故能引发听众兴趣。每每涉及时事与国难，屡屡有激烈言辞汹涌而出。常见一些戴墨镜的听众在场，神态诡异。某日，家中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听筒内，有陌生的男低音发出警告：“先生，讲话要控制火候，免得引火烧身。”许地山回答：“我不怕，你大概怕了罢？！说出名字来！站到我家门前来！”

这一日，许地山演讲的主题是“五四运动与今日中国青年”，《大公报》等报纸有预告，故座无虚席，部分听众站在走廊或窗外。许地山一直心率过快，低血糖症也时时困扰他。他与周俟松开玩笑：“我是有情人啊，心跳不寻常。我是苦涩的中国人啊，请六妹加一块糖。”此时，喝一口周俟松提前准备的糖水，他便开始演讲。

“今天，是五四运动二十二周年，中国面目大变，与这一场运动有关。我们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就不能让这两位先生轻易离开。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那一天，我是燕京大学三年级学生，走在游行队伍前列，长发飞扬，穿一双拖鞋，高举红旗，的确是一番愤怒模样（笑声）。正是这模样，引起街头围观者中一个女学生的注意。十年后，她成为我的妻子，不容易（笑声）。由此可见，两个青年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相遇，很重要，决定了他们之间故事的走向。在座各位先生、女士，与自己爱人的相遇，或许是游轮、咖啡馆、酒吧、茶坊，那就一生比较惬意（笑声）。当然，你们或许就相遇相识在这一演讲厅，那么我就参与了你们的命运，希望将来有一杯酒给我喝（掌声）。当然，你和爱人的相遇，也可能需要等到未来，比如谈判室、战场，那就注定一生与家国兴亡相联系。”

寂静。许地山停下来，又喝一口糖水。演讲厅后排坐着一绿衣女子，许地山认出来，是入校两年的中文系学生张爱玲。旁边，坐着医学系学生炎樱，身着粉红色上衣。这一绿一红，在校园里形影不离，出现在此时此地，许地山有些意外。她俩对政治话题不感兴趣，埋头功课，成绩优异。许地山、法郎士曾为张爱玲颁发奖状和奖学金。张爱玲拿着奖学金就去做了十几套衣服，半日换一套服装，引人瞩目和热议。

许地山曾在这一演讲厅，就“中国人的服饰与命运”开讲座。那一日，张爱玲、炎樱也来了，坐最前排，各自穿着金色、玉白色的旗袍。“女子的发型、服饰，自古至今变化不大，长发是古代女子为了盘起来作为垫子顶起水罐，发饰是女子作为奴隶的标记。现在的项链、手镯，都是由锁链演变而来。”女生脸色普遍阴下来。“新时代女性穿裤子，留短发，是男女平等的标志。”女生脸色骤然明亮起来。“女性解放，要从衣服开始，穿男性服装便于工作和自立，若沉溺于服饰的性感和艳丽，则与古代女子处于男性玩物地位，有何不同？”议论声嗡嗡响起，如野蜂飞舞。讲座结束，在走廊，张爱玲和炎樱向许地山鞠躬问候。炎樱问：“先生一贯身着长衫，便于工作否？”许地山愣一下，笑了：“嗯，问得好呵！看来，对我观点持有异议？我再思考一番，不宜草率结论……”

张爱玲在一年后亦即一九四二年回上海，以新锐作家面目进入文坛。所作散文《更衣记》，回应了许地山演讲中的观点：“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常年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打滚，质地与图案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纯这一点，我就不愿做一个男子。”在小说《茉莉香片》中，她这样塑造言子夜教授的形象：“言子夜进来了，走上讲台。传庆仿佛觉得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一般。传庆这是第一次感觉到中国长袍的一种特殊的萧瑟的美。……然而那宽大的灰色绸袍，那松垂的衣褶，在言子夜身上，更显出身材的秀拔。传庆不由地幻想着：如果他是言子夜的孩子，他长得像言子夜么？十有八九是像的……”传庆的原型即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言子夜的原型即许地山。她把“许”字拆解、转化为“言子夜”。在一个激烈而宽阔的长者身上，张爱玲表达了对缺失的、理想化父爱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