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代理人手记（2021）

有人失踪

那天是个什么大庆的日子，我在市政广场看烟花表演。一朵一朵怒放的烟花，刚把我带进一个美妙的梦境，手机就响了。是一个朋友打来的，说他一个亲戚快不行了，让我代写一份遗嘱，并且要见证。我的工作总是这样忙碌，哪怕正在吃饭，也得撂下饭碗，接听没完没了的电话，或者简单扒拉几口饭菜，拎起公文包就走。

朋友的车很快就到了，我在烟花爆裂声中上了车，我们要去很远的郊外，去那个人家里。见证遗嘱，需要两个律师在场。我又给迟律师和周律师打了电话，让她们准备好纸笔和印泥，和我一起过去。

汽车在一个路灯渐暗的地方停下来。我们走进一个大院。院子里黑乎乎的，感觉很空旷。右边那间亮灯的屋子里，一个穿着灰衣灰裤的老太太，身体蜷缩着，侧卧在北炕上。老太太脚下堆着一床浅色碎花被子，身下铺着一张发旧的蓝格褥子。

朋友说：就是这个老太太。

屋里还有两个人，见我们进来，便从沙发上站起来。朋友指着一个微胖的中年女人说：这是我表姐，老太太大儿媳妇。他又指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说：这是老太太的孙子，朱晓刚，我表姐的儿子。

中年女人微笑着和我们打了招呼。这是个亲和漂亮的女人，让人感觉很温暖。朱晓刚，长脸，高个，一身普通装束，看不出来从事什么职业。他长得和朋友很像，都是高鼻梁，大眼睛。他咧了咧薄嘴唇，叫了声瑛姨，就不再说话了。

我站着和他们寒暄几句，便走向老太太。

老太太满脸褶皱，高颧骨，高鼻梁，脸颊塌陷着，已经瘦成了一把骨头。她闭着眼睛，轻轻哼哼着。她在用这种方式呼吸。我突然觉得她很面熟，便问老太太名字。老太太儿媳妇说：康淑芝。

果然是她，八年前找我打过官司。

康淑芝慢慢睁开眼睛，好像也认出了我，但是什么也没说，继续哼哼着。她的呼吸稍稍稳定之后，嘴唇微微动了一下。房子……她说。她的声带几乎失去了功能，声音已经嘶哑了。她嘴唇又动了一下，仍旧用嘶哑的声音说：房子……留给朱晓刚。她说完就把眼睛闭上了，继续哼哼。

我让朱晓刚把房产证拿出来，把康淑芝的身份证也拿出来，我得验证房产证的署名。我又问了一些别的事。我得详细了解一下她家的情况，才能替她写出没有漏洞的遗嘱。见康淑芝说话费劲，我就让她儿媳妇和朱晓刚回答我的提问。康淑芝一边闭眼哼哼，一边微微点头，表示同意他们的回话。

我坐在炕边，伏在炕桌上冷静地写着。康淑芝的哼哼，丝毫也影响不了我的思路。代理案子这么多年，我已经学会了控制情绪。我得把所有的情绪都压在心底，把外界的影响全都屏蔽，才能保持头脑的冷静。要是我动辄怒火冲天，或者随他们痛哭流涕，就啥也做不下去了。

我写好遗嘱，给康淑芝念了一遍。她慢慢睁开眼睛，轻轻嗯了一声，然后微微点点头。我说：要是没意见就按个手押（印）吧。迟律师赶紧把印泥盒打开，摆到康淑芝面前。康淑芝搭在褥子上的手，黑瘦黑瘦的。手背上的筋骨，一根一根全都显露着。她的右手试着抬了好几次，才勉强抬起来。她把食指伸进印泥盒，粘上通红的印泥，用那双没有光泽的眼睛一点一点搜寻着，搜寻自己的名字。寻到名字那一瞬，她的眼睛似乎亮了一下。她把食指放在她的名字上，稳稳地按了下去。一个通红的指印，便清清楚楚地印在上面了。立遗嘱人本来是要亲笔签名的，但是康淑芝已经写不了字了。我们为了保险起见，便让朋友全程录了影像。

康淑芝按完手押（印），就闭上了眼睛，继续哼哼着。她的表情和我刚来时不一样了，似乎轻松了许多，皱纹也舒展了一些。我在代书人处签了字，迟律师和周律师在见证人处签了字，明天再拿到所里盖章，这份遗嘱就算完成了。

康淑芝家的情况，终于弄清楚了。老伴早就去世了。大儿子，也就是朱晓刚的父亲，已去世二十多年了。当时，康淑芝把一岁多的孙子朱晓刚留下来独自抚养，让儿媳改嫁了，嫁到了很远的黑龙江。朱晓刚今年二十五岁，还没有女朋友，祖孙二人靠着养牛维持生活。康淑芝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担心二儿子和孙子争房子，便让朱晓刚把他母亲找来，商量对策。

我们往外走的时候，康淑芝还在哼哼。瘦成一把骨头的身子，仍然蜷缩着。看样子挺不了几天了。

汽车路过广场的时候，烟花表演已经结束。人们在漫天烟雾里，纷纷往外走。我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第三天晚上，朋友来电话了，说老太太失踪了。我听完吓了一跳。朋友接着说：后来在老太太二儿子家找到了，他们是背着朱晓刚，偷着把老太太抬走的。

这种事我见过。她二儿子的意思，就是想弄出个遗嘱来。不过看那天的情形，康淑芝不可能再写一份遗嘱了。

这户人家，八年前就有人玩过失踪。那时候康淑芝身体还很硬朗，脸颊也没这么塌陷。她到所里找律师的时候说，她三儿子家的牛失踪了。一起失踪的，还有她三儿媳妇。我去她三儿子家的时候，她三儿子正在输氧。他稳稳地坐在一张单人床上，脸色惨白惨白的。空旷的屋子里，只有一个蓝色氧气瓶孤独地立在水泥地上。他们的家具摆在走廊对面的屋子里，看来这间屋子是闲置的。这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脸上有一种病态的美。长方脸，高鼻梁。一双大而黑的眼睛，幽幽注视着前方。我在他眼里看不出一丝波澜，这让我感到很奇怪。

我没好意思问他的病情，只对其家庭状况做了简单了解。他结婚五年了，没有孩子。他以前在工厂上班，下岗以后以养牛为生。他们家有三头黑白花奶牛，两头小牛，五天前，突然失踪了。一起失踪的，还有他媳妇。有邻居报告说，那天下午还看见他媳妇赶着牛往奶站走，以为和往常一样挤奶去了，没想到再也没回来。后来才知道，他媳妇赶着牛回娘家了。

他很平静地回答着我的问题，平静得似乎在回答别人的事。

康淑芝把桌子搬到这间屋来。我伏在桌子上写好离婚诉状，让她三儿子签名。他接过笔，木然地写着，好像诉状上写的不是他的事，是别人的事。其实我很想和他继续唠一唠家常，了解一点以前的事，可一看那张苍白的脸，就不忍心问下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正张罗着立案，康淑芝突然来电话，说案子不办了，她三儿子死了。康淑芝的语气很平静，好像对她儿子的死早有预感似的。我那天去他家的时候，竟没看出来他是一个将死之人。我有点后怕。我和他距离那么近，万一有什么病菌传染上咋办。我突然想起那间空屋子。我当时就觉得奇怪，一个病人，怎么会在一个空屋子里呢？现在想起来，也许是为了隔离。我着实恐惧了一阵。后来又接触几个这类案件，年龄也大了些，才不太害怕了，对死亡也有了粗浅的认识。像康淑芝这种情况，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死神已经来到她身旁，悄悄地等着最后的时刻。

委托书里的人生

老林太太让我代理的案子，是要求她继子返还她丈夫的抚恤金。她用很低很粗的声音介绍完家庭情况，就不再说话了，呆呆地看着地下，好像地下有什么东西需要她看似的。她个子不高，后背微驼，花白的头发剪得很短，是那种普普通通的老太太。我写完委托书，让她签字画押，她歪歪扭扭地写了自己的名字，然后伸出食指，蘸了下印泥，在她名字上狠狠按了下去。

开庭的时候，老林太太没来。许多案子都是这样，当事人不愿意见面的，就委托一个代理人出庭，省得见面尴尬。我刚刚在椅子上坐稳，她的继子胡振刚就进来了。他愤愤地看了看原告的席位，见老林太太不在，转而愤愤地看着我，好像老林太太的起诉是我鼓动的。

胡振刚大概五十五岁，眼睛很大很圆，微黑的方脸长满了胡茬子。答辩的时候，他凶巴巴地说，他爸的抚恤金应该归他，因为他是亲生儿子。而他继母和他爸是后到一起的，没权利享受。

我说，婚姻不分先后，原告与被告的父亲已经登记了，是法定婚姻，原告作为妻子，有权享有应得的抚恤金。

胡振刚听了这话，当时脸就红了。不是羞愧的红，是气愤的红。他愤愤地说，钱都花没了，发送老人花没了。

康法官是个干脆利落的中年人，他像个指挥官一样坐在台上指挥。他让胡振刚举证。胡振刚拿出一堆手写的白条子，让我当庭给否了。胡振刚的脸更红了，红得快要发紫了。他把白条子往桌子上一摔，喘着粗气说，谁家死人不发送啊？你家死人不发送啊？

我当时就炸了，大声说，你家才死人呢！

他不说话了，扭着头生闷气。

康法官说，法庭调查结束。原告被告陈述最后意见。我说坚持诉讼请求。胡振刚说，不同意返还。康法官说休庭，回去等判决。判决结果和我预想的一样，抚恤金各分一半，判决胡振刚返还给老林太太八万元抚恤金。判决书刚拿到手，胡振刚就上诉了。老林太太又给我签了一份委托书，让我到中级法院代理出庭。

二审开庭的时候，老林太太突然在三楼楼梯口出现了，胡振刚夫妇搀扶来的。我心里一震。老林太太浮肿的眼睛低垂着，慢悠悠地走到女法官苏蕊跟前，突然说，我没起诉，也没请律师，这个律师我不认识。

我心里咯噔一下。

苏蕊说，委托书不是你签的吗？

老林太太说，不是。

天，还有这样的人，我气得身上都筛糠了。

胡振刚趁机说，那律师是骗子。

苏蕊一看形势不好，害怕闹出乱子，用眼神示意我离开，我便赶紧撤出来了。后来二审法院出了个判决书，撤销了一审判决。因为老林太太不承认一审的授权委托书，我在一审所做的事情全都是无效的，一审法院由此做出的判决书，因而也是无效的。案子又回到了原点，胡振刚不用返还八万元抚恤金了，老林太太一审白赢了，我也白和胡振刚生气了。

委托书上没有委托人的亲笔签字，是个很严重的事件。不仅律师犯了错误，法官也会因为审查不严受到处分。二审判决书发到一审法院以后，康法官为了澄清事实，把老林太太找来了，问她一审的委托书是不是她签的。她说是。康法官又问她，那你为什么说你不认识律师，委托书也是假的呢？老林太太说，胡振刚让她这么说的。她把事情的原委都和康法官说了，康法官后来告诉了我。

老林太太的身世我也知道一些。她年轻时就没了丈夫，一个人靠着打零工把儿子拉扯大了。后来儿子也没了，留下两个孙子由儿媳带着。没了劳动能力的老林太太，在儿媳面前越来越抬不起头，就找了个老头，把自己嫁出去了。

七十八岁那年，老头也没了。

老头是离休干部，有二十多万元抚恤金。老林太太得了五万，其余的都让胡振刚拿走了。刚分完抚恤金，胡振刚一家就搬过来住了，并且时常暗示老林太太，让她回到儿媳妇那里去。老林太太知道这是在往出撵她，住也不是，走也不是。儿媳妇住的房子虽然是老林太太的，家却不是老林太太的家了。有一天她实在熬不住了，就厚着脸皮上儿媳妇那里去了。儿媳妇答应让她回来，但是得把老头的抚恤金要回来。没想到官司还没打完，她儿媳妇就因为一件什么事和她闹翻了。老林太太又硬着头皮回到胡振刚那里去了。于是就上演了这么一出戏，气得我恨了她很多年。

从黄昏到黑夜

老校长的离婚案，距今已有二十多年了。他的生命早已不复存在，离婚案的卷宗却还在档案室里放着。年头太久了，如果不刻意翻看档案，已经想不起来他的名字了。但是那些细节都还记得，并且非常顽固地潜藏在记忆深处，遇到类似的案子就会跳出来，与这些案子一起刺激我的神经。

那个案子接得很急，需要我去老校长的家里办理代理手续。我借着黄昏的亮光，走进一座普通的农家院子。院子里栽种着几棵沙果树，果树底下种着几池子时令蔬菜。我走到院子中间，房门忽然开了，一个中年女人迎出来，客气地把我让进屋里。昏暗的外屋地上，站着六七个男女，见我来了，急忙腾出一条小道让我过去。里屋也站了几个男女，高高矮矮的，表情都很阴郁。炕上躺着穿戴整齐的老校长，鼻子里插着氧气管子，见我来了，什么也没说，由她大女儿给我介绍他的婚姻状况。他已经八十岁了。六十多岁时娶了这个老太太。老太太没有工作，是个小镇上的女人。我伏在炕桌上写好离婚诉状，让老校长签字画押。老校长的字体非常漂亮，成熟稳健，和他的外貌差不多。我没忍心问他的病情。询问一个吸氧老人的病情好像特意强调他时日不多似的。其实他就是时日不多了，要不然子女们也不能逼着他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