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幻想小说简史（下）

在上一期中，我们了解到俄罗斯幻想小说虽谈不上濒临消亡，却也面临着严峻的危机。科幻小说的发展既根植于对公众教育的需求，也源于人类对可能性极限的追求。然而，苏联科幻小说在20世纪30年代受到了国家政策的严格限制。在战争年代，议事日程中出现了比太空探索更为紧迫的事务，当时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20世纪下半叶会给科幻小说爱好者们带来多么丰硕的成果。

1．解冻的复兴：20世纪50至60年代

就社会整体而言，战争的结束并未立刻引发文学的深刻变革。20世纪50年代初，虽然有人呼吁科幻小说应致力于“描绘祖国的明天”，但矛盾的是，作家们既被要求描绘乌托邦，又不能将目光投向遥远的未来。在20世纪初的尝试中，干预人体本质的情节发生了转变：不再采用激进的外科手术实验，而是通过特殊药物成倍地增强人的体能，如格奥尔吉·古列维奇（Георгий Гуревич，1917—1998年）的故事《火箭人》（1946年）。即使在这样的“进步”中，批评者仍然将小说中的药物解读为“体育兴奋剂”。但随着斯大林的去世和“个人崇拜”批判等政坛巨变，整个文学界迎来了思想解冻。与此同时，苏联在科技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文化自由度和社会包容性的提升对艺术领域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伊万·叶夫列莫夫（Иван Ефремов，1908—1972年）的科幻小说《仙女座星云》（«Туманность Андромеды»）堪称这一时期的里程碑，于1957年首次发表在《技术－青年》（«Техника - молодежи»）杂志上。受人造卫星发射的影响，叶夫列莫夫笔下的太空之旅被描绘成即将到来的现实，但其主要创新在于打造了一个覆盖整个星际空间的信息网络——“巨环”世界。在这个乌托邦宇宙中，没有压迫、私有财产或不平等现象，所有人都勇敢、诚实、开放。古列维奇也对时代的变化做出了回应，他在小说《涅墨西斯的起源》（«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Немезиды»，1957年）中描绘了流浪行星入侵太阳系的故事，而这颗流浪行星原本是一艘外星飞船，从中不难看出《星球大战》中“死星”或刘慈欣笔下“流浪地球”的早期雏形。在1958年的全俄科幻和冒险文学会议（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по научно-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ой и приключен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上，古列维奇进行了发言，他认为：小说家们往往无法掌握最前沿的研究，所以当科学家们在开发卫星这项真正的革命性技术时，幻想家们却仍在思考“自动化犁地”会带来什么。1958年，在谢尔盖·泽马伊季斯（Сергей Жемайтис，1908—1987年）的领导下，《青年近卫军》（«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科幻和冒险小说编辑部的成立最终巩固了这一新兴趋势。他的名字与当时科幻小说的发展热潮和大量作家新秀的涌现紧密联系在一起。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两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事实。首先是女性幻想作家的崛起。其实，早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女性作家维拉·克列扎诺夫斯卡娅-罗切斯特（Вера Крыжановская-Рочестер，1857—1924年）的“神秘”幻想小说就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到解冻时期，最为著名的女性科幻作家有阿·格罗莫娃（Ариадна Громова，1916—1981年）、瓦·茹拉夫列娃（Валентина Журавлева，1933—2004年）和奥·拉里奥诺娃（Ольга Ларионова，1935年—）。其中，格罗莫娃于1959年发表了她的处女作，1965年创作了《在光圈中》（«В круге света»），这本小说是苏联时期少有的后启示录题材作品。拉里奥诺娃以“软科幻”作家的身份自居，几乎是唯一一位倡导女性主义的作家。其次，瓦·茹拉夫列娃展示了当时的另一个重要趋势——共同创作。她和丈夫根·阿尔托夫（Генрих Альтов，1926—1998年）搭档，共同编写了《奇思妙想登记簿》（«Регистра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х иде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一种“阿尔奈－汤普森分类法”①的幻想小说索引）等。其他著名的创作组合还包括叶·沃伊斯昆斯基（Евгений Войскунский，1922—2020年）和伊·卢科季亚诺夫（Исай Лукодьянов，1913—1984年），他们倾向于描绘遥远国度的异国情调；亚历山大·阿布拉莫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брамов，1900—1985年）和谢尔盖·阿布拉莫夫（Сергей Абрамов，1944年—）父子共同创作了小说《天降骑士》（«Всадники ниоткуда»，1967年），描绘了人类与非人智慧生命“粉色云朵”的接触。

在众多科幻双人创作组合中，最著名的当属斯特鲁伽茨基兄弟［Аркадий Стругацкий（1925—1991年），Борис Стругацкий（1933—2012年），并称：Братья Стругацкие］。哥哥阿卡迪是一位东方学家和日语翻译专家，翻译过芥川龙之介和安部公房的作品。弟弟鲍里斯是一位天文学家。哥哥住在莫斯科，弟弟住在圣彼得堡。他们这一组合不仅代表了“两个首都”，还代表着“物理学家”和“抒情诗人”、“技术人员”和“人文主义者”优秀品质的结合。现有资料表明，阿卡迪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萌生了和弟弟共同创作第一部小说的想法。1959年，《紫云之国》（«Страна багровых туч»）面世。作为忠实的幻迷，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希望将科幻的艺术性提升到新的高度。因此，他们细细打磨语言，创作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小说中的人物被“允许”打哈欠、咳嗽、伸懒腰、开不恰当的玩笑，甚至对自己的选择产生怀疑，这在遵循实证主义和相信计划必胜的苏联社会中是难以想象的。1962年的《尝试逃跑》（«Попытка к бегству»）被视为斯特鲁伽茨基兄弟里程碑式的作品，他们在其中发现了“未言之乐”——根据海明威的冰山原理，可以在叙事中“过河拆桥”，留有余地。后来，他们完善了合作方法，保持了高效的出版，在20世纪60年代接连创作了《遥远的彩虹》（«Далекая Радуга»，1963年）、《神仙难为》（«Трудно быть богом»，1964年）和《人烟之岛》（«Обитаемый остров»，1969年）等优秀的科幻作品。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对苏联后期乃至当今的俄罗斯科幻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或许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即他们推动了俄罗斯科幻小说的关注点由“技术”和“科学”向“人文”的转变。解冻时期的结束和他们也有一定关联。他们的作品《斜坡上的蜗牛》（«Улитка на склоне»，1966年）的发表引发了一场针对这部小说和作家个人的批判运动，原因之一在于他们用阴暗的笔调描绘未来，在故事中，未来被隐喻为不可知的、无情的和无逻辑的“森林”。毋庸置疑，兄弟俩采用的“阴暗化”写作手法与苏联计划的社会发展方案大相径庭。而“布拉格之春”（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改革运动的夭折，进一步佐证了两兄弟对社会未来的担忧：一个漫长的“停滞时代”即将到来。

2．从停滞到改革：20世纪70至90年代

科幻小说发展的新阶段要溯源到苏联体制停滞时期。当时，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下属的幻想编辑部发表了过于大胆的文章，导致自身在文学出版领域的活跃度下降。1973年，较为保守的尤里·梅德韦杰夫（Юрий Медведев，1937年—）取代了“意识形态”较左的泽马伊季斯，成为该编辑部的负责人。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和读者之间缺乏官方的对话机制。于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科幻爱好者们就开始自发成立了所谓的“幻迷俱乐部”，书迷们可以在俱乐部里交换个人藏书。在文学领域，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探路者》（«Уральский следопыт»）杂志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66年起，该杂志开始定期开设“我的朋友——幻想”专栏，内容包括科幻小说问答、读者来信与评论文章等。最终，类似的自发组织也开始出现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外的地区。1969年，列宁格勒幻想作家研习班开始运作，1973年起由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亲自主持。那些在“停滞时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大都面临着作品难以发表的问题——只有可靠的人才能得到信任，能够发表中篇小说就已经算是成功，而长篇小说只能由作家协会的成员通过心照不宣的方式发表（讽刺的是，加入作家协会需要达到规定的发表数量）。结果在官方内部形成了恶性循环，唯一的出路就是“非专业”杂志［《化学与生活》（«Химия и жизнь»）和《青年技术者》（«Юный техник»）等］和年选［青年近卫军出版社旗下的《幻想》（«Фантастика»，1962—1991年）以及知识出版社旗下的《科幻》（«НФ»，1964—1992年）］。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科幻杂志。

自解冻时期延续下来的多种科幻情节中，值得重点探讨一下“他者接触”情节的变体。如果我们将这一情节的发展归因于某些代表人物的影响，那么可以认为，叶夫列莫夫赋予了科幻“跨文明”思考的能力，而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则展现了对现实事件的深刻反思。除了上文提到的阿布拉莫夫父子外，还应该提到谢尔盖·斯涅戈夫（Сергей Снегов，1910—2004年）。他比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年长许多，但从他的三部曲《人如神》（«Люди как боги»，1966—1977年）——包括《银河情报局》（«Галактическая разведка»）、《珀尔修斯的入侵》（«Вторжение в Персей»）和《逆转时间之环》（«Кольцо обратного времени»）三部小说——的标题来看，他似乎受到了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影响。亚历山大·米勒（Александр Мирер，1927—2001年）的作品更为有趣。早在1965年，他就在短篇小说《这将是美好的一天》（«Будет хороший день»）中探讨了与以单一思维相连的生物接触的可能性。1969年，他的中篇小说《正午时刻》（«Главный полдень»）提出了一个创新性的想法，即外星生物“巴洛可”（балог）试图通过“植入”地球人的体内来占领地球。这一想法在他的第二部作品《流浪者之家》（«Дом скитальцев»，1976年）中得到了新的发展。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在20世纪70年代创作了两部重要的作品：《路边野餐》（«Пикник на обочине»，1972年）和《蚁巢里的甲虫》（«Жук в муравейнике»，1979—1980年）。小说中，地球上突然出现了“造访带”，这些区域里充满了外星人遗留的物品，还会出现各种违反已知物理定律的离奇现象。关于造访带出现的原因，一个主要的假设是“外星人造访”。但外星人可能并没有追求任何“更高的目的”——既不是为了破坏，也不是为了创造，而仅仅是像游客在路边野餐时丢弃塑料瓶一样，把一些“太空垃圾”丢在了地球上。《蚁巢里的甲虫》是《人烟之岛》的续篇，主人公仍是马克西姆·卡缅列尔，但这次故事的风格从“动作片”变成了“侦探片”。故事情节围绕寻找失踪的列夫·阿巴尔金展开，他是由某个未命名星球上发现的胚胎发育而成的十三个“弃儿”之一，可能是云游者（一种智慧种族）留下的。正如斯特鲁伽茨基兄弟一贯的风格，这些幻想背景不过是讨论永恒问题的载体。

尽管没有压迫，但“停滞时代”确实名副其实。回顾“第四次浪潮”的科幻小说家，他们的首部重要作品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正式融入文学发展进程。在迈向新时代的过程中，值得一提的事件有：1981年，在《乌拉尔探路者》杂志和“巨环”奖（«Великое Кольцо»）的支持下首次颁发了“埃丽塔”奖（«Аэлита»），以及随后在莫斯科州的马列耶夫卡（后改在杜布尔季）举办的全联盟青年科幻作家研讨会。即便1984年政府下令解散所有幻迷俱乐部，也未能动摇幻迷们的决心。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第一批粉丝杂志开始出现；随着苏联解体，整个俄罗斯文学体系经历了重组。私人出版商出现了，其中科幻领域的第一家私人出版商是由幻迷自己创办的“文本”（Текст）合作社。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全集、维克多·佩列文（Виктор Пелевин，1962年—）的处女作品集《蓝灯》（«Синий фонарь»，1991年）和《奥蒙·拉》（«Омон Ра»，1992年）就是由他们出版的。随后，“梦幻乐园”（Terra Fantastica）等更多出版社也相继成立。俄罗斯科幻小说的生存环境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