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同事王高峰（短篇小说）

在一切都越来越快餐化的现代都市中，爱情与婚姻这个话题似乎被包裹上了太多沉重的东西：家庭出身、事业成就、个人情感……越来越难以捉摸和表达。小说从“前同事”的视角，写出了当代都市中一位报纸编辑情感婚姻的戏剧性遭遇，个中滋味，谁人得解？

王高峰告诉我他要结婚了。和谁？我问。王高峰说，汪蕊。

那是2004年的一个冬夜，我们坐在单位对面的小面馆里。小面馆是通宵营业的，我们旁边坐着的大都是出租车司机。每个人都在跺脚，嘴巴里往外冒热气。饭店玻璃雾蒙蒙的，只能看见外面模模糊糊的光影。

我和王高峰都是从农村考大学来到的张城，父母都是农民，供我们上学已经欠下外债了。我俩半年前毕业后在同一天入职了《都市晨报》。当初说是每个月工资一千八百元，但这半年来，报社发工资就没有准时过，有一次甚至拖延了两个多月。我们租住在报社附近的城中村，就那种单间带一个卫生间的出租房。我们不得不厚着脸皮哀求房东暂缓几天房租。房东惊讶地问我们：“你们是报社的，怎么可能连工资也发不了呢？”

更别提买房子了，那时候张城的房价是五千块一平方米，我们要想攒够首付都不知道何年何月了。

下了夜班后，有时候我们和其他同事会一起来这样的小饭店，一人吃一碗炒面，那些同事总是能坐到我们撑不住了去买单为止。我俩还是单身，他们可是拖家带口，负担大着呢。

我还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结婚的事。

汪蕊有一张大脸盘，喜欢穿紧身光滑面料的衣服，喜欢迈动结实粗壮的大腿走来走去。她当然不难看，但和王高峰的女朋友们，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是的，女朋友们。报社的人们都知道王高峰女朋友多。我有一次去签版，值班编委赵大侠在版上签“付印”两个字时，旁边站着的记者部主任压低嗓音问我，你和王高峰住在一个院子里？我说是的。那小子是不是经常换女朋友？他问我。我说连你也知道啊。赵大侠斜抬着黑不溜秋的脸庞，听到答案后骂了句脏话说，这小子真他娘的天赋异禀啊。

一个女同事曾经说过第一次看到王高峰时她有一种惊艳之感。每天晚上做版时，都能听见王高峰在排版处、在编辑室、在校对室，和女同事们打闹嬉笑。

我从来没有把王高峰和汪蕊给联系到一起过。

王高峰说他之所以要跟汪蕊结婚，是因为他很爱汪蕊。王高峰说汪蕊把他搞得茶饭不思。王高峰平时很喜欢用成语的。他每期都到报刊亭去买《青年文摘》《读者》等杂志看。

王高峰说汪蕊跟其他女的都不一样。有一次汪蕊给他打电话，说自己心情不好。他们两个人一起喝了一瓶白酒。喝完酒后王高峰和汪蕊一起去了汪蕊那里。即使喝到那个程度了，汪蕊都没有让王高峰得逞。

同部门的老王跟我说，王高峰是看上汪蕊家的家底了。老王比我们大五岁，每天坐在电脑前看各个网站的娱乐新闻，你不论提到哪个明星，从情史到身体指数到家庭出身等等他都一清二楚。王高峰曾经在背后跟我讲过，老王此人实在是太浅薄了。

“先天条件那么好，”王高峰此话是指老王是本市人，“却一点也不上进”，王高峰甚至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了。

老王告诉我，汪蕊父母尽管也在小县城里，但都有固定工作，所以可以贴补汪蕊。汪蕊跟人说过好多次她父母要给她付首付让她买房子。你想想吧，老王跟我说，王高峰这么穷，本来连找老婆都困难，这下和汪蕊一结婚，连房子都有了。他那些女朋友可不能算数的，老王跟我说，真要跟王高峰结婚，怕是跑得比谁都快。

放出跟汪蕊要结婚的消息后，王高峰见了女的不再像原来一样勾肩搭背，嘴巴里好话不停了。他一副目不斜视公事公办的模样。他开始在胳肢窝下夹上了棕色皮包，穿起了西服。衣服皮包都是汪蕊给他买的。

2005年夏天我离开了《都市晨报》，去临省上硕士。就在我离职之前，王高峰和王蕊结了婚。那段时间，高峰逢人就说，汪蕊家的父母是多么好，不仅给他们拿了房子首付，而且彩礼才要了三万块，事实上那三万块还是汪蕊自己的积蓄。

我叫同事在对面面馆聚了个餐。老板娘好奇地问我，听说你们报社不租对面的写字楼了？我摇摇头说不知道。

王高峰含糊不清地对我说，我能跟你说句不中听的话吗？我说你尽管说。王高峰说，三年后你都快三十岁了呢，你现在应该好好适应社会努力挣钱，而不是去上什么学。

我上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七点多王高峰给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去找你吧。一听就知道他喝了不少。我随口回答说，可以呀。没想到当天晚上两点多，他真的出现在了我们宿舍楼下。要知道我上学的城市离张城有二百多公里呢。我俩在宿舍挤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醒来，他怎么也站不起来，只能爬着到卫生间去呕吐，呕吐声在我们隔音很差的宿舍楼道里回荡。一直到第三天，王高峰才恢复过来。我问他家里怎么样？他说汪蕊最近出差。我说你工作怎么办？报社除了周六晚上休息，其他时候都得做版的。王高峰说，没事，老王帮我做了。说到这里他补充说，老王为了赚钱，一天多少块版都可以。那么现在报社的工资不拖欠了？我问他。王高峰说，还拖，不过终归会发嘛。拖个十几二十天就能发下来，现在赵大侠做了社长，他认识很多人，有资源、有能力，大家的工资都还涨了一点。

不过，王高峰用我熟悉的语调说，那点死工资再多能多到什么程度，根本不够生活的。他给我讲最近他准备跟一个朋友代理一种酒。一瓶一百二十八，实际上进价只有十五块，包赚不赔的。我问他定价是不是太高了？王高峰说，现在愿意多花点钱喝点好酒的人多的是，你不能根据自己的消费水平来衡量他们。

就这两天他已经给我讲过好多个宏伟计划了。比如和有关系的同学一起贩煤，比如和另外一个同学合伙开饭店。他甚至还劝说我和他一起投资个项目：“咱俩又不是没有能力，每个人借个十来万还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上完硕士后，我回到张城一家民营大学当老师。入职后我联系王高峰老王等吃了一顿饭。《都市晨报》从那个崭新的高耸入云的写字楼撤回了原来破旧的平房院子里。院子门前正在修路，挖出了深坑，留了一条狭窄的人行通道，走一会儿鞋子就被尘土给弄得灰头土脸的了。

饭吃了一半，王高峰问我，还没有女朋友吗？我说还没有。你真他妈的太辛苦了。王高峰说。接下来他对老王说，你这种城里人理解不了我们这种乡下人的，你就看看对面的这位兄弟，他指着我说，长相有什么问题吗？学历有什么问题吗？不上进吗？如果他父母是城里的，早就老婆孩子热炕头了。但就因为乡下人，没钱，所以都拖到二十八岁了，还没找到老婆。

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吃饭的，刚开始王高峰还做一做付账的样子。后来他跟老王一样，吃完后就坐在那里等。每次他俩都会花很长时间谈论单位人事。新领导赵大侠慢慢地也出了问题，不仅工资越拖越厉害，还乱提拔人，谁能订出去报纸就提谁当领导。最近刚刚把一个记者直接提成了编委。成了编委后，这个和他们原来都很惯的记者突然开始对他们呼来喝去起来。

老王每次都愁眉苦脸地坐在那儿对我说：“你这一步走对了，如果现在还待在这个报社，会废掉的。”

王高峰像以前一样能喝酒。喝了后他又开始给我们磕磕巴巴地讲自己的事。他说他和汪蕊结婚时买的房子早过了约定的交房日期，但开发商就是拖着不交，大家想了各种办法，连拉横幅堵路都做过了。王高峰说现在他不仅得给住不上的房子还贷款，还得租房子。他说他一个月加上吃饭喝酒抽烟，得四千多块，现在压力大得不得了。雪上加霜的是前两个月汪蕊怀孕了。王高峰说，我现在这情况怎么能养孩子呢。

汪蕊他爸妈不是也能帮你们点忙吗？我问。王高峰说，帮个屁的忙，老两口还有一个儿子呢，再给女儿拿钱，儿子都要断绝关系了。

好几次王高峰叫我们去他家吃饭，我们终于去了。汪蕊的肚子已经很大了，她动作缓慢笨重，脸上皮肤也没有原来那么好了。

汪蕊情绪一直很低落。她对王高峰说，你就不能不去吗？王高峰埋头吃饭，不回应汪蕊。

我和老王吃完饭后，硬撑着又看了十分钟的电视，中间汪蕊还把王高峰叫到另外一个房间说了半天的话。我和老王互相看了好几次后，对王高峰和汪蕊说我俩要走了。

王高峰开始穿衣服。汪蕊的目光一直盯着他。

我和老王出门，王高峰也跟着出来了。我回过头去，看见汪蕊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扶着巨大的肚子，昏暗的灯光从低矮的房顶照下来，不知道从哪儿传来滴滴答答的滴水声。

你要去哪儿啊？我们问王高峰。王高峰说，我出去一下。我和老王对王高峰说，你还是回去吧，汪蕊还怀着孕呢。王高峰说，我就是送送你们。

他一直往前跟着我们走。像往常一样，嘴巴上一刻都没停下来，他在说什么呢？他在说大学时候在图书馆打架的事。也不知道怎么就想起了这件事。他讲得十分投入，唾沫横飞。他老是要插叙倒叙在不必要处来回重复描述某个细节，中间还夹杂着许多无意义的词汇和停顿。我和老王好不容易插进话对他说，你回家吧。他坚持要继续送我们，要看着我们上公交车。

我和老王上了公交车，抓着扶手，看向窗外。我的电话响了，我接起来，汪蕊在电话里问，王高峰和你们在一起吗？我对她说，王高峰把我们送到了车站，现在应该是在返回去的路上。我觉得，即使王高峰是爬着回去的，现在也应该到家了。

在一个红绿灯路口，老王指着车窗外让我看。一辆出租车恰好和我们平行停着，王高峰坐在出租车里，手里夹着支烟伸在车窗外。

没多久，王高峰就把到底发生了什么告诉了我。他说他碰上了个女的，这个女的又年轻又漂亮。他一直强调这个女的腿特别长。还说这个女的在一个高档商场当售货员。汪蕊怎么办？我问王高峰，你有什么打算？王高峰说，汪蕊知道啊，你以为她能不知道啊，没事的。

我结婚后，和王高峰产生交集的次数就屈指可数了。一次是王高峰主动邀请我吃麻辣小龙虾。他专门打车来接的我，我印象中光打车费就花了二百多，一是我住得远，二是我们去的地方也远。王高峰说开店的是他的朋友，他前段时间刚给他找关系摆平了一件事。老板也确实过来和王高峰打了招呼，但并不热情。后来顾客都走光了，服务员们都打哈欠了，王高峰还是没有走的意思。我去上厕所的时候，把单给买了。因为我觉得老板好像没有要给王高峰免单的意思，而王高峰好像是在跟老板比拼耐心。买完单，我回去问王高峰，汪蕊现在怎么样了？王高峰眼睛一红说，别提了兄弟，别提她了。说完他用牙齿咬开一个啤酒瓶盖，像许多年前那样，仰起头一口干掉了。他怎么能这么喝呢？那些酒到哪儿去了呢？她看不起我。王高峰主动说道。他分明还想拖时间，恨不得找个话题可以全情投入地聊几个小时。我觉得服务员们已经恨不得一人过来打我们一拳了。我搂着王高峰的肩膀说，咱们一边走一边说吧。王高峰跟我搂着肩膀上了出租车。接下来他进入了倾诉模式，忘记了饭钱，也忘记了出租车钱。他告诉我，因为他弄不到钱，汪蕊觉得他没有本事，现在都把儿子教得看不起他了。他又对我说，那些越早离开报社的人，现在越是混得好，像他在报社这么多年，都成废物了，想换个地方连门道也找不到。

几年后的一天我送完孩子正准备去上班，汪蕊出现在了我面前。我发现她比怀孕时的状态好多了，头发一丝不苟，散发出好闻的香味，看上去年轻了许多。我们站在马路上聊了会儿天。汪蕊说她刚刚策划了一个文化节，这个文化节那段时间到处都有报道，可以说是省里的一件大事。她还说她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儿子在这个学校上学。这个学校很难进的，我是因为我老婆她一个表姐在这个学校当教导主任，才进来的。我没来得及问王高峰的情况，汪蕊电话响了，她接着电话和我握手再见了。

本来我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和《都市晨报》发生关系了。没想到有一天，一个当初的编委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参加他儿子的婚礼。我不禁有些激动，觉得自己应该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去这么久了还记得我，我听说过报社的人经常谈起我考研离开的事，把我也当成了一个榜样。我去了，发现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只是把在报社待过的所有人都叫上了。我碰到了许多我都快忘了的同事。老王和王高峰都在。王高峰远远地就向我冲了过来。有那么一瞬间，我都有点怀疑是不是自己认错人了。他西装笔挺，皮鞋闪闪发亮，头发打着发胶，手里拿着一黑色皮包。好几次，他打开皮包从里面取他的手机，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厚沓钞票。吃饭时，他在桌子上依次摆放着软装中华、苹果手机、打火机。即使婚礼提供了芙蓉王香烟，王高峰还是数次给别人分发他的软中华。他的手指头上戴着硕大的金戒指，手腕上的表闪闪发光。我突然想起他刚结婚时的模样，现在的他因为体型胖了一些，比那时候更像一个成功人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