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机

十岁，我第一次坐飞机，去塔那那利佛过暑假。我姨父在那的领事馆工作，前两个月刚升了参赞，所以我姨妈邀请我妈一起去，顺便带上我。他在那儿有一栋房子，红色斜坡屋顶，最高处立着一个黄色公鸡风向标。房子正门前有一个大水池，水池里养了一只井盖大的陆龟。陆龟是当地人送的。白天它一动不动，到了傍晚，它就兴奋地四处活动。整个院子被一长溜白栅栏围住，尽头是两片雕了鸢尾花的铁皮门。夕阳下，它嗅着海风的味道，慢慢踱过去，伸出前肢拨弄几下门底的插销，然后悻悻地转头爬回水池。

我对那只陆龟的印象很深。它不会说话，比中国的草龟看上去更强壮一点。它很想出去，但怎么也斗不过那扇铁门。它背上有一种特殊的花纹，藏在黝黑的墨色中，在细心观察池子的余闲中才能看见。池子很浅，底部铺满了深绿色的马赛克瓷砖，池边砌了一圈精心烧制的红砖。砖缝已经松动了，一些边缘冒出了类似铜钱草一样的苔藓。这让我想到了自己的家。在我家附近的某一条街上，一些无人住的房子的墙根，也被这种东西所侵蚀。

我很可怜它。所以有一天傍晚，我悄悄打开了插销。我坐在池边的石头上盯着那只龟。那是一种念力。我心里默默驱动它：门打开了呀！但它那天偏偏一动不动，墨色的眼皮紧闭，好像睡着了，直到夕阳西下。我很失望，于是起身走到铁门前，试图把门缝开得更大一点。门外是一道斜土坡，土坡顶端是一座白色的房子。房子里住了一家四口的本地人，其中有一对兄妹。每天傍晚，他们一人踩一块旧滑板，快乐地高声尖叫着，一前一后从山顶倏地往山下滑去。

往山上探索时，我和他们打了个照面。他们在房子前洗摩托车，狐疑又警惕地看我。他们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毕竟大部分下午，我姨妈需要午休，我都待在院子里。我妈说：“外面太危险了。”他们等我走近的时候，冲我说了句什么，但我听不懂。我硬着头皮往山顶走，山顶上有他们家搭的一个鸡圈，鸡圈边是一个杂货棚屋。我一走近，那些鸡都躲到了角落里。我有些失落。从山顶上能俯瞰山脚下的街道。我慢慢走到棚屋边，没料到一只大狗突然吠叫着冲出来。我转身就跑，但还是被它一路撵回到院子里，我羞愧地关上铁门。路上我都能听到那对兄妹开心的大笑声。我妈从厨房里匆匆出来问怎么了。我姨妈在我不在院子里的时候睡醒了，她坐在门廊下的躺椅上玩手机。她看着我跑进来，不屑地说：“他胆子太小了，被一只狗吓成这样，跟坐飞机一样。”

我姨妈那时刚生完孩子五个月。她登机的时候怕风，披件刺绣流苏的蓝色披肩，戴墨镜，走在队伍的末尾。她拿了一本介绍马达加斯加的地理旅游杂志，边走边大声念给我听：“森林里的狐猴，中部山脉塌陷的冰斗，还有休眠很久的小火山。”她走一阵就追上来，掐我的肩膀，问我是不是很兴奋。如果我点头，她就很高兴，好像这样她就不是想着让我妈去给她带孩子，就偿清了欠我妈的情。

登机的舷梯上铺了红毯，我妈怕我摔倒，让我走在她前边。她左手拎了一个小行李箱，右手抱着我的表妹。五个月的婴儿小小的，即便睡着，也像半明不灭的灯火。她一上飞机就睡了。我妈把婴儿放腿上，抓我的手，按住，让我深呼吸，学她做两遍。后来我才知道她以为我很紧张，因为在候机的时候，我突然指着窗外停机坪里十五架白得耀眼的飞机说：“飞机会掉吗？我们会死吗？”

“不会，”我姨妈在翻那本旅游杂志，“飞机出事的概率比火车还低，火车出事了飞机都不会。”

“火车怎么就出事了？”我妈有点不高兴。

“统计数据就是这样的。”

“那我每次都是坐火车去北京。”

“你本来也可以坐飞机去。”

她说完有些心虚地抬头看我妈。她强硬地说：“下次你就坐飞机，我给你买票。”我妈抱着我表妹，左右来回摇晃，绕着候机厅里一排排蓝色座位循环转圈。她用自己的胸脯挡住落地窗透过的光线。她看着我表妹半睡不睡耷拉的眼皮说：“那也不能说不吉利的话。”

“他就是害怕了！他第一次坐飞机。”

“害怕什么？”

“害怕第一次坐飞机啊！”

“男孩子没什么好怕的。男孩子什么都不应该怕。”我妈反复念叨。她抱着快要睡着的表妹经过我面前，低头看我：“听到了吗？男孩子没什么好怕的。”

在机舱落座之后，上方圆形的换气孔被顶开，滋滋滋地冒出冷气。我妈坐在我左边，按住我的左手，命令我闭眼，深呼吸。冷气的声音就像蛇类嘶嘶的威胁。我想到了龟，还想到了我家后边那个脏乱的花鸟市场。市场只有一条东西贯通的街，两旁是用蓝色铁皮搭起来的花卉棚店。街上每个卖金鱼的摊位都卖乌龟。巴西龟饿极了会咬人，而且跑得很快。有个摊主的儿子的手指被巴西龟咬断了。我第一次知道乌龟的牙齿那么锋利。它们会窜到市场后边一个混合了水神祠的庙。寺庙石桥底下放了一只石龟，干涸的龟背上落了很多用来许愿的、徒劳的、黑色的硬币。

我在冷气里闻到了那种石桥底下苔藓的腥味。我一点也不想去塔那那利佛。塔那那利佛，那时候我连念这五个字都吃力。没有同学知道那是哪里。有几个人勉强知道马达加斯加，那部动画片里，一群从纽约坐船逃亡到非洲的动物，里头有会说话的狮子、斑马，还有一头长颈鹿。

那个空姐让我妈把表妹放到旁边的婴儿座椅上。我姨妈要了一张毯子。空姐说：“现在不行，起飞之后再给您。”姨妈松散了头发，抖开披肩，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像猫一样蜷缩手腕，窝在座位上。我妈一直侧头看着表妹。她戴了一顶粉色的布帽子，瘪塌的嘴角翕动着。她一直都没醒，飞机上广播响起，她也只是耳根抽搐了一下。

飞机起飞后我才逐渐地真正感觉到一种恐慌。发动机在轰鸣，飞机在奔跑，在加速。超重的感觉让我牢牢攥住座椅把手，手汗沾在可拔出小桌的塑料板上。机头在缓慢抬升，仿佛乘坐过山车迎接顶峰那段漫长揪心的旅程。让我绝望的是机舱里的其他人表现得若无其事，他们闭眼，仰头，侧耳交谈，或者靠在窄小的座椅背上，有的还伸手费劲地点击前边椅背后的显示屏。他们好像对死毫不在乎，他们不害怕死，甚至其实根本没有想到死。可恰恰就是这一点，我一想到就开始悲伤。死，在看到这架飞机的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了死，意识到我终有一死但死却不知何时向我降临。那时我甚至意识到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这样突如其来的严肃想法很可笑。几滴眼泪无意识地涌出眼角。我妈没有看到我脸颊上淡淡的泪痕，她越过我伸手拉开遮光板，刺眼的光线一下子穿透进来。她在一片超重中推我看外面的景色：“越来越高了，是吧，看下面，多好看，看看。”地面离我越来越远，棕的绿的农田像调色盘的格子，垄道上的汽车不知奔向何方。直到飞机突然进入云层，那些大雾一样静止的云彻底将飞机和这个世界隔开了。在一片嗡嗡的耳鸣声中，我姨妈侧头盯我，突然嗤笑了一下，声音模模糊糊的：“天啊，他怕得都哭了。”

我妈听见我姨妈嘲笑我了。她面无表情地从包里扯出几张纸巾丢给我，让我把脸擦干净。我姨妈问我有没有恐高症。我妈回答说没有。我姨妈又说上次她带我去省城坐过山车我死活都不肯坐。那时候我跟她说：“我没有准备好。”她不知道我说的没准备好是什么意思。我看着如庞然大物般的过山车轨道，内心惴惴不安。姨妈说我就是害怕了。我妈强硬地说：“他没有恐高症。他不怕坐电梯。”她们又继续讨论了一阵子恐高症，讨论电梯是不是会引发恐高。她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胆子太小了。

“所以才应该带他多出去走走。”我姨妈掷地有声地说。她侧身问我：“对吧？”她一定要我点头。我妈的沉默实际上是一种默示的同意，这种同意让我不得不点头。我姨妈又开始念她那本杂志，她说只要我走上观景台去看那些陡峭的冰斗就会化解恐高。我妈说：“他没有恐高。”姨妈撇撇嘴，转而转述杂志上对狐猴的介绍，语气一惊一乍，说得很恐怖，然后突然抓着杂志内页上的狐猴插图闪到我眼前。她在飞机上笑得乐不可支。

我姨妈是一个不怕死的人。她经常和一伙人从北京郊外骑单车去天津，当天再骑回来。生我表妹前三个月，她迷上了滑翔。在塔那那利佛的那个夏天，她买了一台大制冰机放厨房后，每晚躺在后门外的草地上，像讨糖吃的小孩一样哀求我妈给她一杯加冰的饮料。我妈认为生完孩子半年内都不能吃冰。她们就冰块数量讨价还价，一般是三块，有时候四块。四块说明她们两个心情都非常好。那时候我姨妈也会让我尝一口。那是加了苏打水的洋酒，插了薄荷，透出一种淡淡的绿。我妈一放下杯子就转身回厨房洗她那洗不完的碗。除了抱上我表妹以及一大堆东西跟我们出去玩，她整天都有做不完的事。

她们吵架的时候我就在门前看池子里的那只龟，或者说，在看那个池子。我总是想象有另一个男孩，他跟我差不多大，但是长得不一样，他应该是我，而我是一个隐形的旁观者。那个男孩会注视那只沉默的龟，迟缓地在池边移动。任何一个旁观者都知道，那个男孩觉得他就是那只龟，因为他觉得有点孤独。但是我觉得我像那个池子。池子的边缘已经有苔藓挤开了砖缝。本来应该有人要维修的，或者说，我姨父每天回来应该看到它需要维修，因为这只龟是当地人喜欢他才送给他，而这只龟趴在已经开始衰败的池子上。他应该叫人来修一遍，但是没有。就是这一点让我想到了几万公里外我所在的县城的家，想到了我在塔那那利佛和我家的相对位置，想到了我的身份。所以我觉得我像那个池子。我很好奇，那个觉得自己是龟的男孩他会是怎么想的。

虽然住在我姨父的房子里，但我很少看见我姨父。他每天很早出去，很晚才回来。他个子不高，但走路很神气。每天出门前都用发蜡把头发抓得亮亮的。有一个当地人开车送他上班和回家，这个人长得像日本河童，沉默、凸嘴，手总是紧张地贴在裤子两侧。他从车上下来之后看也不看门前的池子和龟就往房子里走。有一天晚上，他和我姨妈吵架了。他嫌厨房里那台制冰机太吵。吵架的声音连坐在池子边的我都能听见。过了一阵，他抓着一件皮夹克匆匆从房子里出来。他走路依然那么神气，大迈步沿着铁皮门外的土坡往山下走。山脚下那个又脏又乱的小集市，甚至有人在卖猴子。那一整个星期，集市都在办晚会。山脚下沸腾的叫声、笑声还有鼓声透过铁门镂空的鸢尾花纹和门缝挤进来。

我尾随我妈上楼的时候，我姨妈讪讪地坐在床上，手指绕着一顶我表妹的帽子。我妈说了一大堆的话，从她们小时候在县城上下学的场景——她是怎么护住我姨妈吓退一群小混混的，到她陪着我姨妈生下表妹的那一整夜。我姨妈一句话也没说，双眼发直，处于一种极度出神的状态。当她开始骂我姨父，并且伸手想要搂住我姨妈时，我姨妈盯着她手臂上洗碗溅到的一点泡沫，下意识皱眉，不耐烦地推开她，说：“你懂什么，不要讲了。你去洗你的碗吧。”我妈保持了好几秒那个虚搂的姿势，脸上的表情最终归于虚无。她看着我姨妈，但我姨妈刻意地、讪讪地转过了头。她过了好一阵才说：“我去洗碗了。”从二楼楼梯下到厨房的路上经过一个小房间，房间的窗正好对着房后的草地。那个房间被改造成我表妹的卧室。她进去确认了一下我表妹还躺在婴儿床里睡觉，转头跟我感叹了一句：“小孩子怎么这么幸福，吃饱了就睡。”她走到厨房，戴上一双褐色的橡胶手套开始洗碗。碗在蓄满水的池子里叮叮碰响。她开始小声地哭，越哭越大声，哭声绕着房子里的每一根柱子和梁传递，但我姨妈一直没下来。直到冲刷完最后一个碗，用一块干抹布抹净碗壁的水珠，摆到窗台的架子上，她哭完了。她背对着我，轻轻地用被水沾湿的手指抹掉脸上的泪痕，然后转身疑惑地对我说：“你怎么还在这里？你怎么还没去睡觉？”

我默默走回我的房间，关上门，躺在一张靠墙的单人床上。我睡不着。窗外一直有种嗡嗡和簌簌的声音。我觉得那是某种虫子。非洲有太多我不认识的虫子。我怕它们在我睡着的时候从窗外跳到我嘴里，所以睡觉前都要仔细检查窗户是不是关紧。早上，当我妈在做好早餐前匆匆走进来，拉开窗帘把我叫醒，她都会絮絮叨叨说一大堆话。她说晚上那么凉快，为什么我不打开窗户。我难道喜欢闷在这么小的房间里吗？她说，空调吹多了对人不好，身体老了就知道了。她以为我是喜欢吹空调。

在那个晚上，我一直睡不着。我开始听到一种紧张的、令人焦虑的砰砰声，后来才发现那是我的心跳声。在那次出国之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抗拒坐飞机。我一进到候机厅，沿着长长的自动人行道匀速地被推到登机口前，我就紧紧抓住行李箱的拉杆，口干舌燥。我做不到。看着窗外往跑道移动的飞机，我觉得我做不到。我听见我心脏砰砰作响的声音，我就想撒腿往回跑。在飞机刚进入平稳飞行的那一阵，鼓膜似乎会扭曲膨胀，一切外部声音都很遥远，只能听见胸腔内部细微的声音。光是想到这种折磨就令我心发狂。

有一天早上，我姨父被发现死在了那个池子里。他身上穿一件白衬衣，脸朝下，鼻子沉在水中不再呼吸。他前一天晚上喝醉了，一个人开车回来，在水池前的土坪停下，摇摇晃晃朝大门走。他被一块松动的红砖绊倒了。早上，接我姨父上班的那个司机来了。他推开那扇雕了鸢尾花的铁皮门，发现没锁。我姨父脸朝下躺在水池里，那只陆龟静静趴在他身边，咬掉了他半只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