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民办博物馆人印象

自1996年我国第一批民办博物馆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一场关于文物收藏的探索之旅在北京拉开帷幕。观复博物馆的马未都、紫檀博物馆的陈丽华、老爷车博物馆的雒文有……近三十年来，每个民办博物馆背后都承载着不为人知的辛酸与血泪。这是一群博物馆人的追梦之旅，正是他们的不惧风浪、奋力前行，为民间文物收藏开辟了新天地。

1905年，晚清状元张謇创办“南通博物苑”，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也是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举办的民办博物馆。1938年，日本侵略军侵占南通，南通博物苑文物除少部分提前转移外，大部分被掠夺和毁损，苑址被占为马厩。中国的民办博物馆发展之路，随之断裂在倭寇的铁蹄下。

1996年，北京市文物局批准设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民办博物馆。从此，全国的民办博物馆道路再次起程。

根据北京市文物局公示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北京地区备案且正常开放的博物馆为172家，其中国有博物馆125家，民办博物馆43家，形成了以国有博物馆为主体、民办博物馆为补充的行业格局。

我于1996年起从事社会组织管理工作，幸运地陪跑了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漫漫征旅。在这个过程中，博物馆人怀抱满腔的热爱，以奉献的精神、纯粹的信念、踏浪行歌的身影，照片一样映在我心上。

一、民办博物馆的铺路人刘超英

从博物馆发展的历史画卷中，可以看到民办博物馆的启程，是开始于一个还看不清路的黎明。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私人举办博物馆经验，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并且由于时代的不同，制度的不同，社会环境的不同，完全没有任何可以遵循的经验。而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开放之路，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放眼世界，特别是经济水平领先的国家，以民间资本举办博物馆，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但在我国，在改革开放仅仅是初现曙光的情况下，整体国民经济水平还很低，以非国有力量举办博物馆，是否符合中国国情，是否有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将以怎样的开端呈现，以何种方式发展，既无据可依，也无路可循。

正是百业凋零又百废待兴的时候。社会物质生活比改革开放前有了一定改观，但远没有真正腾飞，精神生活则随着物质生活的抬头，有了起步的趋势，却是收藏的最好时期。绝大多数老百姓尚未开蒙，对文物都是“不识庐山真面目”，极小一部分有识之士有大把的机会找到真品，“捡漏”的事层出不穷。作为首都的北京，历史传统与现实经验，都令眼界宽、知识广的人更多一些，收藏热便似夏日里的风，久吹不凉。

对真正的藏家而言，自己收到的东西是舍不得再拿出去交换的，就算是去交换，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自己的藏品总会越收越多。该存放于何处？如何安全存放？正如百多年前铁云先生所云：“藏之密室，与埋于土下何异？”收藏家们也在思考。

那时的刘超英还是一个普通的科员，在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负责内勤和讲解员培训工作。她经常会接到咨询电话，询问如何创办一家民办博物馆，太多收藏家想把自己的藏品展示出来。

其他一些大城市已经开始有了成立民办博物馆的风向，时常会出现这样的新闻：某市的某某民办博物馆开业庆典。实际情况是某个收藏家找个地方布置些展品，向当地的文物管理部门打个电话说一声，再找一两个记者在报纸上做个报道，博物馆就算成立了。首都北京的民间收藏家更多，咨询电话自然层出不穷，刘超英真是不知道该作何解答。

彼时，与博物馆相关的法律，只有1979年6月由国家文物局出台的《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规定“省、市、自治区博物馆是国家举办的地方综合性或专门性博物馆”，将博物馆定性为国有场馆，没有具体的登记管理政策。当时全国的博物馆，都隶属于各自的上级单位，并没有统一的行业管理。即便是北京市文物局，其下属也只有四家博物馆，全市国有博物馆的底细，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得清楚。

刘超英敏锐地察觉到，对博物馆进行行业管理已经势在必行，成立民办博物馆也有了极大的社会需求，而外省市那种打个电话，报道一下就算成立个博物馆，显然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应有的管理手段。但是该如何管理，她理不出一点头绪。

她只是个三十出头的青年，眼界和学识仅限于已有经验，根本无法预知中国社会将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她隐隐感觉到自己心里燃起了小小的火苗，让她不能不有所行动。

“解题”之前先收集资料，再分析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北大毕业的她在学生时代就掌握的方法，她决定先从了解全市已有博物馆的基本情况入手。这不是工作中分内的安排，也非受领导指派，她没有理由在工作时间干，便骑上自己的旧自行车，利用业余时间跑。那时候没有网络，路也没有现在这么四通八达，并且所有博物馆都分散在各个行业里，没有现成的名单和地址，她只能托关系找朋友，到处去打听，就这样不知跑了多少冤枉路，而她千辛万苦地跑了去，也只是以个人的名义去统计名称、电话和开馆时间等最基础的信息。她能做的实在是太有限了。

她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才对全市已有博物馆的基本情况有了详细的了解，结合她高度关注的其他城市私人博物馆的举办动态，写出了调研报告。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了新的思路，加强博物馆登记管理工作，已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刻。

1993年12月22日，北京市文物局依托刘超英的研究成果，出台了全国第一部有关博物馆登记的地方性法规：《北京市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内容只有短短九条，但首次提出博物馆应向市文物局进行登记，开博物馆行业管理之先河；首次明确公民个人可以建立博物馆，开民办博物馆设立之先河。以此为标志，北京引领全国，博物馆管理工作打开了崭新的局面。

可是，新出台的登记办法毕竟只是原则性规定，到了具体实施的时候，还是一样无据可查无例可依。

既然允许公民个人建立博物馆，就要给其以相应的法律地位。市级国有博物馆是在市编制办公室备案的事业单位，个体公司是在工商登记的私营企业，那么民办博物馆既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又不是国家拨款的事业单位，当如何确认其法律地位？成为摆在刘超英面前的第一个难题。

当时，向北京市文物局提出想办“私人博物馆”的有很多，准入的标准是什么，这是刘超英面临的第二个难题。

她一趟趟跑北京市编制办公室协调推动，为民办博物馆争取相应的“法律身份”，令民办博物馆的法律地位和权利得到保障。她一家家入户对申请人进行情况调查，了解北京市收藏家的组成结构和藏品的种类、数量等，作出“民办博物馆应当成为国有博物馆门类空白”的判断。

当我们顺着时间线来回溯那段历史，会发现当时对民办博物馆的登记管理是有些混乱的。但也因其混乱，而更加真实地反映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一个新兴事物的出现，政府从管理的角度，大众从被管理者的角度，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1996年10月30日，北京市文物局首先向社会发布消息，批准设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民办博物馆：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古陶文明博物馆、何扬·吴茜现代绘画馆、遗箴堂碑帖拓片博物馆。只是一个消息，却立即引起了全国文博界的广泛关注。紧接着，1997年初，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为这四家率先成立的民办博物馆颁发了民办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每个单位都给了事业编制，如观复博物馆有12个编制，古陶文明博物馆有15个编制，何扬·吴茜现代绘画馆有4个编制等。同年8月26日，北京市文物局向它们颁发了正式的登记证书。至此，民办博物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首次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以独立个体的形态进入到社会活动之中。

1998年，《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出台，民办博物馆从宗旨上看更具备公益组织的属性，因此2001年，民办博物馆退出事业单位法人的序列，转而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形式登记在民政部门，并由文物部门作业务主管单位，开始了新的征程。

五年的时间并不漫长，却是政府从管理的角度对民办博物馆的引导步入正轨的过程，成为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重要一程。

身份的明确，是法律地位的明确。作为公益组织的民办博物馆，完全是自收自支，无法享受国有博物馆的财政拨款和税收政策，却要承担与国有博物馆相同的向社会公益开放的责任。刘超英深知其中的不易，又骑上她的自行车，奔波于税务部门，为民办博物馆争取与国有博物馆相同的税收政策。

这还不够。刘超英深知自己作为首先研究民办博物馆管理的专业人士，对其发展有着更深的责任。因此，在之后的工作中，不管职务如何变化，工作如何调整，她也始终关注着民办博物馆这个群体，把其发展道路上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都当成研究的内容，并且从人才培养到场馆建设，从日常服务到财务管理等，组织了无数次专题培训，一步步引领民办博物馆的健康发展。

观复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李瑄告诉我，博物馆人对刘超英的称呼，从超英，到超英处长、超英局长，最后都落到了“超英大姐”上。她说超英大姐的培训从来都是实打实的，对民办博物馆的日常管理非常有效，几十年过去，到现在也在观复博物馆的管理制度中有充分的体现。她说其实那些培训和指导，都是超出超英大姐的工作范畴的，没有人要求她那么做，她都是自觉主动地为大家去服务，她就像民办博物馆的铺路人，有了她，民办博物馆便有了方向。

如今，全市博物馆管理工作井然有序，四十多家民办博物馆与一百二十六家国有博物馆一起，为构建北京建设博物馆之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十多年后的这个冬月，我在孔庙的一间办公室里与超英大姐见面，听她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说起那些尘封旧事。灰白的发色为她涂抹了更多颜色，脸上也有了岁月的褶皱，这让她更加立体，也更加深厚，还有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带着三十多年不变的光芒。

为博物馆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她，已经从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又进入到北京市博物馆学会担任理事长职务。依旧是忙忙碌碌，连周末都不得休息。但她没有一丝懈怠和抱怨，于她而言，能为博物馆事业奋斗终生，就是她最大的幸福。

前些年因为意外摔了腿，导致股骨头坏死，她日常行走都离不开一根拐杖。但她的微信签名是：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我知道，那是一个人的精神追求，摆脱了身体的圈缋在岁月里驰骋。

二、观复博物馆领跑员马未都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向公众开放的民办博物馆，观复博物馆无疑是民办博物馆的先锋队伍，而马未都则是这支队伍的领跑员。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在《道德经》中用这句话告诫我们：对于外界的干扰和诱惑，人的私欲就会膨胀，于是心绪无法空明宁静。要想让心灵不要在忐忑不宁中度过，就要能够“致虚”和“守静”。既然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都有其自身规律，从生长到死亡、再生长到再死亡，生生不息，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我们对身外之物何不去坦然面对？

马未都感念于此，在发起设立博物馆时，为其赋名：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后更名为观复博物馆。那时候，马未都还是北京众多收藏家中的一员，除收藏外，还担任过文学编辑，出过书，做过编剧，仅仅是基于对古老文明的热爱，便放下了其他爱好，一门心思地扑到民办博物馆的行业里。不知他能否看得到未来，是否想得到，他的这个“致虚守静”的决定，不仅仅是改变了自己后半生的人生曲线，更是为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开创了一条新的支路。他所举办的博物馆，成为将来的任何时候，谈到中国博物馆发展都避不开的话题。从那时起，观复博物馆从最开始蜗居于琉璃厂西街一座上下三层、展览面积只有三百平方米的仿古建筑，到现在扎根于占地五千平方米的朝阳区金盏乡张万坟金南路18号；从最开始马未都的单枪匹马，到现在拥有员工八十多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