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如诗

母亲有一百多天没出过门了，她把自己关在心里，她的心就更小了，小到几乎装不下任何东西——除了我。

母亲老家在城郊，以种菜为生，主打韭菜和西红柿。韭菜为西郊盖韭，最初依靠风障和草苫或苇毛覆盖保温，后来经过软化栽培，韭叶柔嫩肥厚，香味浓郁，素有“千里香”的美誉。那西红柿与普罗旺斯西红柿遥相媲美，尽管母亲对普罗旺斯闻所未闻。家中兄弟姊妹五个，她排行老二，实际上是老大。小时候，在生产队当队长的姥爷抱养了一个女孩，即大姨英子。庄户人家朴实善良，总觉得抱养回来就要高看人家一眼，不能饿着、冻着，不让她干累活、脏活。挣工分的年代，女人当作男人使唤，姥爷想方设法把她调到了缝纫组，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每天蹬蹬缝纫机，干点手工活，村里的姑娘们羡慕不已，大家直说：“英子，你真有福！”回到家里，弟弟妹妹一大堆，洗碗、做饭、洗衣裳，家务活儿自然干不完，毫无例外都压在了母亲身上。苦命的女人都是相似的，从独自承担家庭负重开始。母亲从不过生日，六十岁生日那天，她忆起两件小事。高中毕业后，家里就不再供她读书了，下地干活，赶集卖菜，挣钱养家。天不亮，她就拉着底盘车进城，早去，能抢个好摊位，多卖点钱。饿了就着馒头吃咸菜，渴了喝口凉白开，再渴她也不舍得掰个沙瓤的西红柿吃，只有带伤长疤或裂了口的才塞进肚里。一天站下来，腿肚子又胀又酸，到了傍黑天，拖着一身汗臭回家。昏黄的灯泡下，姥爷在里屋埋头盘账，用缠着胶布的手指蘸着唾液，清点毛票，多少斤菜，卖了多少钱，脑子比算盘转得还快，一旦有出入，就会兴师问罪，甚至连晚饭都吃不成。我童年里回姥姥家住，亲眼见过小姨晚上卖菜回来，一对账，卖少了，骂声迭迭，她气得躲进西屋里，细小的战栗从肩头扩散，滚烫的泪水瞬间流了出来。一篮篮青翠欲滴的蔬菜换来了家庭的生计，却透支了母亲的大好青春，她成为家里唯一的高中生。张嘴吃饭的多，还要打理人情世事，农村人过日子全靠从牙缝里省，院里那口腆着肚子的咸菜缸，一年四季照常营业，即便自己腌的咸菜，姥姥也从中控制，每年清明腌鸡蛋、腌香椿的时候，她都要装篮子藏起来一部分，挂在老屋的房梁上，我至今想不明白，不到一米五的姥姥是如何挂上去的。就是这样，英子出嫁时，姥爷却出手阔绰，除了陪嫁的嫁妆外，还掏了五百块钱。姥爷的小气是出了名的，那一次，村里人给他竖起了大拇指。几年后，母亲出嫁，只给了二百，这件事从此成为母亲一生的隐痛。

大姨倒很争气，婚后给婆家生下一男孩，名叫“国强”。然而，国强从小叛逆，不服管教，早年上学，与社会上小混混在一起，打群架，有一年冬，致人重伤、命悬一线。他多次“犯事”被关进去。大姨一夜白了头，憔悴如婆娘，折腾得家底朝天，没过过一天安宁日子，大年除夕担心受害人家里来讨钱，不得不躲出去过年。结婚生子，成为三个孩子的爸爸，国强丝毫没有悔改的迹象，姨夫的村主任也干不下去了，全家一败涂地。正如大姨的隐痛，母亲很难体会，母亲的内伤，大姨也无从理解。

几年前的那个春天，离三八妇女节还有几天，传来姥爷病逝的消息。接到电话，母亲第一时间回去奔丧，回来时眼神暗沉，像是倏然老了好几岁。事后大姨含着泪说，那天姥爷一大早就开始咽气，忽而翕动一下，直到母亲进了门，见了最后一眼，他才合上了嘴，他俨然是挂着母亲。我想，他是心里揣着一份愧疚和隐痛，沉甸甸的，又苦于无人诉说，直到生命尽头，才得到释放。

人世间，很多事情似乎永远说不清楚，却在看不见的地方演绎轮回。我们在获得的同时，就会失去一部分，不间断的丧失，乃是生命赏赐给我们的一份礼物。母亲早年上学的未竟梦想，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我出生和成长在某高校的家属院，周围住的都是老师，从小受到的教育是母亲的叮嘱，“女孩子，不能乱要别人东西”“好好读书，是唯一的出路”等。我的汉语拼音是她手把手教的，上学前那会儿，她在家领着我学“a o e”，一遍遍读，反复地念，见我不耐烦，她就哄着我，和我一起大声读。学发音的同时，也学着手写拼音，她在汉语拼音本上做示范，我不厌其烦地练习，慢慢地，眼看那一个个小蝌蚪状的字母，不再互相混淆，不再探头探脑，在绿色的格子之间挺拔起来，变得驯服，变得规整，像是等待检阅的整齐队列，我的心里是说不出的高兴。准确的发音，干净的字迹，端正的坐姿，或许抵不上芭比娃娃的诱惑，却是使我终身受益的礼物，养成了自律的学习习惯。读小学，我几乎毫不费劲，升入高年级时，我有了人生第一支钢笔。那天下午放学后，母亲带着我去大院门口的商店选钢笔，她一身的确良的碎花褂子，我穿一身肥大的校服，白色短袖衫配蓝色背带裙，我俩站在柜台前徘徊良久，指指这个，瞅瞅那个，我把眼睛贴在玻璃板上看了又看，最终买下了那藏青外壳的“英雄牌”钢笔，花掉十三元巨款，那时候父亲每月工资不过二百块。走出商店大门，刺眼的阳光从高处兜头洒下来，水泥地面上投射出我俩的身影，一个拉着另一个的小手，手里端着一支钢笔，像是手持一把尚方宝剑。多年来，我换过很多钢笔，别人送的、比赛发的、自己买的，用得最顺手的还是母亲买的那支，外壳掉了漆，笔头有些渗墨水，却依然视若珍宝，它陪我走过大大小小的考场，陪我度过与死神擦肩的岁月，陪我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它像极了自带母亲体温的“护身符”，护佑我在以笔为刀剑、以笔为玫瑰、以笔为拐杖的征程上，无所畏惧。

活着，无非两种形态，遮蔽与呈现。遮蔽的早晚会呈现，呈现的有一天会被遮蔽，循环往复，以此达到精神世界的某种平衡。遮蔽也好，呈现也好，都是为了使人们看到上天的恩典，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道理。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殊不知，分娩的瞬间，女人的生命也由此一刀劈成两半，一半是孩子，一半是母亲，一半是水，一半是火。抑或说，女性走向雌雄一体，始于孩子，终于死亡。与母亲赌气的时候，我郁郁地说：“你不愿照顾我了，当初你生我做什么？”她沉默不语，泪水没有流下来，形成晶亮的漩涡，我立马后悔万分。我的前半生，有一半时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最苦的是母亲，被遮蔽的也是母亲。22年前那个初夏，中考成绩放榜，我住进了省中医十楼病房，录取通知书取回来了，父母在病房门口久久徘徊不进来，小声商量着什么事。“早晚都得告诉她，瞒着也不是个事。”“孩子考上了，就别给她留遗憾。”英语满分，数学比预想的好，成绩令我喜出望外，再望望床前的拐杖，我又不禁心头塌陷，放声痛哭。1995年，父母同时下岗，靠卖早点供我读书，父亲自幼腰部落下残疾，不能干重活，里里外外全靠母亲一人。这个节骨眼上，母亲借钱给我交上了住院费，又再次跑出去借钱，第一时间给我交上了学费。事后我才知道，学校仅限三天时间，过期不交，名额就给别人了。她交的是学费，兑现的是身为母亲的承诺——相信孩子会好起来，哪怕是一直等下去。

类风湿缠手、不好治，又称“不死的癌症”，很是磨人。一个“磨”字，耗尽母亲大半生的心血，被岁月磨损的是肉体，内心却还硬着。印象中她有两次抹泪。出院后，我的病情反反复复，中药西药轮番上阵，民间偏方也试了很多，效果甚微，长期服用激素药和止痛药，伤着了胃。那年盛夏，刚入了伏，我持续半月水饭不进，本来身体就被关节肿痛折磨得无以复加，这下瘦得更不成样子了。拍片子，做胃镜，医生说患上了反流性胃炎，输了几天液也无济于事，不得不住院治疗。这天，父母租用医院的轮椅推着我，把我放在护士站，一起去住院处缴费，这时候，一护士迎面走过来，见我病恹恹的，以为父母要遗弃我，疾言厉色地说道：“留下一个家属看着她！”“我们不会撇下孩子不管的！”母亲一字一句，如疾风骤雨打过来，把走廊里的安静碎成了七零八落，我回头瞬间，瞥见她的眼角打了一点细褶，泛着泪光，心里有个地方软了一下。二十多年过去了，护士的话经常在我耳畔回响，医院就诊时，上台演讲时，夜不能寐时，想起那句话，就想起了母亲的无奈与选择，以及无数个深夜的叹息与彷徨。

生老病死的自然排序，我以前一直想不明白，为何不跳过“病”的关隘，直接步入“死”呢？当经历过一场与自己相关的“死”，我顿悟到，病乃修行的功课——病不是一堵墙，而是一扇门，推开门，见众生。说得直白点，是为了迎接死神而做的虔敬练习。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总是比灵魂早熟一些，历经疾病的淬炼，灵魂往往才能壮大一截，在被动接受中加速灵魂的拔节，认清生命的面目。大约是2016年，我的尾骨上咯起了一个脓包，疼起来就像电流通过一样发生痉挛，我忍不住大喊大叫，引来四邻侧目。此时，病情恶化，疼痛加剧，身体由120斤消瘦到不足50斤，父母四处求医问药，医生都直摇头，母亲不死心，辗转请来一位外科医生，答应登门做手术，她的目光闪过一丝犹疑，透露赌注的意味。我清楚地记着，那天是冬至，室外飘起了雪花，母亲没穿外套，踉踉跄跄，就跑出去接医生。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医生在家给我动了手术，叮嘱术后每天换药，以防感染。由于长期用激素药，刀口愈合很慢，母亲守在床边，端屎端尿，喂水喂饭，像伺候婴孩那样悉心照顾我。那段时间，我徒生过轻生的念头，却发现自己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母亲看在眼里，又似乎佯装没看见，默默地换药，默默地喂饭，默默地流泪。有一天半夜醒来，我听到抽泣的声音，断断续续的，若即若离的，似啸声，若祷告，在我心头盘旋着，久久挥之不去。

第二年春天，我的手术刀口奇迹般愈合了。一百多个日日夜夜，一百多天如火煎熬，死神知趣地悄悄退去，春天踮起脚尖而来，我第一次参透春天的真谛——我们只贪恋于枝头百花乍然绽放的惊喜，殊不知，人生凛冬艰难孕育的过程，是穿越黑暗世界的助跑和起跳。穿越黑暗，皆是神迹，那是母亲的坚守。

将时间往前回溯半年，2000年中秋节前夕。在外打工的父亲，一头栽倒在了果树底下，大口吐血，脸色苍白，被紧急送到当地县医院，又连夜转到省城大医院。当天傍晚，好心人把电话打到我们三楼的邻居家，母亲给我留下一张铅笔写的字条，“你爸进了医院，你自己买点饭吃，热水去邻居家倒，关好门窗。妈妈。”那时我不满十五岁，正处于叛逆的青春期，尚不懂得母亲经历了什么。她倒乘长途车抵达三十公里外的医院，第一眼见到病床上的父亲时的泣不成声，她听到医生多次下达病危通知书时的呆若木鸡，她凌晨时分穿过漆黑的玻璃长廊去急诊上取药时的担惊受怕……父亲是命大的人，因为遇到了母亲。经过救治，他挽回了一条生命，出院后在母亲的搀扶下，爬楼梯锻炼，半年左右，他就能骑自行车上路了，恢复得与生病前没有什么两样。

庚子年夏，父亲突然去世。那三天守灵，时间歇住腿脚，记忆恍若闪电，一帧帧恍若黑白电影在我眼前浮现。多年的朋友问起：“叔叔得病那会儿，阿姨多大？”我如梦惊醒，那一年，母亲38岁。如今，我到了她的年龄，倘若换作是我……我不敢再往下想，好像多想一步，就如坠深渊，对面照片里的父亲，安静地见证着这一切。

相隔八年，苦难再次伸出了魔爪。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父亲去党支部捐款回来，再次突发疾病，斜着身子瘫倒在地，失去意识，第一时间送到医院抢救。母亲往返于医院和家之间，有一天中午，她没有拎包，刚下楼梯，却被护士长逮个正着，不明就里一顿训斥，“病号病那么重，你去哪里？赶快回去，不能离人。”我能够想象出母亲是怎样吞下一肚子的话转身回到病房，又趁她不在，偷偷溜出医院，赶回家里给我做饭。照例是下一锅西红柿炝锅面，煎两个鸡蛋，焦黄，酥脆，像太阳花；葱花爆锅，香气四溢，把西红柿炒出沙来，父亲最爱吃这口，连汤都喝得香喷喷。她给我盛一大碗，连汤带面，再一股脑儿倒入保温桶里，拎着坐公交匆匆赶回医院。这一次出院后，我们没有等来奇迹，父亲瘫痪在床了，体内还插入了一根导尿管，每小时导一次尿，二十多天做一次置换尿管手术，不啻全部尊严的瓦解。这根导尿管，成为摧毁父亲生命的导火索，也把母亲的命运拴在了风雨飘摇的家里。

疾病，两字都是“病”字旁，如魑魅魍魉，给人顶厌恶的感觉。疾病无罪，有罪的是人——众叛亲离，冷漠，歧视，偏见，好像这张人性试纸施了什么魔法，把一口大锅里吃饭的兄弟姐妹打回原形，把举步维艰的生活照彻得比小说还真实。母亲犯过太多的难，借钱，找人，关于房子，等等，最大的难处是一个女人成为家庭的顶梁柱。慢慢地，她的眼神笃定起来，有光游移，昂起头来，脊梁里的筋骨也一点点硬起来。

壬寅年底，新冠肺炎来势汹汹，母亲和我都中招了，高烧不退，又咳嗽不止，仿佛死神盘旋于头顶，每天度日如年。小区封闭管理，护工进不来，那段时间，我第一次体会到独生子女家庭不可言喻的痛楚，由此想到跟着政协调研时那些“失独”家庭父母空漠的眼神和呆滞的动作。阳康以后，母亲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心里犹如坠着铅块，吃不下饭，每天顶多一顿，也不出门，与外界彻底隔绝，脸色暗淡无光，双手青筋密布，又干枯粗粝，像是被命运熬干了。她被困在了时间的漩涡里——父亲的离开，把她的一部分也带走了，她被锁在了过去一家三口相视而笑的日子里：父亲在，她每天早上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一手端水杯，一手拎尿壶，导尿，喂水，喂饭，机械般重复，夹杂着发脾气、争吵声、电视声。那时候她很累，也很苦，但毕竟是美好的，真实的，真实得就像没发生过一样。父亲走了，走得很突然，临终时没有留下一句话，母亲的一部分也跟着死了，她慌乱无措，像是走失的孩子，找不到家。正如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的内心独白，“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一切都变得漫漶不清，虚实难辨，母亲没了精神重心。她抑郁了。她想逃，却不知道该往哪里逃；她还有应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