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思故乡

引子

疫情第三年的年末，闸口启开，人们像洪水一般冲出钢筋水泥之城。我家老大也受儿女之托，从海南岛回老家修屋，历经三月，年关之际，老大家新房在老屋地基上落成，我家五兄弟约定一起回乡过个团聚年。

我十八岁离乡，几年后，父母相继走了。父母是家的象征，是游子朝思暮想的归途。父母不在，家亦不在了。由此，回乡的次数越来越少。不是不想回去，是害怕回去后看到二老荒草覆盖着的坟茔和残垣断瓦的老屋，更增添心里的痛楚。不回去，便会觉得双亲仿佛还健朗地活在老屋里。双亲在，我不是孤儿，我只是游子，漂泊的日子会变得踏实，心中会充满力量。直至后来，随着几位老兄与他们的儿女来到海南岛上定居或工作，故乡就只剩老五一家了。前些年起，我们的生活就基本以海岛为中心。年末的时候，老五放下农活，带着一家大小来海岛上与我们团聚。从老五的口中我多少知道一些故乡的人事，大到修高速公路占了村里多少地，小到隔壁丁家妈妈与贵强媳妇吵了几次架。虽与故乡天各一方，但故土始终在我心里。

这一次，起心动念回乡过年，算好了日期，看好了机票，备好了行李，订好了行程。然而，没料到，放开后的状况并不乐观，微信朋友圈不时闪跳出的感染数据与视频里频繁传来的感染者哭爹叫娘声让我心生恐慌，尤其是专家们不厌其烦地提醒着新年前后因人口大流动，病毒将出现更大规模的传染与爆发，这令我深信不疑且不敢轻举妄动。我一边保护自己不被感染，一边对回乡的事开始纠结。行李收了又撤，日子订了又改。直到机票售罄，我才彻底放弃。

大年三十那晚，我一个人踌躇在空旷清冷的街头，想象着老大家的新房和热腾腾的年饭，怅然若失。终于熬到新年三月，病毒销声匿迹，海岛阳光明媚。我在一个清晨醒来，一跃而起，收拾行李，决定了结这份回乡的夙愿。

我的故乡叫华容。外人大抵从《三国演义》的“曹操败走华容道”这一典故中知道这个地方。它地处江南，南临洞庭，北倚长江，邻交湘鄂，土地肥沃，自古兵家必争。在华容西南方向，有一个名叫操军的小镇——这名字颇有来历，相传岳飞奉命镇压杨幺时，在此域内筑城练兵，人称操军场。“操军”一名即源于此。操军镇被一条叫藕池的大河环抱，镇府所在地就在大河边上，名曰南岳庙。相传旧时藕池河洪水肆虐，人们企盼垸泰民安，乃在此修庙一座，供奉南岳菩萨，遂以庙名地。遗憾的是我出生后根本没有见过这座庙。

因“华容道”，华容名声在外。事实上，华容本就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策马过一代枭雄曹操，成全过千古忠义的关公，揭竿过农民好汉杨幺，驻扎过民族英雄岳飞；半个世纪前，还走出了红色前辈蔡协民、何长工与开国少将朱绍清、方之中……他们像星辰一样，闪烁于我故乡的天空。在异乡，有人知我是华容人氏后，常直呼我为唐华容。这令我惊慌汗颜。以故乡呼其名，古来有之，大抵都是名耀故里、功炳千秋之士，而我一浊骨凡胎、愚夫俗子，岂敢欺世盗名乎！

一

三月的故乡，春寒料峭。

进入故乡地界，车窗外的景色变得越来越清晰：一条乡间的水泥大路伸向远方，路两旁是高耸入云的水杉。车在路边停下，放眼望去，便是无边无际的金黄色油菜花田。路的另一边，则是一条干涸的河沟。我指着这河沟问同车的老二，这河沟是不是以前能够走船到南县城？老二答，正是。我自言自语，感觉它变窄了。老二说，不可能。每年的田园建设，路面加固了，沟道也加宽了。

我固执地记得它应该是一条小河流，是我家屋后那条河的支流。

雨季来临的时候，出生才几个月的妹妹圆圆高烧不止，镇医院的医生看过几回，没有任何效果，父母决计送她去离家十来里地的南县城关医院看病。那时候没有任何交通工具，雨季泥泞的乡村小道全靠双脚丈量。父亲考虑了一晚，决定走水道。天麻麻亮的时候，父亲借来一条小木船。我哭闹着要跟脚，父母奈何不得。那是一个潮湿的清晨，小木船载着我们动身了。我家小狗花儿在河堤上跟着船儿跑了两里地。回家去！身材高大的父亲手握竹竿站在船尾，一声大喝。花儿便极不情愿地掉转头回家了。

晨曦中，父亲挥动着长长的竹竿，用力撑着小船，小船如箭般疾行在我故乡的河道上。河上雾气朦胧，河水清澈见底。两岸高耸的水杉绿叶随着清风起舞。河道的静谧被我父亲手中竹竿搅动出湍急的水声惊醒。我的母亲坐在船舱里的小凳子上，怀里紧紧抱着我的妹妹，嘴里一遍遍安抚，圆圆不怕，妈妈带你去医院抓虫子，虫子抓掉就好了。我一点也不安静，总是侧着身子去看船边水中五彩的游鱼与摇曳的水草。父亲命令我不准乱动，我才两手扶着船帮坐稳。每当船儿轻微摇晃一下，母亲便会腾出一只手来攥住我的衣领。一路上，妹妹圆圆更像个懂事的孩子，胖乎乎红润润的脸儿，黑亮亮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不时忽闪一下，对着我与母亲露出一个微笑——我一辈子都深信，妹妹圆圆长大后一定是个绝世美女。

船行到一半，河道上一个防汛的石闸挡住了我们。父亲将小船泊在堤边，跳上坝子，攀爬到闸顶，躬腰撅股狠劲地拧着闸盘，显然由于雨季的潮湿，闸盘已生锈，闸门纹丝不动。父亲沮丧地回到船上，告诉我们只能下船走路了。于是，我们上到堤上。父亲把小船绑在堤边的一棵水杉上，从母亲怀里接过妹妹，大步流星地走在我们前面。半个多时辰，我们来到了一个名叫南华渡的渡口。一条大河波浪宽。后来我知道，那正是流经我故乡南岳庙的藕池河。河的对岸便是南县县城。渡口停靠着一条柴油机渡船，船上已经站了很多人，马达的轰鸣声与粗黑的油烟纠缠不清。售票窗口上挂着写有“过河五分钱”的牌子，窗口前排了一条长队。父亲二话没说，抱着妹妹一个箭步便往船上冲。船主呵斥道，你个大男人咋这样呢，去买票！坐下一趟！父亲说，不行，我闺女病急，我得赶紧送她去医院，上船了再补票。船主看到我父亲一脸焦急，再看看他怀里的孩子，也不好说啥。我母亲牵着我也想上船，但是，船主死活不肯，说再上来船就翻了。父亲无可奈何地对我们摇了摇头，说，你们就在这等我吧。母亲不同意，我也不依。但是，狠心的船老板已经将船驶离了渡口。父亲站在拥挤的人堆里，他害怕妹妹被挤着，便双手举着妹妹。我清楚地看到妹妹正睁着黑亮的大眼睛，四处寻找，当她望到我们时，那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地对着我们笑了——那是妹妹留给我们也是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次美丽的微笑。

我母亲买好票，带着我等待下一趟渡船。可是，事情竟是那般不巧，渡船竟然坏在对面不能回来。我母亲焦急地坐在渡口的石凳上直抹眼泪。两个小时后，渡船像个醉汉一般忽东忽西地从那边驶了回来。我们在排队等待上船的时候，突然看见父亲垂头丧气地从船上走下来——他的怀里竟然没有妹妹！他黝黑的脸那么苍白，混浊的眼里充满了血色。母亲意识到了什么，冲上去，急切地问，圆圆呢？父亲没有回答，头耷拉着。圆圆呢？我听到了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父亲一屁股沉沉地坐在沙地上，开始呜咽。圆圆呢？母亲疯了似的扑上去撕扯着父亲。父亲无力地摇着头，仍然没有说话。母亲发出一声哭嚎，身体瘫倒，晕了过去……父亲抱着母亲，豆子大的泪珠一颗一颗地砸在河沙上。

几天后，父亲才告诉我们，他抱着妹妹赶到医院时，妹妹的呼吸很微弱了。医院进行了抢救，但是，回天乏术。父亲跪在医生们的面前，乞求再抢救她。医生们摇了摇头。父亲抱起妹妹，感觉到妹妹的身体正在渐渐冰冷。他抱着妹妹去了离医院不远的百货大楼，给妹妹买了身漂亮的花衣裳，好心的售货员帮着父亲给妹妹换上。然后，父亲抱着妹妹返回渡口。就在他准备乘船过河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无论如何不能让我那患高血压的母亲见到冰冷的女儿。于是，他从河边老乡家讨了几块木板，做了个小盒子，将我美丽的妹妹安放了进去。我父亲找老乡借了把铁锹，怀里抱着木盒子，在藕池河边走了好久，最后选择了一片杉树林……

那个发霉的雨季，我的母亲常常怀里抱着妹妹曾经穿过的小棉袄，坐在门槛上，声嘶力竭地哭喊：圆圆回家啊——圆圆回家啊！

贫困的年代，我的母亲生育了八个孩子。五个儿子，野蛮生长，个个成人；三个女儿，万般疼爱，却一个也没能养活长大。母亲爱女成瘾，却一辈子没有女儿。母亲五十岁的时候，大孙女出生，她自然喜得合不拢嘴，整天抱着，爱不释手。邻居们笑她，她也不恼，说，我指望宝贝孙女给我送大肘子呢——我老家习俗，孙女出嫁时给奶奶送猪肘子。我的母亲既没等到孙女长大，更没吃上孙女的猪肘子，六十四岁时，便早早离开了这个苦难的世界。

快到家了！老二的叫声把我的回忆打断。

我把目光从面前的河沟拾回，望向另一边，油菜花田的尽头，一排排绿瓦红墙隐现着。虽然变化极大，但是我知道，那是我的故里，我的老家。我别过脸去，用手擦了擦眼睛，对老二笑道，走吧。

二

回乡的第二天，我在老五带领下，去给父母上坟。

在离老屋两里地的田野上，有一块名叫“陈家台子”的坡地，此处百年前是个陈姓地主家的大院子，后来，陈地主被消灭，土地被充了公。某夜，陈地主家的房子突然着火，被烧成灰烬，据说还烧死了几个人。村民们认为此地不吉，时间一久，便成了荒坡。后来，村里干脆将之辟为墓葬地。半个多世纪来，陈家台子疯长的野草与荆棘丛下，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坟堆，沉睡着乡民们的先辈亡灵。还未到清明，墓地显得荒凉落寞。坡边有棵高大的苦楝树，树上歇着几只乌鸦。我们走进墓地时，一只野兔突然从草丛中窜出。

我的双亲合葬在一座大坟里。陈家台子里坟墓太多，荒草茂盛，很难区别各家的坟堆，经常闹出祭错主的笑话。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们兄弟为双亲修建了围子，立上了墓碑。这样，既可轻易找到双亲坟墓，又能方便扫墓时的祭祀跪拜。后来，乡亲们也都纷纷为先辈亡灵建围立碑。

我踉跄着走向双亲的坟茔，在墓碑下点燃了六根香烛——三根给母亲，三根给父亲；我匍匐于地，磕了六个响头——三个给母亲，三个给父亲；我跪在坟前，一声声呼唤着我的母亲与父亲。

漂泊天涯，最怕听人喊母亲喊父亲。我的双亲带走了我喊他们的权利。有时候，想他们想得发狂，一个人躲在房间，对着他们的照片，用久违的乡音，声嘶力竭地哭喊着他们。

我清楚地记得与母亲的最后一次离别。

母亲给我煮了一大锅五香蛋，又东拼西凑给我装了一大袋咸鱼、腊肉、酸菜、辣椒。我埋怨她，弄那么多干吗？母亲说，多带一些，免得以后想吃没得吃。母亲执意要送我一程。一路上，母亲叮咛这嘱咐那，把我当成长不大的孩子。母亲一说话眼里就湿润，好几次呜咽出声。我怕母亲太伤心，不让她送。可是，母亲嘴里答应着，脚却一个劲地往前移。我赌气说，你再送我就不走了。母亲这才抹了抹眼睛，停住了脚步。好，我不送了，你要经常回来啊！母亲说。那一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真正体味了儿行千里母担忧的含义。

母亲生病的那些日子，老是古怪地追问父亲，四伢子去了哪里？父亲说，去了海南岛。母亲问，海南岛在哪里？父亲说，在南边。母亲又问，那地方么子样？父亲说，有很大的海，海上有个岛。母亲一听吓坏了，万一那岛沉下去何事得了？父亲说，沉不了。母亲不信，闹着父亲捎信叫我早些回家。母亲临终的时候，迟迟闭不上眼睛。父亲摸着母亲冰凉的手哽咽着告诉她，你别等了，四伢子……一时……赶不回来。我的母亲这才泪水一横，永远地合上了双眼——我的母亲没有看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就匆匆地走了。

我的故乡，浩瀚八百里，生生不息繁衍了许许多多诸如我父母一样的乡亲，他们含辛茹苦地把儿女哺育成人，他们一生离不开那片土地却又把儿女放到了外边；他们逢年过节总是坐在门前或站在村头，眺望儿女归来的身影却又不得不忍受黄鹤一去无归期的气恼……这类故事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在我的故乡俯拾皆是。

我跪在坟前焚烧了我的一本新书。老五笑着说，他们又不认得字，怎么读？我说，不需要他们读。是的，不需要他们读，我只想告诉他们我还在坚守着那份热爱，我只想让他们知晓我没有辜负那些苦难。

为了买一本书，母亲狠心打过我。

那个下午，母亲给我一块钱去镇上称盐巴。她已经切好了一筐萝卜，等着腌制。我拿着钱到了镇上，经过供销社旁的新华书店时，远远看到书架上摆放着一叠新书。封面有两个形象高大的人物和一个闪亮的“剑”字深深吸引了我。我径直走进了书店，拿起书看了看。那是一本关于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书的定价是六毛二。我几乎连眼睛都没眨，便把那本书买了下来。然后，拿着剩下的三毛八分钱去边上的食品店买了盐巴。我提着盐巴走出来后便坐在供销社门前的一块石头上如饥似渴地读起了小说。我竟然入了迷，一直读到我弟弟的喊叫声在我背后响起。我抬头一看，天色已暗，赶紧把书往裤腰里一插，提起盐巴跟着弟弟往家跑。母亲接过盐，问道，怎么才这么点盐呀，拿钱做么子了？我说，拿钱买书了。我母亲气得不行，从屋檐下捡起一条竹枝便往我屁股上打，我痛得连蹦带跳往门外逃，母亲挥着竹枝在后面一边追，一边骂道，人小胆子大咧，叫你买盐，你买书！我奔跑着，书从裤腰里掉了下来。母亲捡到书，怒火难消，似乎就要开撕。我掉头奔回母亲身边，抱住她的腿，央求她不要撕书。母亲把书往地上一扔，手上的竹枝雨点般落在我屁股上……傍晚，我抱着书睡着了。母亲端着煤油灯，来到我床前，轻轻掀开我的被子，察看了我那被打得满是竹枝印的屁股。随即，她出门找来一把草根，放在嘴里咀嚼几下，吐在掌上，往我屁股上涂抹。崽呀，妈不是不想让你买书，是家里实在没钱。母亲说着，眼里湿润了起来。我懂事地点了点头。记忆中，那缸萝卜因为缺盐，不到一个月就酸得下不了口。我们几兄弟嫌酸不吃。母亲舍不得把它扔掉，和父亲一起吃了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