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地上的痕迹

伊娃·格林对天气变化异常敏感。此刻，她正透过被雨水打湿的窗户玻璃，望着斯图雷帕肯公园里污脏枯黄的草坪和光秃秃的树木，蹙紧了眉头。

真是，前几天还是一片冰天雪地呢，她懊恼地脱口而出。

办公室里空无一人，她这话只能说给高高的护墙板听。凝神细听时，她能隐隐听到从双开门后面老板办公室里传出来的交谈声。她好奇里面的人在谈些什么。客人是半小时前来的，是一个瘦弱的女人，两眼含泪，面带忧色。在带她去见老板时，伊娃觉得以前似乎见过她——尖下巴，薄嘴唇，还有那绺搭在额头上毫无魅力可言的卷发。

不，伊娃相信她不是来谈离婚的。虽然担任区议会主席兼律师林德霍夫的秘书只有六周，但她已经见过很多前来咨询离婚的女人。这个女人脸上没有其他女人常见的愤恨或冷漠的表情，而是焦虑中透着果敢和坚毅。

伊娃看了一眼访客登记簿。她叫桑德夫人。桑德夫人？奇怪，名字听着也耳熟。难道曾在哪里听过或见过这个名字？

伊娃把登记簿推到一边，翻开账簿准备算几页账。12月的天黑得早，伊娃刚伸出手想开台灯，门开了，客人和律师脚跟脚走了出来。桑德夫人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声“再见”，走出了大门。律师站在地板上，若有所思地盯着紧闭的大门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对着秘书叹了一口气。

“格林小姐，你认出她来了吗？”

伊娃点了点头，“但想不起来是在哪里见过。”

律师上前递给她一份报纸。是11月15日的报纸，头版有一条醒目的标题：出纳员荒地昏迷，9万克朗不翼而飞。

标题打开了伊娃的记忆之门。这起奇特的案子曾轰动一时，媒体争相报道，伊娃也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过它的进展。出纳员叫桑德，伊娃正是在一份报纸上看到过桑德夫人的照片。几天前桑德先生被拘捕了，妻子却坚信丈夫是无辜的，正想方设法为他脱罪。

伊娃看向老板。

“你接了这个案子？”

律师灰色的眼睛里满是忧虑。

“刑事案件风险很大，你很容易被某个盲点迷惑，陷进去就出不来了。”

“你觉得他是无辜的吗？”

律师耸了耸肩。

“我还没见过当事人，也没读过调查报告。妻子嘛，总愿意往好的方面想。”他长叹了一口气，“我答应明天回复她。”

律师转身，低着头朝自己的房间走去，走到门口时突然转过身来。

“如果你没什么特别的事，可以看看这个案子的卷宗，就在我办公室。”

趁着律师外出开会，伊娃读了桑德夫人带来的厚厚的审讯记录和调查文件，边读边在纸上草草地记下要点。

尼尔斯·桑德，37岁，在一家大型进口公司做出纳，所住别墅位于特朗松德，距离斯德哥尔摩市区约10公里。

11月14日星期五下午快到3点时，桑德离开工作岗位，前往位于布伦克贝格市场的哥德堡银行，准备把9万克朗存进公司账户。他没打算存完钱后再回公司，因为他已约好在3点15分去看牙医。他算过时间，不可能在下班之前赶回来。

桑德开的是自家的雪铁龙车，由于街上交通拥堵，没能及时赶到银行。等他到达时，银行已经关门了。

他本想回公司，把钱放进保险柜，但看了看表，发现这样做会错过和牙医的预约。他已被牙痛折磨了整整一周，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于是桑德去了位于城南的牙医诊所，医生给他做了根管治疗。4点半离开诊所时，他突然觉得膝盖酸软，头晕目眩。这种反应在以前看完牙医后也出现过。按照经验，喝一杯白兰地就会好。于是他去了一家餐馆，点了食物和7.5厘升白兰地。5点刚过，他离开了餐馆，开车朝城外驶去。来到南城区的斯坎斯图尔时，天空飘起了雪花。

按照桑德的说法，他对后面发生的事记得不太清楚了。车没开多久，他感觉脸发烫，眼前天旋地转，他不得不停住车，下来围着车走了几圈。之后他又上了车，朝特朗松德方向慢慢开去，间或停下来休息一下。雪下大了，很难看清路。

接下来他的记忆更加模糊了。他依稀记得到了特朗松德后，他把车停在一家报刊亭旁，不远处便是通往他家的支路。他记得自己买了份报纸，还抄了捷径——有一条贯穿荒地的小路，路的尽头就是他家。他模糊记得，他正走在小路上，有人在后面喊了声“你好”什么的，他转过身，太阳穴上挨了重重一击，顿时昏了过去。

桑德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雪地里。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装钱的公文包。公文包在他身旁，但里面的9万克朗不见了。他感到恶心，头痛欲裂，腿却动不了。他高声呼救，过了一会儿来了一对住在附近的夫妇，把他扶回了家，还第一时间给医生和警察打了电话。当时是7点，雪已经停了。

医生证实桑德的左太阳穴遭受过重击，并可能导致轻微的脑震荡。但在警方的询问下，医生承认，如果桑德不慎摔倒，头撞上石头或其他硬物，也可能造成这种伤害，这种伤害甚至可以是自己击打造成的。

警方勘查了现场。雪地上的痕迹表明桑德掉进了一条斜穿荒地的沟里，头正好撞在一块被雪覆盖的大石头上，雪上因此留下了一个椭圆形的深深印痕。由于刚下过雪，雪地上很容易辨认出他受那对夫妇救助的痕迹，以及他从位于主干道旁的报刊亭穿越荒地回家的足迹，同时，大家也能一眼看出从报刊亭到桑德出事的这段路上没有第二个人的足迹，这表明桑德是独自行走在荒地上的。而且，警方经过仔细检查，排除了有另一个人踩着桑德的脚印行走的可能性。

公文包里有一些纸和当天下午印发的《快报》，但没有钱。

桑德的车停在通往他家别墅的支路上，离主干道只有几米远，轻盈蓬松的积雪上留着一行脚印，从车上下来，通向40米开外的报刊亭，之后，这行脚印延伸到了荒地上。

这就是案件的大体情况。伊娃接着研读警方的审讯记录，不再做笔记，蓝色的大眼睛盯着写得密密麻麻的纸快速移动着，偶尔会因奇怪的措辞或意外的结论而停顿几秒。她完全沉浸其中，当不经意间瞥到律师瘦削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时，不由惊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怎么样？”头发花白的律师问道。

伊娃把垂在额头上的一绺金发拂到脑后，坦言道：“我认为他是无辜的。”

律师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真的吗？”他探询地看着她。

伊娃继续道：“如果真的是桑德在回特朗松德的路上把钱藏在了什么地方，那他应该把整个事件安排得更巧妙一点。换作是我，我绝不会跑到一片积雪的荒地上，找个东西把自己敲昏过去半个小时。因为雪地上只有我一个人的足迹，警方肯定会认为是我自导自演了这出戏。”她摇了摇头，“不，这太不可理喻了。”

律师轻声笑了笑。

“我想检察官没有怀疑他失去意识是装出来的，相反，他相信桑德确实掉进了沟里，脑袋撞上了一块石头。桑德当天晚上验了血，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2‰。”

“我知道，”伊娃说，“不过，这不正好说明他是无辜的吗？如果是我想犯罪，我不可能让自己喝醉。”

律师饶有兴致地看着她。

“亲爱的格林小姐，很多罪犯在犯罪前都会多多少少喝点酒，不然他们没法干坏事。”

伊娃耸了耸浑圆的肩膀。

“你的意思是，桑德去餐馆喝酒，是想给自己壮胆？”

“警方确实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他在回家途中把钱藏起来了？”

律师点了点头。

“能藏钱的地方多着呢。”

律师又点了点头。

“然后桑德先生酒劲上来，掉进了沟里，头撞在石头上昏了过去？”

律师再次点了点头。

“这确实是警方的看法。”

伊娃噘起嘴，若有所思地看着律师。

“如果事情真如你想的那样，”她缓缓说道，“桑德先生假装回家后发现钱不见了，他会怎么向警方解释呢？”

律师解开外套纽扣。

“他也许会说钱是在餐馆被偷的，他是带着公文包进餐馆的。”

“那他为什么没有采用这种说辞呢？”伊娃穷追不舍。

律师耸了耸瘦削的肩膀。

“他肯定没想到他会掉进沟里昏过去。醒来后，他可能意识到这个意外正好可以用来说钱被劫走了。”

“你的意思是说，他全然忘了雪地上只有他一个人的脚印？”

“不只这个，他还犯了更严重的错误——他信誓旦旦地说，在把买来的报纸放进公文包时，钱还在里面。”

伊娃怀疑地摇了摇头。律师挂好外套，来到桌边拿起卷宗。

“我要仔细研读一下。”他朝她和蔼地点点头，进了自己的房间。

伊娃坐着没动，陷入沉思。案件存在着不合情理的蹊跷之处，就像背后有一只不知从哪里伸出来的手扭曲了真相。在阅读卷宗的过程中，她好几次有一种快触碰到真相的奇怪感觉，但离得还不够近，不能抓住真相。这让她有些恼怒。

伊娃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账本上，但没有成功。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她甚至都没听到墙上的挂钟在5点和5点半时敲响的声音。她呆坐在那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正欲起身去找律师，门开了，律师腋下夹着卷宗走了出来。

“如果我是检察官，我也会逮捕他。”律师把卷宗放到伊娃的办公桌上，“这里面有太多否认不了的间接证据。”

他停下来，灰色眼睛炯炯有神地盯着美丽的秘书，似乎期待着她质疑。但伊娃没有吭声，于是他继续说下去。

“他财务状况不太好，生活上也不太检点，追求享乐，狂喝滥饮。他还撒谎，自述在餐馆只喝了7.5厘升酒，实际上喝了12.5厘升。”

“我听说，喝7.5厘升开车没事，”伊娃平静地反驳，“但喝12.5厘升至少得坐一个月的牢。再说，”她补充道，“生活中循规蹈矩却犯罪的人多着呢。”

律师撇了撇嘴。

“还有其他加重嫌疑的细节。首先，他没有记下1000克朗面额纸币上的数字。公司有这样的规定，他以前都记了的，但这次没有。”

“人在匆忙之中，又受牙痛折磨时，忽略掉一些事很正常。”伊娃大胆地反驳。

律师的眼睛再次亮了起来。

“桑德通常会随身携带着银行夜间保险柜的钥匙，偏偏那天他把钥匙忘在了办公室。”

“我也经常把口红忘在家里。”伊娃说。

律师假装没听到。

“在接受警方的第一次询问时，桑德声称他把车停在报刊亭旁。当后来被告知汽车是在离报刊亭40米开外的支路上找到时，他立马改口，说有可能把车停在那里，然后走回到报刊亭。”

“我听说过这种事，有人在纽约参加狂欢派对，第二天在芝加哥酒醒后，对前晚派对上的事一点印象都没有。”

律师不为所动，继续道：“这些细节，再加上他财务状况不好，生活上对自己约束不严，完全证明了对他的拘捕是正确的。”

伊娃瞪大眼睛，脸涨得通红，不耐烦地敲打着桌面，“这么说，你相信桑德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把钱藏在从斯德哥尔摩到特朗松德的某个地方，等回家后装作发现钱不见了，然后声称可能是在餐馆被偷的。”她紧张地盯着他，“我理解得对吗？”

律师点点头，眼里放出光芒。

“在餐馆或别的什么合适的地方。”

“无所谓，钱在哪里被偷不重要，”她反驳道，“不过你和检察官肯定都认为他是个白痴吧。”

律师饶有兴致地看着秘书。

“怎么说？”

“就是说，桑德非常自信，觉得他说的他带着公文包到处走，却浑然不觉厚厚的九扎钞票什么时候不见了这种鬼话可以骗过你们。”

律师一时没有接话。伊娃正在担心，虽然一开始是老板鼓励她说出自己的想法，但她是不是有点太直言不讳了？但她很快看到律师惯常严肃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如果哪天我有麻烦了，你一定要帮我辩护。”他用赞叹的语气道，“格林小姐，这个案子我们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