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穆朗玛

半生远去，旧事如烟，但那份朦胧单纯的情感始终藏在内心深处，还有那座只在地图册上看过的珠穆朗玛峰。当年北京城里的乡下小保姆，而今为女儿待产又来到这座城市，物是人非事事休，青春的记忆都已蒙垢，唯有那座遥远的山峰因着坚持与信念而闪光。

一

在火车上，朱丽透过车窗，俯瞰到沿岸的村庄被洪水淹没了，铁轨架在高处，低处的房屋和田地积木一样立在水中，有些房子的瓦顶被冲垮了，露出木梁。朱丽靠那些立着的电线杆猜出路原先在哪里，水代替了陆地，水面微皱，细小的浪被风赶着在湖面上向前波动，鹭鸶单腿立在屋顶的电视信号接收器上，把头埋在翅下，用喙梳理羽毛。假如没有这些房屋，她会以为这里本来就是水泽。

洪水预警是上个月的事了，朱丽家所在的段庄也接到了预警，不过，她还是像往常一样去村里的羽毛球厂做工，她没有按照村委会的要求收拾家当，更加没有联系住在别处的亲戚——谁家愿意被叨扰呢？何况，活了快六十年，朱丽的耳朵已经习惯了听到有关洪水的消息，芜城处在长江和淮河水系的交界处，又临近巢湖，水系复杂，夏季常有洪水预警。

最初她是从外婆嘴里听到关于洪水的故事的。

童年的记忆大都是片段式的，她记得那是一个好天气，外婆在枫杨树下扇着扇子，她说天慢慢热起来了，不过好在今年的雨不是很多。那一年生产队长敲着锣满村跑，说大坝要破，她拖着孩子们躲到山头上，大雨过后日头毒得很，水汽被烤得往上蒸，再加上没什么吃的，人的内里都被熬虚了，肉松垮地贴在骨头上，老了好几岁。好在袋子里的红薯干被吃光之前，洪水退了，大坝保住了。回到家，房门下半截在水里泡烂了，生了青苔，屋子里面灌进了半截腿那么深的淤泥，从泥巴里抠出桌椅板凳，缝隙里嵌进去的淤泥弄不出来，好多年后，都有一股泥味。至于人，在洪水中失踪了几个，吃了不干净的水后拉肚子又死了几个。外婆告诉她，大妹，以后你成了家，记得水缸里要抹上明矾，等水澄清了再喝。芜城不缺水，但外婆所知道的人中因水而死的，她隔三岔五便能从脑海中打捞一个出来。

外婆活了九十五，洪水没能带走她的性命，她死于一株地耳。雨后这些橄榄色的藻类从土中发出，外婆蹲下采摘时忽然腹痛，送去医院检查，肠子破了。或许是早年就有的肠道疾病引起的，又或许是因为她年纪太大，肠道变得很脆弱了，在蹲下时忽然裂开，总之因为一株地耳，她走完了九十五年的生命。外婆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懂得分辨各种野生植物，雨后会有地耳和笋可以挖，喉咙痛的话，去无人居住的老房子附近能找到土牛膝，它的根茎能治喉疾，要记住，被牛尿淋过的不能吃。诸如此类，外婆将许多乡村生活常识教给了朱丽，但时间走得太快，九十年代末各个村渐渐都通了自来水，外婆教的那些知识很快便像明矾一样不再被需要。

旁边的男人问朱丽能不能把帘子往下拉一点，阳光有点刺眼，朱丽拉下帘子，洪水侵入的村庄被隔绝在窗户之外。朱丽住的村子还没被洪水冲毁过，最多是雨下得满了，倒灌进屋子，把冰箱和皮质沙发架到板凳上就行。她为此责怪过丈夫段志军，按照她的说法，沙发就买木头的凑合一下就行，找村子里的木匠打一副，还能省下不少钱。段志军却在商场里的一组皮沙发前徘徊了半个多月，终于下定决心把它买回家。沙发很重，两个搬运工人才把它搬进屋子，段志军坐在沙发上，看着面前落地水族箱里游动着的金鱼。朱丽希望段志军能够多去外面，哪怕像那两个搬运工一样，白天出去做活，晚上口袋里带着钱回家，可段志军更情愿过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他在一家羽毛球厂当会计，下班后会去大排档喝酒，把钱花在酒和一些没用的玩意儿上，诸如落地鱼缸和笨重的皮沙发。朱丽想，哪个农村家庭需要这些东西？

旁边的男人指了指她脚下的红色塑料桶，跟朱丽说，你可以把桶放到走道尽头，那里地方宽敞。朱丽摇摇头，用脚轻轻踢了踢桶说，里面都是土鸡蛋，我怕人家不注意弄破了。他们聊起天来，朱丽知道男人是去徐州工作的，他对朱丽说，你会做饭吗？我的工地上刚好缺个做饭的。朱丽摇摇头，说，我要去北京伺候女儿坐月子。

出发之前，朱丽想让段志军将芜城去北京沿途经过的城市写在纸上，她害怕自己会坐过站。段志军告诉她，北京是最终站，不会坐过站的。段志军说，你又不是没去过北京。朱丽说，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你。

那时候朱丽才二十岁出头，在几个村合办的小学里读了几年书，认识了一些基本的汉字，便回了夏庄的家，织草包赚钱兼照顾弟妹，后来村里有人做生意，贩鸭毛和鹅毛去江苏那边的羽毛球厂。朱丽也跟着几个姐妹一起，挎着篮子走街串巷去收鸭毛，收来的鸭毛再卖给那个生意人。朱丽记得，那时收一篮子毛，差不多能卖五角多钱，五六个硬币揣在口袋里，朱丽觉得自己像一张宣纸，被这几角钱压得稳稳的，什么风也吹不跑。钱挣回来，当晚就要交给阿娘，阿娘把钱收在饼干罐子里，放在衣柜最深处。阿爷有时帮村里人做木工活，也能挣点钱，但木工活不是经常有，乡下地方，生个儿子盖个楼，儿子出生到娶妻，最短也要近二十年工夫。阿爷决计不是个勤劳的木匠，他不拉自己的队伍，也不走村串巷找活干。刨子和墨斗放在墙角，有人上门了，递一支纸烟，讲几句“上梁缺个人”之类的话，阿爷便带上工具，随来人走了，一去一整天，回来后一身酒气，兜里带回来染色的花生和红枣，以及几块钱毛票。他靠在墙角，张着膀子，笑眯眯看孩子们的头拱在他的腋下，争抢荷包里的花生和枣。

朱丽有时会偷偷去衣柜里查看，锈斑覆盖住了罐子上的油彩画，穿旗袍的美人脸上满是点点锈斑，打开盖子，饼干残留的味道扑面而来，朱丽一角一角地数着硬币，将它们攥在手里，再“哗啦”一下丢进罐子里，朱丽总想着，什么时候能填满这个罐子。

那个秋天，在北京打工的二婶寄来一封信，她同时也给村子里其他有姑娘的人家寄了。阿爷看完后，夜晚同阿娘商量，朱丽睡在隔壁，木板隔的墙不隔音，窸窸窣窣的说话声传来。这间房睡着她和二妹，二妹朱华17岁，两个小点的弟弟，一个15岁，一个14岁，孩子们同父母在一个房间里睡到12岁上下，阿娘磨着阿爷用木板另隔了这间房，给两个姑娘做房间，男孩子们就在堂屋里用木板搭了个床。二妹说：“阿姐，你要去北京了吗？”朱丽翻个身：“别瞎扯，搞不好是要你去。”“我年纪还不够。”被单盖到嘴边，二妹的声音嗡嗡的：“青姐、荷叶姐她们都收到了信，荷叶姐认得字，她讲二婶在北京当了保姆头子，要在村里挑几个顶事的小姑娘去做工。”见朱丽没说话，二妹又问：“阿姐，你说北京是不是家家都有电视机呀？”

朱丽同阿爷去县城买鸡饲料时见到过电视机，那时候夏庄去县城没有水泥路，甚至连条像样的石子路也没有，春天下完雨后，小土路上布满水坑。那时候也没有胶鞋，阿爷和朱丽赤着脚，阿爷把扁担竖着拿在手上，朱丽则提着一只化肥口袋。相较于在暑热尚存的秋收后挑公粮进城，朱丽更喜欢在春天去买鸡饲料，路旁的田里油菜花长势正旺，黄色铺满大地，甚至见不到一点绿，春雨下得不急不躁，让一切生命慢慢从沉睡中苏醒，发芽的发芽，开花的开花。朱丽看到水坑里有白桦树和灰色天空的倒影，路上一只蛤蟆被她的脚步惊动了，跳着掠过水坑，躲进了油菜花田，树和天空的倒影也被震碎了。快进城时，阿爷招呼朱丽在水稻田里把脚洗干净，穿上鞋子。县城的柏油马路，朱丽觉得脚踩上去硬硬的，跟软烂的泥巴路触感完全不同，进了城，她看到路上的人中有不少骑着自行车，偶尔还能见到汽车，只不过隔着几条路，城里和乡下简直就是两个世界。

朱丽喜欢进城，每一次都能发现一些新鲜事物。在阿爷买饲料时，朱丽看到商场的橱窗旁有不少人在围观，她挤进去，看到一个脸盆大小的盒子，里面在放《地道战》。每年夏天，放电影的人下乡时，都会放《地道战》，但朱丽还是第一次见到没有幕布和放映员就能演的电影，朱丽问旁边的大叔，这是什么东西，那个人告诉她，这叫“电视机”。

那天回来以后，朱丽一直想着电视机的事，秋天进城交粮，一向不爱参与这件事的朱丽主动提出要去，回来后一副想心事的样子。出门倒洗脸水的时候，她突然停止了动作，二妹问，阿姐，你在想什么？朱丽说，我在想，那些人是怎么进电视里去的？她把脸盆放在地上，抬头看了看天，又蹲下来，用手掬里面的水玩，天空的倒影被她揉碎了。

朱丽看着屋顶，稻草混合草木灰抹的房顶，上头再用稻草铺一层，年岁久了，雨水和雪水吃掉了不少稻草，下雨天烟黄的水滴下来。隔着木板，朱丽没少听父母谈论两个弟弟的事，他们没有一个热心读书，大点的弟弟说，冬天写字太冷了，手冻了疮。小点的弟弟常常背着书包，跑到桥下睡一上午，再背着书包回来。

朱丽知道弟弟们长得有多快，她还记得从阿娘手里接过两个弟弟的样子，红红的一团，五官挤在一起，阿娘说她刚生下来也这样，还没来得及细看，孩子们就长开了。阿爷阿娘用蔬菜和米汤养大了几个孩子，他们的身体都出奇地结实，像田埂上的牛筋草，一点点泥巴和雨露就能活。然而要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大弟弟穿旧的裤子，裤脚用布头接了几次，再传给小弟弟，很快裤子便不再能满足小弟处在青春期的身体，阿娘在煤油灯下追着孩子们的生长速度一般添布头和补丁。男孩子们每长高一寸，距离起楼盖房的时间线就近一寸，饼干罐子里的硬币支撑不了这个家庭的重担。

于是，过完年，朱丽就随着村中其他几个女孩子去了北京，没过两年，二妹也跟着来了。两个女孩在北京攒下的钱，全部寄回了家，给弟弟盖房子，在当时的夏庄，这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二

当年芜城到北京没有直达火车，是二叔领着朱丽和陈青、陈荷叶两姐妹去合肥的，在合肥火车站过了一夜，第二天三个姑娘再坐火车去北京。

二叔年轻时当过军医，退伍后回到夏庄，做了赤脚医生，他会打针、开西药，也会针灸放血，自己拿白漆在药箱上写“中西结合”，药箱里除了青霉素之类的西药，还常年放着一个不锈钢酒壶，是在部队里得来的，里头盛着散装白酒。酒喝多了，针灸的时候扎错了穴位之类的事便发生过几次，万幸不曾出过人命，但来找他治病的人因此少了很多。二叔和二婶生了四个孩子，其中有三个男孩，二叔喝酒耽误事，家里渐渐入不敷出。二婶的父亲当年是大队书记，她做姑娘时跟着父亲后面见过些世面，常去村里大队部拾旧报纸回家，丢进灶膛之前总要看一遍。当她看到“芜城保姆进京热”的新闻后，二婶受到了启发，四下打听附近哪个村有人在北京，几个月后，她成了夏庄第一个去北京的人。

在火车站附近，二叔给三个姑娘一人买了一碗馄饨，他自己要了一碟花生米，从怀里掏出不锈钢酒壶喝了一口，笑眯眯地对三个姑娘说：“快吃吧，明天要坐一天的火车呢。”

馄饨汤里放了猪油和香葱，朱丽心想，真舍得，一碗不知道得多少钱！好在最后是二叔掏的钱。火车开动前，二叔在窗外，又给三个姑娘一人塞了五角钱，嘱咐她们路上不要跟陌生人搭话，下了车不要乱跑，手牵手走路，出了车站别乱跑，等二婶来接。

火车上的一天极其难挨，朱丽抱着自己的布包，不敢放到架子上，陈青和陈荷叶两姐妹的位子跟她隔着个过道。二叔买票的时候光顾着买连号的，没注意中间有个过道。到了饭点，朱丽从包里掏出阿娘烙的面饼，白面加香葱，放足了菜籽油煎的，平时家里从不敢这么浪费油。罐头瓶里装着凉白开，她不敢多喝，只抿一点。陈青和陈荷叶两姐妹的饭盒里装着掺了高粱的米饭，只在饭盒一角堆了点腌雪里蕻。她们家日子过得艰难，阿娘生了四个女孩，第五个才得了男孩，月子没坐好，病恹恹的，大夏天穿长袖褂子，做顿饭都要扶着灶台。原本两姐妹的阿爷在砖窑厂烧砖，也算是个活路，但阿爷春上忽然害了缠腰龙，到现在都没好透。和朱丽一样，陈青没读过几年书，她的妹妹陈荷叶读书成绩好，原本能读中专，但她心气高，想上大学，读到高二，阿爷的病来得猛，实在找不出钱再给她读书了，陈荷叶是哭着坐在陈青的自行车后座离开学校的。

雪里蕻腌的时间有点久，味道不好闻，对面的姑娘捂了捂鼻子，陈荷叶用饭盖住了菜。陈青几口把菜吃完，车厢里不少人离开了座位，她问对面的姑娘，这是到站了吗？姑娘说，去餐车吃饭呢，火车餐不用粮票，运气好肉能吃到饱。陈青问多少钱一盒，朱丽也把头往过道那边歪了歪。姑娘说，三毛五一盒，荤素都有。朱丽低头咬饼，陈荷叶把头几乎埋在饭盒里，只有陈青，把饭盒盖上，对陈荷叶说，我去餐车看看。又问对面的姑娘，餐车在哪里。

火车到站以后，三个姑娘下了车，跟着人流出了站，朱丽记着二叔的话，挽着陈青和陈荷叶的胳膊，怕被人群冲散。二婶举着牌子在站外，陈荷叶认识字，老远就看到牌子上的字，走近点，朱丽才看到二婶。她头发不长，但还是烫了一头卷发，衣服倒没买新的，还是一身蓝色西装褂，二婶做过村里的妇女主任，这身西装她去县里面开会时才会穿，里头是一件米色的确良衬衫，脖子上系了一条红色丝巾。朱丽说不上二婶哪里变了，若说洋气了，也谈不上多洋气，穿的还是过去在家时穿的衣服。那条丝巾，在路上二婶说了来处，是雇主淘汰下来的，只有头发是花了三块钱做的。但跟在乡下时不同，二婶走路时步子变小了。她过去迈着大步提桶去湖边，赤脚站在石板铺的洗衣台上，甩开膀子捶衣服，像一株支棱着叶子的蓬草。二婶带她们去搭地铁，三个姑娘没听说过，二婶说，就跟汽车一样，不过大一点，在地下跑。朱丽说，那不会撞车吗？直到进地铁站，朱丽站在亮堂堂的大厅，她第一次知道地底下也能那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