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窝

一

那年，在浮山脚下读书。住处邻近食堂，一根烟囱日日飞烟走灰。清晨起床，一脸尘埃，鼻孔、喉咙里都积有黑物。夜里，老鼠拖着长尾巴，从被褥上窜过。有时它用尖嘴探及人脸，倏然惊醒，即刻抽出手，狠狠拍过去，老鼠“吱吱”叫着，鬼魅般逃去。逢周末得空，行于山中，大喊“喂——喂——”，吐一吐胸中烦闷。浮山摩崖石刻多，痴看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刻字，它们竟动起来，像枣红色的马在古道疾驰，又像巫师在旷野手舞足蹈。

往山里走，一个自称能掐会算的白衣人坐在一块石头上，粗声粗气地问要不要卜一卦，没有理会他；挎着篮子的农妇站在路边，兜售据说可以浮在水面的火山石，未辨真假，也无钱买它，仍自顾自往前走。从会圣岩前那株有三百余年树龄的银杏树旁经过，拍一拍粗壮的树干，它纹丝不动，折行向下，便到了野同岩。沿途藤蔓有荣有枯，石刻或隐或现，似有“叮当、叮当”的凿壁声在回响，击起的石屑在飞溅。题诗的人早已消失，却都隐身于摩崖石刻中。野同岩这处石壁上，刻有楷书“行窝”两个字及边款“方潜夫氏命子智书”。年少懵懂，仅知“潜夫”是方孔炤的字。及至后来研读他们的事略，才知方以智在落款中以“潜夫”称呼其父，不仅仅合乎旧时礼制，“潜夫”以及方以智的字“密之”均有他们做人处世的体现，也有方家沉浮遭遇的隐喻。方以智的肉身墓位于浮山北麓，读书时曾拜谒过。时值方以智诞辰四百周年，随一众文友回到浮山，向他的墓地敬献花圈，又齐齐鞠躬。转眼十年，纪念方以智的展览于二○二一年秋日举行。这一时节，我独自拖着箱包，登上驶往京城的火车。

有时想，假如方以智并非颇有建树的文化人，他的故事、他的墓，恐怕只有其家族后人才会记挂、祭拜。绵绵瓜瓞的方氏一族，书香盈门，从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祖父方大镇、叔祖父方大铉、父亲方孔炤到他自己，个个精通理学。连他的外祖父吴应宾以及业师白瑜、王宣等，同样如此。方家女眷们也是能书善画。其时制度虽然严苛，他们却始终守护着一盏理想之火。东林学派遭打压后，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从漩涡中抽身归乡，过起隐居生活。他将《易经》中“同人于野”的卦辞大意，用在自己新号“野同翁”中，并选了浮山一个岩壁，题刻为“野同岩”。倾城风雨中，方大镇之子方孔炤也被迫去职还乡。此后，方孔炤下狱，方以智怀抱血书为父申冤。明廷覆灭，方以智的父亲方孔炤心灰意冷，就此遁迹于山林。

浮山周围，除了白荡湖及圩区，有成片的农田、散落的村舍。行走其间，就会想到曾经隐居在此的方氏一门。每到春季，鸟儿成群落在新翻的泥土上，争相啄食虫子与草种。入秋后，山风吹过，松树果一颗颗滚落。这样的山野生活也许可以抚慰身心疲惫的人。遵照父亲嘱咐，方以智恭恭敬敬书写了“行窝”二字。题字时，一股怆然之感在他的心胸激荡。方以智记下父亲所做的一个梦，梦中方孔炤不仅亲遇邵康节其人，还见到邵康节在野同岩一带栽种象征精神高洁、不屈不挠的松树。邵康节被司马光视作兄长，名在“北宋五子”之列，几次授官都未赴任。他将自己的斗室称为“安乐窝”，不求过美，惟求在冬暖夏凉中著书编诗，这种安乐显然迥异于时下所讥的耽于享乐、醉生梦死。仰慕其品行学问的人家，争相邀约、挽留他，甚至仿建他的卧室，冠以“行窝”之名。邵康节死后，多处行窝客舍如空空鸟巢、残破蛛网。

读到方以智的记述，未免生出疑惑。一个人日有所思，或许夜有所梦，于方孔炤而言，未必真的就梦到古代贤士。方以智记录方孔炤梦境，似借此表明其父有一颗礼贤之心、一腔高蹈之志。行窝名为栖身处，实是寄寓着人的心灵与志趣。换言之，它隐含了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心灵史。方以智慨然发出“尽大地皆行窝”之叹，有随遇而安的豁达，也见出他的心境与胸襟。作为“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有过显荣，也有过抗争的凛然与无力，在明清易代的罅隙中东奔西走，行迹奇诡而不为世人尽知。这样的人谜一般存在过，却也不仅仅是唯一。

山下，朝夕可闻琅琅书声。在我离乡多年后，方以智书写的“行窝”字迹，仍时有闪现脑海。行窝的安放，不只是前人为之纠结，同样也是今人所要直面。一个人的行窝，可能在生养的故里，在长居或终老之地，也可能是一处处歇脚的驿站，或是浪迹的异国他乡。人在年轻时，往往意气风发，一心想着走出山村僻地，去往急管繁弦的都会，未料一次次从千堆雪中被抛向岸边。待到伤痕挂身，寡欢归来，才以为故园总是好的。潜藏舔伤后，仍旧要撑篙远行，人生的帆再悬于茫茫大海……居于浮山时，一颗青涩之心备受炙烤，望着默然的山，听着白荡湖的涛声，想着何时能如那白色大鸟一样，飞过山崖湖区，飞越江面乃至更广的天空。晴朗之夜，月光照着几排教室，也笼着近旁的山体水域。秉烛看书的同窗，埋首书间一动不动。我也无眠，却为窗外细密虫声所吸引，暗处似有不可知的东西诱惑着人出神。窗户残破，风裹着微尘闯入，迟迟睡去，深夜的梦与激烈的现实境遇纠缠在一起。催人的铃声响起，新的一日如弓弦拉紧。依稀记得假日里，与同窗从学校绕到山后，从山麓走到圩区，走过长而弯曲的圩埂，耳畔大风呼啸有声，来到一片浅水区，水中的渔网或露或藏，岸边泊着一只窄窄木舟，舟旁蹲守着一个抽烟的老人，每人拿一块钱给他，老人推舟摇橹，小小木舟载着我们往彼岸而行。这样的情景，多年后仍让人回味再三。

一湖碧水向长江而泻，江水自西往东奔涌。临江亭中，返回故里的老人神情沉静，面江而坐。与我交谈后，他将自己所填的一阙词送我，词里浓缩有他数十年的萍踪与感怀。天气由暖转热，明艳艳的山花忽然间烟灭一般，山中林木倒愈发葱茏。山道上，赶路人偶尔缓下脚步，擦拭耳鬓渗出的汗。那年七月，我从浮山走出，迎来的是一段求医煮药的煎熬日子——一向壮实的父亲突然病倒。未有心理准备的我及家人抱怨他不爱惜身体，又嗜烟好酒，以为这折损了他的生命。后来才知他的病情被耽误，错过最佳诊治时机，未免生出恨意，恨自己无能为力。

二

继续求学还是放弃，一度在我心里撕扯着。终究是背起行李，由南向北去学校报到。次年暑期，与同窗乘上一辆大巴，向东而行，到了琅琊山。当山体出现在眼前，欣欣然中夹杂几丝神伤。曾经奔波不已的父亲，在他短暂生命历程中，未有观山的闲情。

交通便捷的时代，入山已非难事。当年欧阳修听说法远禅师非同一般，为见一面，骑马坐船，水陆兼程，从滁州风尘仆仆赶到浮山。在清幽的会圣岩下，欧阳修与法远屏声静气展开对弈。对于欧阳修远道而来的心意，法远洞察于胸，下完棋，便因棋说法，步步引出禅机。俩人的对话，用现代汉语表述，不免失却机锋。在“因棋说法”摩崖石刻前，我曾数次留影，青葱模样尤难忘却。至于琅琊山，也是屡有往返，每次都到醉翁亭坐一会。秋日，与友人进山，登上居高的南天门，目力所及处山影重重，寰宇间幽幽渺渺，再次慨叹欧阳修所写的那句“环滁皆山也”的精妙。出于新冠肺炎疫情管控之故，景区未全面开放。空气清冷，也几无游人。复古而建的琅琊阁上，铃铛声响不绝，越往上攀登，风力愈大，吹得人身体摇摇，衣裳飘飘。深山峡谷中却是另一番自在，几声鸟鸣传来，树叶悠然飘下。秋时观看这里的碑刻奇石，苍古之气浓烈可感。人随着年岁渐增，如古树古碑添些肃然之气。那微妙的气息在体内累积着、发酵着，成为岁月留痕的包浆。

欧阳修到滁州时，正是冬日。城中的房屋都比较低矮，到处是杂草枯木，一股荒凉之气扑向了他。这时的欧阳修遭受着诽谤，又有丧女之痛。为排遣心中块垒，公务之余，他就到山里走动。有时他只身一人入山，与乡野村夫闲谈漫步或盘桓于山僧惠觉居室。在惠觉的引路下，欧阳修于布满苍苔的崖壁上，见到苦寻许久的唐代李阳冰篆书《庶子泉铭》，不仅将石刻拓本分寄给好友苏舜钦、梅尧臣，还请他们写诗，然后刻在石头上。他虽然表示自己文辞不及，终究忍不住，写了一首表明心迹的《石篆诗》：

寒岩飞流落青苔，旁斫石篆何奇哉。

其人已死骨已朽，此字不灭留山隈。

山中老僧忧石泐，印之以纸磨松煤。

欲令留传在人世，持以赠客比琼瑰。

我疑此字非律画，又疑人力非能为。

始从天地胚浑判，元气结此高崔嵬。

当时野鸟踏山石，万古遗迹于苍崖。

山只不欲人屡见，每吐云雾深藏埋。

群仙发空欲下读，常借海月清光来。

嗟我岂能识字法，见之但觉心眼开。

辞悭语鄙不足记，封题远寄苏与梅。

古遗迹存世也难，后人偶有遇见，多半心喜，要发思古之情。记起父亲遗我一片薄薄古铜，铜片上刻有篆体字与汉瓦图，多年摩挲而不忍丢弃。我对古物生有好奇心，陆续集得几件古器，或许正是父亲的喜好投射在我的身上。但他的喜好、他的脾性，于我是焉非焉？化为血脉里的东西已难清洗或更改。退一步想，假如自己接过的传家旧物，哪怕是破衣残剑，也要从中寻些会意与寄托吧。

如欧阳修生前所愿，他的得古奇遇借由文字而为后人所知。在读《石篆诗》时，我对千余年前这位一时落魄而不失壮怀的中年人，无来由地生出几分怜悯。那段时间，欧阳修多混迹在与人同乐中，如他自己所言“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在写给友人梅尧臣的信中，他就流露出自得自若的心境。政宽民安，日子较为悠游，欧阳修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居滁州将近三年，欧阳修留下灼灼诗文，身心之痛似乎都随风而散。别过滁州，欧阳修迁任扬州，相继任职于颍州、亳州、青州、蔡州等地，嗜古，藏书，下棋，弹琴，乐饮，不改其风其好，但又不废政务。在滁州时他自号醉翁，到了晚年，易号为“六一居士”。对于“六一”的由来，欧阳修解释，自己集得金石遗文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乐于其间，连同他自己，便是六个“一”。这般喜好的内在，看似欧阳修借物自洽，实则是他借以安放孤独游荡的灵魂。

《醉翁亭记》如一气呵成。快意文字中，流淌的实非浓浓酒味，而是一脉清泉活水。那一脉泉水连通的是山林，是无限澄明的天地。从求学到工作的三十余年中，常重读《醉翁亭记》，在诵读中，那些字字句句犹如一只只鸟落在山巅水涯，又扑棱棱地飞向山水之外。随着他的游思走笔，可以感受到婉转如流水的节奏感，一派杂花生树的山野气，以及他在理与情、忧与乐、进与退等方面的勘破、咏叹与抉择。《醉翁亭记》不仅受读书人追捧，连当时的商人也争相一睹为快。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感佩——欧阳修身处逆境，却能豁达自如，他的这种精神状态与苏东坡何其相似。昔日醉翁之意在时间流逝中淡薄了，袅袅余绪尚可在文字里感知，或在书籍之外的山山水水中打捞。那高迈情怀与诗意精神怎样予以承接与拓展，依然是萦绕在读书人心头的困惑。这困惑，非一时一人所有。

三

由少年至中年，从浮山到天柱山，喜读石上刻字。山中岩石再峻峭，若无古人题诗，予人的不过是冷冰冰的自然顽石。层峦叠嶂中，摩崖石刻处处。拂拭悬崖辨古字，如同掀开一帘清梦，梦里古气郁郁，青衫长袍者在纸上，也在石上龙飞凤舞。古人有写碑之好，托字同山体，一面面石刻如一块块古碑，就此固化了前人踪迹与手泽。千百年前，煮字弄墨的人写下一篇篇诗文，又请能工巧匠摹刻到岩石上，今天的人们再用上好的纸与墨，小心翼翼地将古人的刻字拓印下来。在这奇妙回环中，生命能量在转移，诗文风流与书法气韵得以勾连。

抵达天柱山的那天下午，雪花飞舞，像淘气的孩子胡乱画着横竖撇捺。山麓小城被蒙上一层玉色。雪后灿然，经明晃晃的日光照射，地上、树上的积雪速融而无所见。屋顶、山的背阴处，或有残雪。临出门时换上大衣，又裹了条浅灰色围巾，怕山风扑打。以往这时节领受过它的凌厉，如今人至中年，不敢轻易与四方八面的嗖嗖冷风抗衡。在山谷中走走停停，清冽的空气吸入肺腑，人顿时精神些。一棵朴树高过亭角，零星的黄叶从枝头飘下，被风卷至脚旁，翻了几翻，又滚远了。树根旁、山道上都落有枯叶，脚踩过，它就碎了，发出清脆声响。山谷流泉中，有一面岩石铭文，为唐宋两代所遗题刻，记的是李氏祖孙同游一地之事，二人间隔八代、二百四十五年，祖上的雪泥鸿爪后裔幸遇，自是喜得无可名状。苏轼与弟弟题诗于同一寺庙，数年后东坡先生只身重访旧地，在兹念兹，见过的人已不在世，题诗的墙壁也崩坏不堪。周遭枯寒如刀，他下笔新写的诗句就有了如水薄凉。人生漂泊如孤鸿，偶然间落脚留印，苏轼以其丰富的阅历与深邃的洞察，消解着自己胸中块垒，也劝慰着世人顺其自然。笔在纸上游走，如人孤行，行至水穷云尽处，青峰隐隐可见。吐纳山水的胸臆，了然于墨迹中。这般笔墨意境与体贴用心，苏轼料想自己的弟弟必然知晓，也深信后来人可以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