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凶手

我们叫我弟弟“桑尼（Sunny）”，因为每次当他展露笑容时，总会让人感觉阳光明媚，心情愉快。桑尼长着一头卷曲的金发，加上永远灿烂的笑容，他一直是每个女孩的梦中情人。桑尼不仅外表英俊，还心地善良，他的善良尤其使他显得与众不同。十年级下学期的一天，在校体育馆更衣室，杰瑞德·赖斯的储物柜打不开，是桑尼帮他把锁拧开的。当然，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杰瑞德·赖斯日后会残忍地折磨并杀害了15名女性。那个时候，你只会说杰瑞德·赖斯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男孩，普普通通，而且总是被人欺负，同学中根本没人愿意和他说话，除了桑尼。

“他们这样给他判刑是不对的。”赖斯最后被判刑的那天晚上桑尼这样说。也许他是在赖斯被起诉的那天晚上说的，我记不清了。那时候我和弟弟都很年轻，都是刚结婚不久，弟弟想在生意场上大展拳脚，有所作为，我则刚怀上了第一个孩子。那天我们都在桑尼家吃晚饭，弟媳温迪做了菠菜奶酪馅烤鸡胸。温迪总是喜欢做一些比较奇特的菜，烹调肉类时一定要往肉里面塞一些馅料，例如奶酪馅的烤鸡胸、蘑菇馅的汉堡、菠菜馅的牛排等等，反正她做任何菜都必须塞一些馅料进去。

“你这样想太荒唐了。”温迪说，“不论赖斯小时候有没有被欺凌过，他都是一个天生的恶魔，这点毫无疑问。”

我这个弟媳总是爱和人抬杠，就算她和桑尼刚结婚的那段时间也是这样。不管桑尼说了些什么，她总是要和他唱对台戏，然而桑尼从未因此而生气发火。桑尼说他就喜欢她的锋芒，但是我不喜欢她这样。我试过克制自己不去生她的气，因为我实在太爱桑尼了，我真的很厌烦她。温迪长得很漂亮，只是她的美让人感觉就像一座冰雕：冰冷、坚硬，虽然很精致。

“这很难说，”桑尼回应道，“如果在学校时赖斯没有遭到那些孩子的肆意欺凌，说不定藏在他心底的兽性就始终不会被唤醒。”

“他变成那样不是无缘无故的，”温迪厉声打断桑尼的话，“但是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高中的时候每个孩子都跟他过不去？你不觉得赖斯自己也有责任吗？也许那时候其他同学已经发现了他身上潜伏着的邪恶本性呢。他们的行为与其说是欺凌，不如说是一种自我保护呢！”

“我记得有一次埃兹拉·沃茨把生鸡肉塞进了赖斯的喉咙。”我插了一句。说完，我不由自主地低头看了眼面前盘子里的鸡肉，那些鸡肉都还是粉红色的，近乎是生肉，还有些没有完全融化的黄色奶酪凝成了小块。

“他们那时候也欺负你姐姐呀，”温迪说，“但是她后来并没有成为连环杀手。”

我看到桑尼的脸色变红了。他们家餐厅的椅子是黑色的，地毯是白色的，墙上的镀银镜子非常闪亮，似乎能映照出你曾经犯下的每一个罪行。黑色、白色和红色是他们家的主色调。“那时候没有人欺负我姐姐。”桑尼说着像一只奇异的蜥蜴全身支棱起来。他是我的保护人，一直都是。即使在我已经成为四个强壮男孩的母亲后，桑尼仍然担忧我的一切。和我过不去是温迪唯一能惹恼桑尼的地方。

当我的孩子和桑尼的女儿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丈夫因为重病不得不辞职回家休养。那段日子过得很艰难，尽管我们都有健康保险，但仍然很缺钱，因此我开始去桑尼开的一个加油站工作。那时候桑尼已经开了五个加油站，生意做得非常成功，因为人们都喜欢并信任他，这一点也是他在高中时就很受欢迎的原因。

我去加油站工作的第一天，桑尼带我去参观加油站的糖果店，那里将由我负责管理。来这里工作有不少我需要学习的小窍门，例如：收银机的钥匙需要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插入，开冰箱的密码被设定为我的生日，收银台有一个地方放着一些专门为某些特殊人士存放收据的信封，糖果补充盒都塞在后面一个壁橱里，等等。桑尼给我介绍这些小门道时一直用手臂搂着我，那时他快30岁了，浑身散发着成熟男人的魅力。他个子很高，金色的头发已经开始有一点脱落，于是他喜欢把头发剪得很短来掩饰。他总是戴着一顶洋基棒球队的帽子，经常穿一件光亮的皮夹克。

当他告诉我将付给我的薪水数目时，我吓了一跳。“这太疯狂了！”我说。

“你就拿着吧，姐姐。”他说，“要留一些以备不时之需。”

我马上想到那些钱可以帮我应付好几笔支出了。

“不要告诉姐夫，”他低声对我说，“你就自己留着。”

“我不能那样做，”我说，“我们结婚时发过誓要同甘共苦。但是我会接受你给的钱，这些钱会帮我们大忙的。”

他听了我的话后哭了。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我撞见过有一次他为了美丽的日落而掉泪。

“你还撑得住吗？”他问道。他这样问是因为我丈夫病了，孩子们都还不懂事，我们不能像他那样住进豪宅，而且我还要来加油站打工。我的生活过得比当初预想的更艰难。

“放心吧，”我说，“我没事的。”我知道我仍然有精神支柱，而且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多年前温迪说的话其实是真的，上高中时很多同学经常取笑我，我就像杰瑞德·赖斯一样，当年也是大家的笑柄，他们笑我迟钝、一团糟、长得丑。但是现在当我看着我的四个英俊外向的儿子和我挚爱的丈夫时，我的心里总是充满了喜悦。事实上，我从来就没有期待过我的人生会是轻松的。

桑尼清了清嗓子，又擦了一下眼睛，“你是我认识的唯一的好人。”他说。这话我听着觉得有点奇怪。我并不够好，我只是对人生很容易满足。

我工作的加油站位于亨普斯特德收费公路边上，正好是通往我们镇上的高中、医院和监狱的交叉路口，所以总是会有形形色色的人前来加油或买糖果。我的顾客包括学生、狱警、教师、医生和护士等，我喜欢猜测不同的人会买些什么类型的糖果，因为选择糖果的决定只是基于一个人对快乐的想法，与生活中做出的其他选择很不一样。年轻人大多喜欢买彩虹糖，年长的人则喜欢买浓巧克力。有些人在“小圆点”软糖前会纠结半天，因为吃这种糖有时难免会吸出补牙填充物，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抵挡不住如此甜美柔软的糖果的诱惑。

有些人挑好东西后扔下钱就走，另一些人在跟我说他们想买什么的时候会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糖果店的商品里葡萄干是没什么人买的，因此我告诉桑尼不要再进货了。我也给他列出了一张十分畅销的糖果的清单。

“你的这些糖果为什么不按字母顺序来排列呢？”9月的一个温暖下午，温迪来看我时说道。这是她第二次来加油站，而那时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两年了。我怀疑她又要来找什么麻烦，于是竭力克制着内心的紧张和不快。她肯定是去公司开过会后过来的，因为她穿着粉红色的西装和高跟鞋，显得既妩媚又干练。她的职业是销售化妆品。

“你应该把士力架巧克力放到焦糖巧克力棒的旁边，”她指着糖果货架说，“再把巧克力威化棒搬到查尔斯顿糖果棒旁边，那样你取货品的时候不是更快吗？”

“我不想那么快取到货品，”我答道，“我喜欢和客人多相处一会儿。”

温迪还是像年轻时一样美丽，但是她说话常常口不择言，让人不痛快。她和女儿相处得也不怎么好，搞得桑尼经常往我家跑。尽管我的家很小，他还是喜欢过来和我的孩子一起打棒球。每当轮到他击球，他总是能打出本垒打，我的几个孩子就要朝着不同方向奋力跑出去，试图接住他打出去的球。左邻右舍的孩子也喜欢加入这样的球赛。妈妈们都坐在摆在草坪上的椅子上，就连我的丈夫，他那时已经病重得几乎无法行走，也设法来到门廊上，一边观看一边给他们鼓掌。

“难道你不想做点什么来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吗？”温迪问。

“我生了四个儿子，我觉得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成就。”我回答。然而话音刚落，我又有点难过，因为温迪和桑尼只有一个孩子，而且他们的女儿非常娇弱，被别人一碰就会全身抽搐，完全没有继承到桑尼的健全基因。

“桑尼看到你在这里工作，你觉得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温迪低声说。

她的这句话让我陷入了沉默，我从来没有往这方面想过。她是对的，桑尼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尽管他从来不承认。他经常谈起妻子的美貌。他觉得我嫁得不好，因此提出过要送我的孩子去私立学校读书。我拒绝了。我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也很骄傲，而是因为我知道这样做会影响我和弟弟一家的关系。对我来说，我们的姐弟情感比什么都重要。

有一次桑尼来加油站，我为这件事情问过他。我问他我在他的加油站工作是不是让他不开心了。

“是不是温迪来烦过你？”

“我不想让你为难。”我深情地说。

桑尼也动了情，张开双臂抱住我。我闻到了他身上须后水的味道，那是一种夏天的味道。我还闻到了青春和希望、新鲜的草地、棒球以及啤酒的味道。我想，能有这样一个弟弟陪伴我的人生，我也算是收到了上天赐予的最好礼物。

“你不用担心温迪怎么说，”桑尼说，“我会管好她的。”

不久后的一天，杰瑞德·赖斯的母亲来到了加油站。令镇上的人们不解的是，在赖斯被判定谋杀了那么多女性之后，他的母亲竟然还一直住在原来的家里。她不仅没有搬走，而且还似乎像没事发生一样继续过着以往的生活：在花园里忙碌、去图书馆和上教堂。赖斯家离我家不远，是一栋褐红色的房子，外面围着修剪过的树篱。赖斯太太看上去像一名教师，头总是微微前倾，似乎在强调她的某一种观点。也许她曾经真的是一名教师，我印象中她以前总是在某个固定时刻出门去上班，这也是杰瑞德·赖斯常常一个人待在家里的原因。她来到加油站的时候我一眼就认出了她。

赖斯的母亲走进加油站的糖果店时，店里一个顾客都没有，这是很罕见的，所以当她走到收银台前时，我有点紧张。尽管我知道这样对她是不公平的，她什么也没做，并不是她谋杀了那些女人，但是看见她我还是不由得心生愤怒。由于她教子无方，我们的小镇才发生了那么邪恶恐怖的事情。接着我想起了桑尼一直以来和赖斯的友谊，当没有人理会赖斯的时候，桑尼还是坚持和他说话，和他来往。桑尼的那份善意对赖斯非常重要，对桑尼来说也十分重要。多年来桑尼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起他和赖斯的友情，他谈论与赖斯的友情的次数甚至超过了他谈论自己在商业上取得成就的次数。我注意到，似乎桑尼觉得在他向赖斯伸出援手的那一刻，他自己也达到了一个他之后再也无法达到的道德高度。我能不能减少一点对她的歧视？其实我自己在很多方面也是受益于弟弟的善良和慷慨。就在思来想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赖斯太太正想偷一块士力架巧克力。

“嘿！”我叫了起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女人的儿子因谋杀罪入狱，而她竟然跑到加油站来偷巧克力！我并不是说那些学生从没试图从我这里偷东西，他们偷过，而我通常会放过他们。只有一次，我跟他们较真了，他们似乎也很害怕在警察局留下案底。但是，现在我看到的是一个50多岁的女人，而且她的穿着还很正式：灰色西装，里面是丝质衬衫，领口系着一个蝴蝶形的领结。不过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她穿戴这么整齐是去见儿子的。她之前肯定是去了一趟监狱，回来路过加油站突然想买一些零食。

“你可以付钱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表示不能。这时店门口悬挂的提醒铃铛响起，又有顾客走了进来。

“那你下次再付吧。”我说。她到底已经穷困到什么程度了？我感到奇怪。她仍然拥有房产，也许是她儿子的庭审费用让她陷入了贫困。

之后的一个星期四，她又来了。这次，她付钱买了巧克力，但是仍没为上次拿走的那块巧克力结账。我本来想提醒她一下，但这时收银台旁正站着一位年轻的母亲。这位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眼泪汪汪的，跟我说她身上没钱，车也没油了，很担心丈夫会生她的气。显然现在不是和赖斯太太谈交付欠款的时机。

从那以后，赖斯太太每个周四都会来加油站，每次都会买一块士力架巧克力，然后在店里流连一会儿才离开。她从来不说话，但是似乎很喜欢听我和其他顾客聊天。有时她会翻看摆放在架子上的年历，有时就在货架间走来走去，看上面摆放的糖果和零食。我注意过她从来不曾拿起架子上的报纸来看。万圣节那天，我请她吃盛在一个女巫爪子形状的碗里的玉米糖。圣诞节到了，我对她说节日快乐。有一次，桑尼正好来加油站，他朝赖斯太太笑了一下，但是我不确定他是否知道她是谁。

温迪工作很忙，并不经常来我工作的这个加油站，也不为丈夫拥有多个加油站而感到骄傲。后来她周日也不来我们家一起吃晚餐了，因此在一个8月的炎热下午，看见温迪走进店内，我非常惊讶。那天温迪脸色苍白，乌黑的头发毫无生气地披散着。一进门她就使劲嗅了嗅空气。她一向讨厌汽油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