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新冠时代的文化理论何为？

2022年总第25卷的《文化研究国际学刊》杂志上，刊载了尼克·库尔德利的文章，题为《后新冠：文化理论有什么用》。

从“文化研究”的传统来说，面对已经肆虐全球两年多的新冠疫情，去阐释其“意义”，可能是它最得心应手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场疫情？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疫情之中的我们和他人？……这些问题当然重要，但如果它们并非最有助益的回应呢？如果人们对于疫情的“阐释”并不比人们对于疫情的“体验”（即被组织为有阶序差异的互相关联的实践）更重要呢？换言之，面对疫情对正常生活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扰乱，人们当然都在努力搞明白其中的意义，但我们在如何想办法“将就着”过下去，这是不是更加重要？如果新冠疫情对于批判性思考最为主要的教益并非“一场全球性危机意味着什么”，而是“这场全球性危机以某种残忍的方式将各种久已存在的矛盾、冲突和分化重又暴露在我们面前”呢？进而言之，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从新冠疫情爆发至今，人们越来越能看明白一点，即“文化”似乎并非共享、“公众”似乎存在内在的分裂、社会秩序意味着对不平等的战略性管理，等等。

比如，面对新冠疫情，人们因为阶序位置不同而承受着不同的压力：在美国，种族问题成为疫情期间的“生死难题”，就像有人指出的，很多人第一次见识到，貌似稳定的美国公共生活，是如何建立在种族主义的层级之上的；在全球层面，自疫情爆发，世界卫生组织即对发达国家不愿意与穷国分享疫苗的做法提出了预警。另一方面，与疫情相伴随的，是另外一些人每日都在体验的根本危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白人对其他种族的暴力、民粹主义者对移民的暴力，等等。

正是在此背景下，库尔德利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将文化理解为某种人群共有的东西，而是应该将其理解为某种地方化的、被经管的不平等结构，即从根本上说一种部分地借助对意义的共享（经常是不共享）而得到经管的力量结构。就此而言，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所描述的“共同文化”已经无法为我们提供有用的指导。进而言之，后新冠时代文化理论的着力点，可能也不在于对我们所谓的“文化”加以理论化，而是要追问三个问题：第一是我们如何更为直接且诚恳地面对生活中的不平等？第二是我们如何在实践中（而非从理论上）创造出一条扭转这些不平等的道路？第三是我们在此类实践中流通、共享和挑战的那些意义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因此简单地说，面对新冠疫情，文化理论要做的，就是从“实践”的角度，去回应那平时掩盖在“正常生活”之下的“正常的不平等”，并进一步推进对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