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篇

偶遇

机会来的时候，像贼，神不知鬼不觉。

我最初丝毫没留意到那个背对着我的肯尼亚女子。我关心的，是坐在她对面的那位亚裔男子——在东非，你能见到的亚洲面孔不多。

我刚从为期一周的游猎团下来，正在酒店的大堂里准备打车去民宿。这家酒店地处商业中心区，虽然不大，却和好几家旅行社挂着钩。那天是旅游团上团下团的日子，大堂和安检口出现了难得的人流，卸行李，装行李，办理入住或退房手续，几乎有点熙熙攘攘的样子。那阵子肯尼亚全国都在举行反政府示威游行，位于内罗毕的国会大厦遭遇纵火，不断有死伤的新闻见诸媒体，国际旅客数量锐减。那天是我记忆中人气最旺的一天——大概还不及从前旺季的一半。假如坐在大堂酒吧里的那位亚裔男子继续说英文，我大概至多再看一两眼，这事也就过去了，可是他偏偏在那一刻接了一个电话。

耳朵真是一台小巧精准360度无死角的雷达探测仪，可以在一万声婴儿的啼哭中瞬间分辨出自己的孩子，能在一屋子喧哗的声浪中，尖针一样敏锐地挑出一句熟悉的乡音。亚裔男子才说出了一个字，我就立即断定他是我的同胞。那是一个尾巴拖得很长、稍带着颤音的“喂”字。那个字如伽马射线，瞬间穿透所有的阻隔，叫周遭的噪音如尘埃落地，万物俱寂。此时我已经在肯尼亚待了十余天，在这期间我压根儿没有在街面上听到过中文。与乡音隔绝了这么久，我的脑子还没觉得，耳朵却犯起了相思。于是，我就死死地盯住了这个陌生的男人，期待着进入一场母语神聊。这位兄弟脚下放着一只小行李箱子，身边似乎没有同游的伴侣，身材微胖，圆脸上有几根浅纹，一说话就到处乱窜，看起来是一副可以搭得上话的模样。趁他放下手机的那一刻，我立马凑上前去，见缝插针地问：“中国来的？自由行？”

到非洲旅游的中国人，绝大多数是跟团行，很难看到像这位兄弟那样的散客。平日里，我只有跟人厮混熟了，舌头才会松快起来，进入微醺状态。但人多的时候，尤其是有生人的时候，我的感官通道常遭遇路阻，不知所措，神情呆滞。“呆滞”是我企图给自己洗白的词语，别人说我，就远没有那么客气。“高冷”是最委婉的一个词，余下的，你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我在此省略500字。可是非洲让我性情大变。在非洲我是一只永远张着壳的蚌，和谁都可以掏心掏肺。我的非洲行程只有三十一天，每一天我都处在倒计时模式，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此生还会不会有下一回。在非洲我每时每刻都饥渴，我揪住从身边飞过的每一片生活，想榨干里边的每一滴汁液。Suck the marrow of life（吮吸生命的骨髓），这是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说的话。几十年前读过的书，细节早忘了，却偏偏记得这么一句。这话当时感觉云里雾里，似懂非懂，此刻想起来，才觉出了其中的贴切和传神。

“我正跟她谈价，来个马赛马拉游，私人订制。”那位中国男子用眼神指了指坐在他对面的非洲女子。

我这才注意到了那位肯尼亚女子。她身材精瘦，肩胛骨从西服套装里尖尖地戳出来，说不上年龄，脸上的神情稍稍有几分严峻。她和我在游猎途中见到的那些肯尼亚女子不同，明显见过了世面。我们的目光在半空相撞，她嘴角一扬，绽开一朵客套的微笑，眼神没有丝毫的扭捏躲闪。

“她开旅行社？”我问我的同胞。

“是啊，跟当地人直接谈，绕开中间的旅游商。”他说。

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机会来得如此神速，我毫无准备。这一周的游猎行里，我基本见过了非洲草原的五霸：狮子、野象、花豹、犀牛和野牛。“基本”的意思是：犀牛我只是远远地看见了两个黑点。这样形状模糊的黑点，假如导游告诉我那是复活的恐龙，或者是从青藏高原空降的雪豹，我大约也不会生出更深的怀疑。这次的游猎之旅最大的遗憾，不是没能近距离地看到犀牛，而是没遇到风闻已久的动物大迁徙——我到早了一个星期。

我正在寻找重返马赛马拉的机会。原以为是轻而易举的一桩小事，没想到落实起来竟困难重重。若通过原先的旅行社再临时订购一个游猎套餐，不仅价格昂贵，而且也浪费时间。标准的游猎路线必然会囊括东非大裂谷，赤道线，还有沿途其他野生动物公园。这些地方我们都已经走过了一遍，没必要重复。我需要的是一个单刀直入、直奔动物大迁徙主题的马赛马拉三日游。这样的安排，只能通过肯尼亚当地的旅行社量身订制。我在网上反复查询，却发现当地的旅行社都没有健全的网址——大约他们的主要收入还是来自世界几家大旅游公司的地接业务。他们的网站设计居多简陋粗糙，即使找到联系方式，居多不回复留言。然而，那位中国兄弟的一声“喂”，竟然毫无先兆地送来了一个机会。

“等你们谈完了，我也找你谈谈我们的旅行计划。”我对那位肯尼亚女子说。

她颔首致意，从皮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

普莉希拉·旺吉鲁

总经理

东非野外生活旅行社

后来才知道，那位偶然间给我牵了线的中国兄弟，尽管长得着急，却才刚刚24岁。他手下经营着一个相当成功的手游公司，荷包早已饱实，走过了世界上很多地方，大多是独自出行。离开肯尼亚之后，他又只身去了中东和俄罗斯。小伙子已经见识过了寻常人三辈子都没经过的世面，当时的急切需求是：找到一个可以合法持枪狩猎的旅游地，以及一个年轻可人的洋女友。口味稍稍有点重，让我生出很多的羡慕和嫉妒。他赶上了一个好时候，24岁就已经把人生走成了这样一局完胜的棋。我24岁的时候在哪里呢？我正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人啊，人！》。我走过最远的地方，是无锡。那时旅游还没走进词典，我对世界一无所知。

那天在那家酒店的大堂里，在来来去去的人流中，因了那位中国小伙子，我认识了这位名叫普莉希拉的肯尼亚女子，并和她飞快地谈成了两桩生意。一桩是去马赛马拉的三日游——这趟行程后来出了许多变故，但最终她还是成功地将我们塞进了一辆无比拥挤的游猎车，圆了我们看动物大迁徙的梦。这段经历，我在前面的《激情和恐惧》一文中有过详细的叙述。

另一桩生意来自我随口一提的想法：“你能带我去看一眼肯尼亚农村吗？”我说这话时，仅仅是想找一个安全靠谱的带路人和一辆结实的不会中途抛锚的车子。除此之外，我没有更多的指望。当然，我的原话比这长，后边还跟了一句：“我不想看塑料风景。”普莉希拉被我的这句话逗得哈哈大笑，因为肯尼亚碰巧是个禁塑的国家。“这事好办，我带你去看我老娘，那儿是真正的农村。内罗毕以东，不到100公里，可以当天去，当天回。” 她说了一个夹杂着很多个陌生音节的长地名，我假装在认真听，其实脑子已经完全出戏。我不知道，也不会记住这个地名。我对肯尼亚版图的了解，还仅仅限制在内罗毕以及游猎线路所涉及的地盘。在那个范围之外的任何地名，这一个和那一个，对我来说并无差别。

我被意外砸中，一时怔住。和普莉希拉谈成的这两趟行程，都是从天而降的意外，但惊喜和惊喜还不完全等同。假如惊喜也可以像考试一样打分，前一桩的惊喜大概能打85分，后一桩则是125分——那是正题加附加题的分数。但我小心翼翼地守住了管辖我情绪的那道闸门。我虽然在肯尼亚还没待上几天，却已经在经验中汲取了足够的教训，懂得乐得早不如乐得巧。于是我就紧绷着脸，请她先给我一个乡村游的报价：一天的行程，连人带车带午餐，允许拍照摄像录音。“我不像他，我的荷包没他的深，请给我一个靠谱的价。”我指了指我的中国兄弟对普莉希拉说。此时他还在大堂，站在墙角不停地接打着电话。

普莉希拉踌躇了片刻，和身边一位年轻女孩悄悄说了几句斯瓦希里语——后来我才知道，那女孩叫尼尔卡，是她的侄女，也是她在旅行社里的得力帮手。

“120美元，你看行不？”普莉希拉忐忑地问我。

120美金，在内罗毕是一个普通蓝领一个月的收入，而在多伦多，却是一顿稍好一些的两人晚餐费用。我用一顿晚餐去换一片在任何旅游书和地图册中都不会出现的人间烟火，连脚指头都知道合算。我没有还价，立即表示同意。我们握手成交，说好两天之后，她和她的侄女会到我们的住处碰头。我们将从那里启程，去探访普莉希拉娘家所在的村落。

就这样，我在肯尼亚结识了一位可以算得上朋友的当地人。我和她后来所有的交情，都得益于一个听上去有点粗鲁但却基础牢固的开始：我们都觉得从对方那里得了便宜。这是一种稳固且长久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商学院课程里有个高大上的说法，叫双赢。这也是为何我和普莉希拉的交往以生意开始，却没有终结于生意。

普莉希拉的车还没有驶出酒店的停车场，我就已经开始憧憬两天之后的行程。

一个集市和一把铁锁

普莉希拉和她的侄女尼尔卡，两天之后如约来到我们的民宿，接我们去她的乡下老家。启程时天色尚早，阳光稀软，还来不及把座位焐暖。肯尼亚的车子里很少开空调，我感觉冷，前晚没睡好，此刻仍睡意蒙眬。在梦和醒之间的那个灰色地带里，我心里突然涌上了一丝不安：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度里，我就这样信了一个陌生人的话，搭上了一辆陌生的车子，去往一个连名字也叫不出来的陌生之地。我是不是正在一步步踩入一个无法脱身的烂泥潭？刹那间，我猝然惊醒，睡意全无。

我信了普莉希拉，仅仅因为她是女人吗？世上不乏女盗贼，手段比男人还决绝残忍。我对她的全部了解，仅限于口袋里那张比巴掌还小的名片。这样的名片，我可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花十分钟印制出来，毛边纸加花框，远比这张有卖相。昨晚在网上，我查过这家公司的背景。网站倒是有的，公司的名字也相符，只是上面并没有罗列联系人信息，而且内容已经长久未被更新。当时我并未格外警觉，因为非洲的小公司普遍不怎么重视网站建设。这家公司的电子包装，虽然不比别家强，却也没有比别家更寒酸。

这两天的激情好奇和向往，在这一刻突然变馊，化为恐惧，我的脊椎在一寸一寸结冰。假如我消失在这条路上，没有人会知道我是谁。如果此刻我向人呼救，我甚至说不出身在何地。Suck the marrow of life。在探索生命深度的事上，梭罗是不可推卸的教唆犯，但他并没有怂恿人去送命。我到底有多冲动和轻率？我的愚蠢无以复加。我开始怀疑我的整个人生，所有的选择，所有的决定。

急中生智，我给那位介绍我们认识普莉希拉的中国兄弟发了一条微信——幸好我们当时交换了微信。我用若无其事的口吻，旁敲侧击地问他在马赛马拉的行程感觉如何？他秒回语音，说了些价格上的糟心事。还没有听完语音，我们的心已经放下了一半——至少，前排的那两个女人不是乌有乡里的乌有人。

在路上，我用手机把普莉希拉的名片拍了一张照片，发给内罗毕的一位华人朋友，并留了一条语音信息，告诉她：目前我们正跟这个人，走在前往乡村的路上。说这话时，我们已经远离了内罗毕，一切已是既成事实。朋友大约不想吓着我，只是云淡风轻地叮嘱我一路上都要给她发定位。我掂量出了这句话的分量，就告诉她：我晚上六点以前一定会回到住处。潜台词不言而喻：若到了六点仍未返家，一定是路上出了事。在内罗毕，涉外宾馆居多晚上六点之后就会关门，不许旅客外出。即使在相对自由的民宿里，房东也反复叮嘱我们晚上最好不要出门。在夜晚的习习凉风中散步，对肯尼亚游客来说，是一桩极为难得的奢侈。肯尼亚一天中的有效时间，其实只能以白天的十小时计，夜生活只属于当地人。在停电的日子里，夜晚其实从五点就开始了。被困在民居里的我们，第一次懂得了“长夜漫漫”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失去了交流电源，任何用直流电源驱动的电器，无论是手机还是照明灯具，都必须十分节制地使用，因为谁也不知道黎明和充电宝没电，哪个会先来临。

我终于安下心来，开始留意窗外的景致。走出都市，建筑物渐渐稀疏，道路两侧出现了大片大片的树木和农田。泥土是黄色的，略带几分赤褐。地里生长的各样植物里，我只认出了玉米。在我居住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南边靠湖的地方有大片的葡萄园，而北边乡间种植的，大多是玉米，所以见了便眼熟。其余的，便是普莉希拉和尼尔卡一样一样地说给我听的。此时正值肯尼亚的冬季，早晚两头略有些凉，白天依旧温润如春，但路上却很少看见花卉。窗外偶尔闪过几丛三角梅，颜色晦暗，并无热带花草的葳蕤茂盛之气。路边所有的植物上，都蒙着一层厚厚的尘，绿是土绿，黄是土黄，红是土红，灰恹恹的，与我想象中的赤道景致相去甚远。路边的房屋都很低矮，居多是铁皮屋顶的土屋或者砖房，残缺的墙壁上，横七竖八地漆着各式广告。世界上的乡村，除了欧洲有些积木城堡般不真实的梦幻之地，其余的，大抵都是这个模样。破败，没落，贫穷，颓丧，和城市虽只是一线之隔，但那一线便是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