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躯体

第一章？手

1935年10月的某一天，一切就这样开始了。那时我六岁。

课堂上，老师让我们把手平放在一张白纸上，手指分开，向外伸展，像树上的枝条，像雏菊的花瓣，像星星，像太阳，像小鸟的翅膀，像梧桐树的叶脉——各种想象层出不穷，直到老师让我们安静下来。我们慢慢地用铅笔沿着手指的轮廓画下来。我们把笔紧紧地贴着皮肤，不漏掉一丝关于这个奇怪的东西的任何细节，虽然它只是我们身体的一小部分。它的形状突然让我们感到很特别，更神秘的是我们突然意识到它还蕴藏着生命。我或许无法解释这种感觉，但我感受到了一件神圣的事情：不能作弊。最后，我们在图画上添加了颜色，有些同学令人吃惊地添上了戒指。虽然我们的画上手的颜色不尽相同，但非常相似，那是二十三个健康茁壮的自然界的完美复制品。

圣皮埃尔德尚迪厄学校距离我家四公里远。我们一家的九个兄弟姐妹当时还没有全部出生，但我与三个姐妹两个兄弟的喊叫声和奔跑声从早到晚在田野里回荡。我们一年四季穿梭其间，呼吸雨后的青草味道，采摘还未开花的蒲公英，在骄阳下摘取农民剩下来的樱桃和李子，在11月的薄雾中踩踏核桃。獾、小嘴乌鸦和草蛇，没有一种动物能吓倒我们。我们能找到鸟巢和洞穴，我们追逐金龟子、蝴蝶或蚱蜢，我们摆弄蚯蚓和蝌蚪，它们都是我们的玩具。我们是穷人，靠着机修工父亲的微薄工资养活一大家子，但我们的父母疼爱我们，乡间的童年让我们对事物的秩序具有难得的确定性。我们祖籍瑞士，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从容，在里昂东部的这个村庄里，金发碧眼的我们和农民的孩子们一起长大。和我们基督新教的教育相比，农村让我们更多地认识了大自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四季更替、生生不息的发展规律。每个瞬间都有自然现象露出端倪，酷热之后是雷暴雨，狂风之后就下雪，风让云卷云舒。这些如同母鸡孵蛋、母牛产奶一样自然。不变的循环把充实与和谐的感觉带入我们的内心深处。很可能是这种原初的平衡让我从来不会失望、不会抱怨，对未来总是充满信心。也许，它也让我想把这份属于我的幸运和别人分享。

这天我们回到家，我的兄弟姐妹像往常一样奔向井边喝水，然后去厨房，那里总是放着一只装有饼干或可丽饼的盘子，我则走向了母亲，她正站在门前和女邻居说话。我以前见过马松夫人，但从来没有接近过她。她拄着拐杖，提着一只篮子，看起来老态龙钟，但当她用清澈的眼睛对我微笑时，脸上的皱纹和年龄就不那么明显了。她耸耸肩，认命地回答我母亲礼节性的问候。“不太痛……不容易……不抱怨……没有选择……”我边听边伤心地望着她篮子底下干枯的两只白萝卜和一根胡萝卜。风湿病、做一碗汤的蔬菜、孤独，人们对老年人的悲惨命运无计可施。她尖细的嗓音变得嘶哑了，我抬眼望去，瞧见黑色帽檐下露出的一绺白发在晃动。尽管我们可怜的女邻居非常努力和坚忍，却遇到了既痛苦又难以克服的困难，每天早上她都惧怕一件难事：穿鞋袜，这已经成了一种长期折磨。把篮子放在地上，她向我们伸出颤抖的手。我惊愕地发现她的手指变了形，因为扭曲得厉害，它们相互挤压、重叠，好像在打架，畸形的手指瘦骨嶙峋，就像关节浮肿的鸟爪挛缩着。这只畸形怪异的手，和我们早上画的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找寻着第二只在拐杖上痉挛的手，想看看它是否有同样的疾患。虽然只有六岁，但我被惊到了。这怎么可能呢？我当然不懂多年来折磨这位夫人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进行性加重且高度致残的疾病，但我明白这种病让她日夜遭受煎熬。我们健康人拥有自由、充满活力的双手，可以享受它们与生俱来的灵活，享受抓、写、握、抚摸、塑造带来的快乐。我们似乎无忧无虑地操纵着神奇而无形的乐器，像演奏音乐般演奏生活。这不公平，我感到气愤。大人们向我解释说没有神奇特效的治疗方法，但马松夫人强忍的啜泣击碎了我的烂漫天真，我再也不能视而不见了。我想要减轻她的痛苦。既然她再也无法使用她的手了，那我把我的手借给她。我决定每天早上去她家，帮她穿鞋袜。

兄弟姐妹的嘲笑和不吉的预言都没有让我改变主意。我和父母商量着手安排。我们决定每天晚上把钥匙放在门旁边的土罐子下面。此后我比以往起得更早。每天清晨，我总是快速穿衣，狼吞虎咽地干掉一碗牛奶和一片面包，跑着穿过花园，去我的邻居家，再以最快的速度爬上楼。我到马松夫人的房间时，她裹着披肩、两腿垂在床边，虚弱地坐在光线暗淡的床上等我。刚从夜间的阵痛中挺过来，她又表现出一如既往的坚强。“啊，你来了，我的小玛丽-安托瓦内特。”这样的见面让我们俩都很高兴。我非常认真地执行着我的任务，没有人要求我做什么，也没有人来纠正我。我先把黑羊毛长袜捋直，然后卷紧，接着轻柔地把袜子沿着老太太细瘦的腿向上提。最后，我毫不费力地绕过僵硬的踝关节把拖鞋套在她脚上。这样，不到十分钟，穿上鞋袜的马松夫人就可以体面地迎接新的一天了。我又匆匆地跑回家，拿起书包，不去理会兄弟姐妹的不耐烦，和他们一起去学校。

我经常想起一首唱给幼童听的儿歌，表演时先握紧拳头，然后边唱边把手指一根一根地伸出来。拇指代表爸爸，食指代表妈妈，接着是大哥、大姐，最小的成员是小指。一个完整的家庭是由坚固而舒适的手掌联结成的，比如我们家，还要再添加三根手指。其他许多组合完整的家庭也一样，没有病痛的烦恼，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然而还有其他人，那些生病的人、残疾的人，他们常常是孤身一人，就像我们的女邻居。我现在明白了，除了这些手之外，是其他人使我感兴趣。

第二章？心脏

罗讷河岸边的圣约瑟夫医院，心脏内科，我的第一个护士职位的所在地。夜晚，放着二十五张床的大病房里，除了几例感染性心内膜炎和罕见的先天性心脏病，心肌梗死是主要疾病。病人都是大烟民，每天抽三四包不含滤嘴的香烟。他们或多或少伴有高血压、糖尿病和超重。在1955年，梗死的危险因素没有像今天那样可以免费普查。心脏病发作需要急诊住院，但那时没有介入放射学，医院里不施行冠状动脉的疏通或扩张。治疗以抗凝血药物为主。当时还没有一次性给药、药物能在一天内逐渐释放的缓释剂型，也没有电子注射泵，我只能每隔三个小时通过静脉注射给药，这就意味着一旦给第二十五位病人治疗一次之后，我得赶紧给第一位病人重新开始注射药物。

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只有靠门的一盏小灯亮着。携着手电筒，我在昏暗中走动。几乎不用看，靠着触摸，我把针刺入静脉，放开止血带，推动注射器的栓塞，然后把玻璃针筒悄无声息地放在金属盘中。这个过程唯一被中断的情况，就是我给气喘的病人吸氧的时候。对我这个身高一米六的人来说，这是名副其实的在运动中创造的佳绩。我经常跑去找放在大楼外过道上的氧气瓶。这个高我一个头的氧气瓶，重量超过十五公斤，我勉强可以把它拖进大病房，再拖到病床边，将其与氧气面罩相连。在两次注射的间隙，我奔走在整座病房，一会儿接上氧气瓶，一会儿又断开，同时每次都要在调整氧气流量之前，调节好病人的面罩。紧接着，我又为下一位患者注射药物。

因为没有治疗疼痛和焦虑的药物或其他措施，病人感到透不过气来，痛苦不堪。患病的心脏引起胸部深处的疼痛，延伸至背部，放射到肩膀和下颌骨，同时使颈部肌肉痉挛。每个人都辗转反侧、气喘吁吁、烦躁不安，毫不优雅地咳嗽或低声抱怨。他们嘶哑的喘息声在黑夜中起伏飘摇，如同涨潮时脾气暴躁的海浪上下翻滚。浓痰声阵阵，从一张床到另一张，互相呼应，像乌鸦叫，像狗的低声吠叫，像嘎吱作响声，像打鼾声。这一连串的声音从不曾断过，就连早上我走在回家的路上，都伴随着我。我听到了他们在两次失眠间的梦里做出的挣扎。这些勉强脱险的病人，他们很清楚这是短暂的幸存期，因为死亡还在游荡，在之后的时间里继续威胁着他们，就像俄罗斯轮盘赌。这里的子弹是血凝块，整个心脏内的血液不是在流淌，而是停滞不动。

黑暗里我仔细听着，警惕着太深的叹气、短促的叫喊、消失的低语。我让他们喝水。全然不顾汗水粘着头发或者渗汗的额头，我轻柔但坚决地扶起他们的头。我轻拍他们的枕头，使之重新蓬松，这种微不足道的幸福，可以让病人无力的颈部倒在整理过的枕套上，这样可以让他们获得片刻的舒适。有时候，他们就是一堆毫无生气的肉体，已经冰冷的躯体沉重地落在我的手腕上，或者更有甚者，在我扶起他们的瞬间，心脏骤停了。起初，我哀求似的轻唤他们的名字，焦急地找他们的脉搏，把耳朵贴在他们的胸口，润湿他们的额头，边推动他们的身体边喊：“库图瓦先生……格莱布先生，昂泰尔姆，于勒，安德烈……老爷爷，您醒醒……”但这些都是白费力气。没有什么能够重新启动骤停的心脏。心脏按压的奇迹没有被教授过，还没有人了解它。我独自在这个黑夜的海洋里，无法把渐渐漂远的溺水者从起伏的海浪中救起来。我无能为力。我无计可施。我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听说是迁移的血凝块、栓塞、心律失常、心室颤动、坏死，这些复杂的名词几乎没有在我的课程里出现过，如今却变成了声音、名字、脸庞和眼神。

治疗和监护很快就达到了极限，心梗早期的并发症是很可怕的。每个晚上，我们都会失去两到三位病人。我叫值班的住院医生来确认死亡，然后我们尽可能不引人注目地把安放尸体的病床撤走，用帘子将其挡在后面，等天一亮就把尸体送走。这时候，圣凡桑德保尔的修女们戴着白色的修女帽来到了我们的医院。犹如大鸟振翅的样子，伴着长袍发出的窸窣声，她们成群结队而来。

修女是医院最古老的助手。对一些人而言，她们心地善良、无私奉献；在另一些人看来，她们尖酸刻薄、强人所难，但从来没有哪一个像里昂公立医院的修女那样严厉。她们都是农民的女儿，被送往修道院，没有受过任何培训，甚至没有上过学，而在实习期间，我观察到了她们令人失望的行为，有时候简直是虐待狂。

在圣约瑟夫医院，护士都有责任感，但没有丝毫怜悯之心，也没有任何体恤之情。没有唉声叹气，没有浪费的时间，但也缺少微笑和安慰的话语。我总是欣赏她们的效率，然而，有那么多的修女缺乏人文关怀，令我震惊。尽管她们经验丰富，但我不把她们当作榜样。我不叫病人的床位号，那样像在喊集市上的摊位；我不像对待孩子那样给病人分发药物。每个病人都是不同的，但从衰弱到衰竭，从担忧到焦虑，他们的痛苦是一样的，都需要帮助。我不自诩可以拯救他们，但至少可以减轻他们的病痛。在医生开医嘱前尽心地接待病人，就是帮助他们的开始。我面带微笑陪伴他们，询问他们的家庭、住房和职业。他们不太害怕、不太难受了，他们直呼我的名，我就像他们的女儿、他们的姐妹、他们童年时的妈妈，有时候还是他们的太太。他们对我从来都是尊敬有加。我不是为了等待什么感谢，对我来说真的无所谓，我只希望对别人有所帮助。即使生活缺失了一块，但仍然能够继续，如同一根蜡烛上的火焰，被一阵剧烈的穿堂风吹过，虽然有摇摆，但还是重新直立了。

心内科值夜班期间，独自来回奔忙让人疲惫不堪，然而，我毫不犹豫地承担着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我非常清楚，我感受着，我行动着。红十字会学校非常棒，但它并未让我做好岗前准备，这要归功于我在农村度过的童年。我相信是大自然的和谐造就了一直指引我的乐观主义，也造就了我改变厄运的欲望。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宛如我心中的太阳发出的光芒，给我如此强大的力量。我从没想过要遁入空门。我周围世界的秩序和人类的秩序对我已经足够了。我整个一生都按照自己的方法采取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一个简单、直截了当的道理，基本得就像孩子学习的自然定律：有人病了，另外一个人应该给予帮助。我就在他身旁听他倾诉、替他包扎、支持他，用我的一臂之力扶住他的臂膀，好让他重新站立。我决心已定，势不可挡。

在这第一个工作岗位上，我必须接受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明白活人与死人只有一步之遥。这是一件被遗忘却显而易见的事，在活人死去之前，抓住瞬间性，这是每晚在我眼皮底下、双手之间发生的深奥的事实。抓住这个字很准确，因为一个瞬间、一次喘气、一个微小的颤动，就足以改变生死阵营，且通道是不可逆的。但是，脸蛋、体重、身材、发色、疤痕、美与丑、牙齿、舌头、指甲与毛发、名字、记忆、梦想、出生、家庭、经历的苦难与快乐没有改变，肝、肾、胃、性别和头脑、指纹都是一样的，所有的一切都完全相同，除了一个简单的搏动：心脏的跳动。这颗心脏，生命里神秘未知的关键，只是一台自动泵，一台环形循环提供氧气的机器，这种气体是所有生物持续运动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