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如流水逝如风（外一篇）

一

金庸的《倚天屠龙记》，在我印象里可能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具人文气息的一部小说。从金庸创作的时间线来说，《倚天屠龙记》在他的十五部小说中，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

《神雕侠侣》在《明报》连载结束的时间是1961年7月8日，但《明报》很早就开始刊登广告，向读者预告《神雕侠侣》结束之后，将连载金庸“射雕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倚天屠龙记》。

1961年的《明报》并没有走出销量的困境，每日维持在两万份，不过勉力维持。在过去的两年间，《明报》经常调整副刊的内容和加强新闻报道，许多新闻为了吸引人，不乏粗鄙的标题。为了能够打开销路，《明报》甚至开辟了马经版，争取“马迷”读者。作为大股东的金庸，本不喜背上诲赌之名，但为了报纸的生存，又不得不为之。

世人皆知《明报》上金庸的社评非常有名，其实《明报》在最初开创的两年，还没有什么精力去顾及社评。被称为《明报》社训的“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八个字，当时也还未出现。这八个字原是1962年副刊“自由谈”编辑室的座右铭，后来被引用为《明报月刊》的编辑方针。

这一年的金庸的社会身份，是武侠小说作家、电影编剧、知名影评人，但他还不是一位成功的报业老板。怎么能够让《明报》生存下去，金庸依然彷徨而苦恼。《神雕侠侣》终于要写完，即使金庸对于小说写作再有新想法，也不得不屈从世事，继续为《神雕侠侣》撰写续集。

为了强调两部小说的连续性，让《神雕侠侣》的读者每天买《明报》追看小说，金庸从1961年7月1日起，就开始预告：

《神雕（侠侣）》尾声中现身的张君宝，即武当派创派祖师张三丰。金庸先生新作《倚天屠龙记》，故事接续《神雕（侠侣）》。张三丰及其众徒为书中重要人物，而杨过、小龙女、郭襄等亦将出现。

1961年7月2日继续广告：

金庸先生新作《倚天屠龙记》，定七月四日开始在本报刊登，头一段精彩热闹节目为：小东邪大闹少林寺。

1961年7月3日广告不停：

金庸先生新作《倚天屠龙记》明日起在本报刊登，与《神雕侠侣》未完部分同时刊载，俾读者诸君先睹为快。

1961年7月4日仍是广告：

金庸新作《倚天屠龙记》中，首段写张三丰创立武当派，少林寺十八罗汉齐上武当山索还《九阳真经》，自此引出无数奇幻变故，六日起开始连载。

从这些预告来看，金庸对于《倚天屠龙记》究竟写些什么故事，远谈不上计划，只是牢牢扣住杨过、小龙女、郭襄等人物，甚至还抛出十八罗汉上武当索还《九阳真经》的噱头，大略言之，招徕读者而已。

1961年7月6日，《倚天屠龙记》登场，彼时《神雕侠侣》尚未结束，所以从1961年7月6日到8日，《明报》同时刊载《神雕侠侣》最后三续以及《倚天屠龙记》开头三续。

这三天“小东邪”郭襄很忙，在同一个版面的两部小说中来回串场，吸引着读者的目光。1961年7月8日，《神雕侠侣》最终回，金庸特别写道：“至于《九阳真经》下落如何，将来当在《倚天屠龙记》中交代。”

然而，金庸小说写作的很多重要转变，都是始自《倚天屠龙记》，江湖恩怨不再执着于历史兴衰，而是从自身的矛盾开始展开，武林争斗开始庙堂化，具有了政治解读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以严肃文学的标准审视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也是可以经得起检验的一部作品。在这部小说里，金庸终于脱离了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神雕侠侣》叙事空间，他对于人物的塑造和理解，也是从《倚天屠龙记》有了转变。

金庸最初创办《明报》，想走的是小市民轻松阅读的路线，并没有想要涉及政治立场。金庸虽然多次强调《明报》是一份立场中立的报纸，但因金庸出身左派报纸，香港左派报章仍将《明报》视为一份左派的外围报纸，彼此关系融洽。后来，针对1962年大量内地人渡港之事，金庸旗帜鲜明亮明观点，左派报章不再将《明报》视为同路人，金庸也与自己昔日的朋友渐行渐远。及至移民潮结束，6月8日，《明报》在第一版刊登了将要开辟“自由谈”栏目的启事，邀请各界人士发表言论，《明报》的读者群，也逐渐从小市民转为知识分子。

若将这个时间段回看《倚天屠龙记》的故事，正是张无忌在朱武连环庄被骗、习学《九阳真经》之后再次出世，又在布袋中之中亲聆成昆暗算明教群雄的时间。金庸对于小说内容的思索，与他现实所处环境分拆不开。

二

1963年，金庸以“徐慧之”的笔名，在《明报》开设了专栏“明窗小札”，为了故意隐匿身份，还在文中称呼《明报》老板为“金庸兄”。金庸对自家的小说是改了又改，但对于集结出版的《明窗小札》却是一字不改。这年的4月25日，金庸在“明窗小札”中发了篇文章，叫做《台湾武侠小说的套子》，里面列了七种台湾武侠小说的模式，并说“这些小说情节大同小异，故事成了八股，随手翻去，几乎很少见到有什么新意”。

可见金庸对刻板的武侠小说创作始终是反思的，只是囿于创作环境，他也不得不从俗，所谓“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情节不能随心所欲，自然要在人物行为判定上做出些改变。

这种改变当然不一定能被所有人接受。梁羽生化名佟硕之写《金庸梁羽生合论》，发表在1966年1月创刊的《海光文艺》上，文中批评金庸的小说从《倚天屠龙记》走上了邪路，特别强调：“人性虽然复杂，正邪的界限总还是有的，搞到正邪不分，那就有失武侠小说的宗旨了。假如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将《倚天屠龙记》作分界，划分为两个阶段，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金庸的武侠小说，从《倚天屠龙记》开始渐渐转变，至今也不过三年多，‘实迷途其未远，觉昨是而今非’，让我改陶渊明《归去来辞》的一字来奉劝金庸，不知金庸可能听得进去？”（《金庸茶馆》第5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4月）我们现在看梁羽生的评论，当然觉得他具有“卫道士”气息，但是结合当时香港左派报章的立场，梁羽生当然有他对武侠小说写作的认知，同时，他也敏锐地发现了金庸小说写作开始了转变。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武侠小说中，正邪就一定要二元对立吗？

关于正邪分野，在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明教面临灭顶之灾时，这些正派口中的“魔教”诸人却视死生如无物，平静吟诵：“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几句话当时初读之下，竟着实难忘。

无独有偶，我后来看过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的一篇文章，对这几句话也是赞赏有加，说“突然有一种被雷电击中的感觉”，并加了一句：“怜我民族，忧患实多”，于是“一切忧患与焦灼都得以缓解”（钱理群，《金庸的出现引起的文学史思考——在杭州大学金庸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通俗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

我没有钱理群先生这样浓烈深邃的情绪，只是觉得这几句话大可玩味：“魔教”要怜悯世人忧患，而“正派”却要剿灭这些人，那么何为正？何为邪？这种思考，的确高于一般武侠小说人物正邪“二元化”的分法。

这几句话连载版即有，也非出自于历史资料，应为金庸自己所作，字句虽简，却可窥见金庸在诗词上的素养。除了明教“教歌”，在《倚天屠龙记》中另有几句诗，同样也令人阅后难以忘怀。

第二十回“与子共穴相扶将”里，张无忌和小昭困于光明顶地道，小昭唱了一首歌：“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而张无忌年纪虽轻，十年来却是艰苦备尝，今日困处山腹，眼见已无生理，咀嚼曲中“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两句，不禁魂为之销。

在第三十回“东西永隔如参商”里，这首歌再次出现。张无忌与赵敏随金花婆婆到灵蛇岛寻找金毛狮王谢逊，遇上波斯明教总坛来的三使者，陷于困境。三使所用圣火令上的武功匪夷所思，连身负九阳神功和乾坤大挪移的张无忌都一时无法取胜。

受伤的殷离在睡梦中哼唱曲子，也是这几句，到后来“歌声却是说不出的诡异，和中土曲子浑不相同，细辨歌声，辞意也和小昭所唱的相同：‘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她翻翻覆覆唱这两句曲子，越唱越低，终于歌声随着水声风声，消没无踪。各人想到生死无常，一人飘飘入世，实如江河流水，不知来自何处，不论你如何英雄豪杰，到头来终于不免一死，飘飘出世，又如清风之不知吹向何处”。

“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我对这两句歌词印象极为深刻，读后念念不忘，以至于后来每次想到这句话，都会忍不住去再翻一遍小说原文。

这两句诗是否也是金庸所作呢？

三

小说对于这首歌曲的两句歌词以及波斯三使者的武功来历，进行了解释：

谢逊道：“明教传自波斯，这首波斯曲子跟明教有些渊源，却不是明教的歌儿。这曲子是两百多年前波斯一位最著名的诗人峨默作的，据说波斯人个个会唱。当日我听韩夫人唱了这歌，颇受感触，问起来历，她曾详细说给我听。

“其时波斯大哲野芒设帐授徒，门下有三个杰出的弟子：峨默长于文学，尼若牟擅于政事，霍山武功精强。三人意气相投，相互誓约，他年祸福与共，富贵不忘。后来尼若牟青云得意，做到教王的首相。他两个旧友前来投奔，尼若牟请于教王，授了霍山的官职。峨默不愿居官，只求一笔年金，以便静居研习天文历数，饮酒吟诗。尼若牟一一依从，相待甚厚。

“不料霍山雄心勃勃，不甘久居人下，阴谋叛变。事败后结党据山，成为威震天下的一个宗派首领。该派专以杀人为务，名为依斯美良派，当十字军之时，西域提起‘山中老人’霍山之名，无不心惊色变。其时西域各国君王丧生于‘山中老人’手下者不计其数。韩夫人言道，极西海外有一大国，叫做英格兰，该国国王爱德华得罪了山中老人，被他遣人行刺，国王身中毒刃，幸得王后舍身救夫，吸去伤口中毒液，国王方得不死。霍山不顾旧日恩义，更遣人刺杀波斯首相尼若牟。首相临死时口吟峨默诗句，便是这两句‘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了。韩夫人又道，后来‘山中老人’一派武功为波斯明教中人习得。波斯三使武功诡异古怪，料想便出于这山中老人。”

这段故事，究竟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又是金庸的小说杜撰呢？

请看下面一段文字：

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幼年所住的学校便在纳霞堡。据他的学友尼让牟的记录，当时有一位最大的哲人野芒在纳霞堡教书。那就是他们的老师。尼让牟的父亲遣尼让牟来就学，尼让牟在这里遇着两个意气相投的朋友，一个是奔沙伯，一个就是莪默·伽亚谟。尼让牟是图司的人，奔沙伯是阿里的人，莪默是纳霞堡的本地人。他们读的是“可兰经”，研究的是古代传说。有一天他们三人相聚，霍山（即奔沙伯）向尼让牟和莪默说道：“世间一般的信仰，都说野芒先生的弟子会得到幸福（当时的信仰，凡读“可兰经”及古代传说的人都能够得到幸福，如我国以前读五经三传之类），但是我们假使不能都得到幸福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来互相帮助？”尼让牟和莪默答道：“随便怎样都好。”霍山便说：“那末我们大家应该发誓：无论幸福落与谁人，都应得均分，不能专享。”尼让牟与莪默都同意了。后来尼让牟做了官，竟做到当时的教王阿尔士朗的宰相。

尼让牟做了宰相之后，他的两个旧友来访他。尼让牟请于教王，给了霍山的官职。霍山嫌升进太迟，他把官职丢了。后来竟成了专好杀人的一种宗派——依时美良派的首领。他在一○九○年占据了里海南岸山国中的阿拉牟提城，十字军时有名的“山中老人”就是霍山。尼让牟后来也是被他刺杀了的。诗人阿塔尔叙尼让牟将死时说道：“啊，大神哟！我在风的手中去了。”——这正和莪默诗“来如流水，逝如风”句（见第二十八首）相类。

莪默去访问尼让牟宰相的时候，他不要官职，只向他说道：“你能给我最大的赐与，便是在你的福庇之下，使我得到一个清净的地点安居，我要开展科学的利益，并祝你福寿康宁。”宰相便从纳霞堡的财库中每年赠他一千二百密的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