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理期

一

《黄帝内经》这样描述女子的成长与衰老：“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意思是说女子十四岁性发育基本成熟，月经来潮，可生育子女，四十九岁经水绝，进入老境，无力再育。作为中医典籍，它关注的自然是人体机能。其实，二七至七七，这三十五年，不仅是女人的育龄期，更是女人一生中最美丽、丰娆的时间段。肤若凝脂、面似桃花、袅袅娜娜、乌发如云，诸如此类的词汇都是形容此间的女性的。它们涵盖了女性之美的共性，但若具体到每一个人，妍媸各不相同。

就像我，一生与窈窕无缘。但只要是好年华的女子，身材不好肌肤好，肌肤不好头发好，所谓十八无丑女。有胶原蛋白，有丰乳肥臀，总差不到哪去。但过了五十，女人的丰满与弹性日渐消弭，犹若一条流经沙漠的河流，随着水分的不断蒸发，终于枯涸，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妪算是炼成了。故此，作为荷尔蒙晴雨表的天癸对维持女子的容颜美功不可没。

在今天，天癸被称为生理期。退休前一年，生理期还好好的，周期正常，量正常，它们传递出虚假的信息，让我误以为自己的生理期可以保持到六十左右。理论上说，衰竭是一种渐进的过程，会先紊乱一段时间，忽前忽后，忽多忽少，一步一回头，就像曲尽时的余音，必得绕梁几日，方慢慢散去。我的枯竭是突发的，没有预兆，断崖一般。它去得决绝，把我晾在那里，任我鄂然、怅惘，不知所措。

自然会有期盼。但一次一次失望，失望的次数多了，无奈只能接受。当然，想挽留它，现代医学还是有办法的，但这挽留也是权宜之计，保得了一时，不可能永驻。办法无非是补充，有说可以补充这个，又说可以补充那个，但不管这个还是那个，估计都是雌激素。而我的子宫里有一肌瘤，我怕这些飞来的雌激素会让一枚良性的肌瘤蜕变成另外的东西。说到底，活命是更重要的。因此，失望归失望，怅惘归怅惘，人为的努力倒不敢去做。

有时，会梦见它。桃花灿烂，我心灿烂。正是黄粱一梦，有多喜悦就有多失落，不说也罢。

天癸不仅关乎女子的容貌，更关乎家族子嗣的绵延。如此重要的东西在民间却是不能见人的。妇女行经时的用具，洗好后都是藏在裤子底下，不能接受大众的目光和阳光的直射，经血更是不洁的、肮脏的。经期的妇女因为“不干净”甚至不能烧香、祭祀、拜菩萨，一不小心，甚至还能闹出人命。

十岁那年，铺里有对夫妻打架，落了下风的妻子情急中把染血的黄裱纸拍到丈夫脸上。铺里小街皆是木板建筑，邻里间放个屁都能听见，自然无隐私可言。杀猪般大叫起来的丈夫引来了左右邻居。农村的夫妻打架，围观者多半是看热闹的，日子平淡寂寥，偶尔打打架当作调剂，何况两口子打架都是床头打来床尾和，没人真正把它当回事。但这次丈夫的大花脸，却犯了众怒，公认女人歹毒如蛇蝎，对自家男人下这样的狠手，是要把男人打入十八层地狱，投不了胎的。她的狠辣与欺侮使得他远远胜过韩信当年所受的胯下之辱。因为众邻的参与，被架到梁上无法下台的男人自然怒发冲冠，愤懑难平，他狠狠收拾了女人。女人又耿又倔，鬼哭狼嚎，闹了十天半月，以离婚收了场。

女人走的那天，半条街的人都出来看热闹。她手挽包袱，昂着头，蹬蹬蹬地往前走。三个孩子大的九岁，小的还在地上爬，他们哭哭啼啼，拖的拖、拉的拉，女人收住脚，蹲下身子，似乎才从梦里醒转过来，她摸摸大的，亲亲小的，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奇怪的是男人竟也泪眼婆娑，似乎万分不舍，他一直追到石桥头，才收住脚步。看热闹的人们一边感叹孩子们的可怜，一边指责男人：“真是没钢性啊，这样阴毒的老婆莫非还想留着过老？”

几十年过去，女人的样子犹在眼前。肤黑、圆脸、短发，一件褪色的士林衫大褂裹着壮实的身子。她依傍着一条清粼粼的小河踽踽而行，河岸野草葳蕤，野花吐艳，谷穗即将成熟。透过时间的屏障，远远看去，女人只是一个蠕动的小小黑点，而她的四周是箭矢一般的唾沫，语言也是锐器呀，女人挡无可挡。事实上女人再没有出现。一个挂上“歹毒”标签的女人，娘家也不能容她，她还有什么路可走？几个月后，女人把自己挂在屋后山上的一棵油茶树上。她以这样的方式与尘世做一个了断。

隐约记得多年前的一部小说叫《女孩儿》。故事说的是某荒僻之地，有个奇怪的风俗，将快长成的女孩放逐到人迹罕至的大山更深处。半间草棚，是女孩们的栖身之所，它简陋、孤独、摇摇欲坠。女孩在那里与山风、流泉为伴，抵抗着寂寞、恐惧与饥饿，抵抗着可能出现的狂风骤雨、纷纷大雪，这种半人半兽的生活必须持续到体内涌出温热的溪流。这个过程中，有的女孩死了，有的女孩疯了，有的女孩遭到了强暴……被强暴的女孩竟把强暴者当成神一般敬仰。苍山如海，波诡云谲，女孩如一片树叶沉浮。嘶喊的风、冰冷的石头、扎人的野茅、野兽们东一声西一声的尖啸与狂奔。黑夜辽阔无疆，恐惧如天边的惊雷隆隆碾压而来。一个强暴者的出现是否好过鬼怪出没？野兽奔突？闪电雷鸣？漫长得没有尽头的长夜？是否好过石佛般呆看太阳从东边挪到西边，或者雨势如鞭似锤的白昼？强暴者毕竟是同类，可以发出相似的声音，可以走动跳跃，他的胸膛甚至可以带给她一点点温度。她渐渐开始等待。她一直在等待，先是等待那条炽热、鲜红的生命之河，现在她还等待那个面目模糊的男子。有一天，那条河流终于贯通，汩汩的生命之泉奔涌而出，宛若天边的红霞。女孩喜极而泣，她解下了自己的下衣，犹似胜利的旌幡，在她高高举起的手臂上猎猎飘扬。女孩跑过山坡，跑过溪涧，纵横的荆棘和倒伏的树干把她一次次绊倒，褴褛的上衣在奔跑和倒地中不翼而飞。女孩跑啊跑啊，她要跑到山巅，告诉天上飞的鸟雀与黄蜂，告诉地上跑的野猪与黄麂，告诉山下树林里半隐半现的村庄，告诉弯弯的河流，告诉屋脊和屋脊下的那些人，她要告诉全世界，她历尽万苦千辛终于做成了一个女人。女孩跑啊跑啊，把太阳跑成了月亮。女孩终于倒在了地上。月亮又圆又亮，月光如一床薄被，覆盖在女孩的身上。山中数月，半饥半饱，女孩身体瘦弱，发着幽幽的青光。她的下体，一道暗影顺着腿根蜿蜒来到脚踝，女孩的脚板扎着荆棘与芒刺。露水从茂密的枝叶间滴下，花瓣与树叶在山风中飘落，它们扑簌簌如眼泪和月光一起落在女孩身上。女孩睡着了，等来了成人礼的她面带微笑，幸福地永远睡去。

二

庸常生活，更像是流水冲刷下的卵石，棱角俱无，稳当笃定。女子对待生理期的态度相对平和正常，虽然也有叫它倒霉的，但乡间约定俗成的称谓是：来客了。而再不济的客人，好好歹歹总要招呼一番。

待客方式的改变是社会发展的缩影。古时女子行经时缝一个小小的布袋，袋子里装着草灰。我小时候，见过母亲藏在褥子下的卫生带，臭烘烘的茅坑里也时有染着血迹的黄裱纸。铺里唯一一个用卫生纸的宋医生，是从铜鼓下放而来，借住在小伙伴菊家里。“雪白雪白的纸，比我的作业本还要白，扔在茅坑里，她家真有钱呀。”菊一边吐着舌头，一边感叹。菊的父亲死于一次事故。那时，每到暮秋时分，生产队都要组织大家搞副业，以便年终分红时，大伙有可能分到一点过年的钱。老话说，靠山吃山，山里的副业就是砍树，一年年砍下去，砍伐点离村子越来越远。砍树是重体力活，为了节省体力，吃住都在山里。菊的父亲做饭手艺不错，是当厨师的不二人选。他在一个阳光大好的中午，摇摇晃晃挑着一担饭食，准备送到劳作现场，却被一棵倒下时意外改变方向的大树当场压死。菊的母亲带着四个孩子独自撑了几年，终于改嫁他乡。我不清楚，生产队对菊的兄妹有无抚恤，但菊的作业本是那种最便宜的，是连格子都没有的土本子。

到我需要待客的时候，卫生纸基本普及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它又从待客之物沦为如厕之纸，卫生巾的面世不仅让女人们获得了一种更方便、轻松的待客方式，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女性精神与身体的解放。

生理期也有了五花八门的别称，最常用的是“大姨妈”，它从城镇流向乡村，成为大众用语。

我没有考证过“大姨妈”的由来。“大姨妈”说起来也是客人，但比较而言，我更喜欢“来客了”。这三个字看似平常，细琢磨，却有朴素的人生道理，有几分郑重与雅致。对一个成熟的女人而言，它是每月一约的客人；对女性整个人生来说，又是某一时间段的客人。过了这个阶段，它就像那只黄鹤，任你千呼万唤，再不回返。这完全符合客的特性，更符合时间的特性。时间从不回头，客人总要离开，“相见时难别亦难”也好，“别时茫茫江浸月”也罢，这一片茫茫和难而又难的别与见皆是主客惜别时一眼看不到边的愁绪与不舍，是时间之河一泻千里永不回头的无奈与伤悲。

身体的零部件都是与生俱来，一世相伴。唯有生理期是客人，而且是贵客、娇客，它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造访，最后挥手而别。之所以说它是贵客、娇客，是因为它对女性的活力和爱情的维系都至关重要。爱情与荷尔蒙休戚相关，没有生理期参与的情，可能是亲情，可能是友情，唯独难称作爱情。真正的爱情，应该是灵与肉的高度契合与紧密结合，从这个角度看，仅有精神与思想交融而缺少激情喷涌的柏拉图式的爱情和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也难混为一谈。

一个客人，几十年来来往往，自然产生了感情，一朝诀别，自有难以言说的哀伤。每每想到相伴之时，自己如何怠慢，少有殷勤，更是愧意横生，追悔莫及。记得它初来乍到时，我年方十五。现在的孩子，十五可能早就懂得待客之道了。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物质匮乏，营养不良，十五六岁没有发育的大有人在。倒是那些初潮相对早的同学，似乎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遭人耻笑。她们虽然有着桃花般的脸色，但一般坐在教室的后排，规规矩矩，从不多事。初中时一名张姓同学来潮弄脏了裤子不说，板凳上也留下斑斑血迹，有调皮的男同学立马给了她一个外号：漆匠。每天放学路上追着喊：“咚咚锵，锵锵咚，咚锵锵咚张漆匠，漆匠漆匠咚咚锵。”喊了一个多月，张姓同学终于抵挡不住，逃回家中。老师曾经翻过一座大山，来到她家，试图让她重返课堂。她的父母用一杯热腾腾的果子茶款待老师，然后各干各的事去了。老师先是苦口婆心，晓之以理，继而发雷霆之怒，拍案而起。她低着头，十指交叉着绞来绞去，眼泪一行行落下来，但非常坚决，整个过程未发一声。辍学后，她第二年嫁到了隔壁的修水，此后再无消息。她是初中毕业四十年聚会缺席的三位同学之一。

青春期女孩是含苞待放的花蕾，生理期是花蕾最娇嫩、隐秘、脆弱的部分，怎么经得起如此粗蛮的玩笑？

如果她一直读到了高中，或许会有另外的命运吧。高中同学除了考学、考工作的，余下的多数做了民办老师。众所周知，民办老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集体转正，到了今天的年纪，每个月有四千多的退休金，和农村老人不可同日而语。可见貌似玩笑的一句话，有时也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另外一个同学的辍学也与生理期有关。那是高中的第一学期，来自三个公社的二十多名女生住在一间教室改成的寝室里。某天，一名同学突然喊叫起来，说缝在棉被里的十七元钱不见了。那时候，我们每周的生活费不会超过一元，饭店里又白又暄又香的馒头，一两米加一分钱可买一个。十七元，无疑是笔巨款。丢钱的同学高大结实，是森工后代，巨款是她假期荷锄上山，用自己的辛劳与汗水换得。她的床铺已经翻得底朝天，连一只跳蚤都逃不过去。她每晚哭泣，开始还有人劝，但她的悲伤如河流，眼泪一触即发。她哭一会，念叨一阵自己如何吃苦受累，黄天暑热都没歇一天，再哭一会，骂一阵盗贼如何丧尽天良，要遭雷劈。哭哭念念，念念哭哭，周而复始。按说，发生如此重大的事情应该报案或让老师来解决。关于这点，我的记忆已然模糊，只记得寝室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时值暮冬，寒风掀动着窗户上的塑料膜，从破损处长驱直入，把室内所剩无几的热气席卷殆尽，身体是冷的，心是慌乱的，每见他人窃窃私语，我总是心慌脸红，似乎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这样挨了一些时日，莫名其妙就怀疑上了一个同学，我把她称作花。宿舍开始了搜查。没有组织者，自己对自己动手，或许是为了证明自己清白，所有同学都打开了箱子，那些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箱子无一例外都是简陋的，它们洞开在几十双眼睛面前，洞开在寒夜里，洞开在月光下。事情进行得很顺利，轮到花才出现了停滞，这停滞显得意味深长，引来了所有人的目光，似乎一切将要大白于天下。原来花箱子里有个小小的蓝花手巾包，本不稀奇，但花一把拿起来，紧紧攥住。花的周围是她的同学却又似乎不是同学，而是对垒的双方，花站在箱子前，脸红得似血，怒目圆睁。这边的事情，早有人报告给班主任。班主任是个温和的中年男人，他的到来，结束了对峙的局面，花终于松开手，把手巾包用力摔在地上，开始恸哭。手巾包仰面朝天，袒露出花极力保护的秘密：原来是女孩行经用的“卫生带”。那个晚上，她一直坐在冰冷的地板上，拉不动、劝不了，嚎啕而至抽泣。如此挨了一夜，天一放亮，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夺门而去，再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