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与恐惧

编者按：近年来，跨文化交往备受瞩目，在世界中写作已成常态，从2024年第10期起，本刊开设了“到世界去”专栏，约请著名作家撰写在异国他乡的文化经验，以飨读者。本期推出张翎走进东非散记之二。

缘起：一根烧了半生的灯芯

一个人一生中大约总藏有一个梦魂萦绕、不去就不得安宁的地方。人对这个地方的念想，有时是出于对另一个人的牵挂，或者是因为某本书里的某句话铮地拨动了心里的一根弦。有的人终其一生也未能抵达那个地方，有的人虽然抵达了目的地，但已是多年之后的事了。最终站在那片土地上，回溯最初的缘起，心境已是惘然。就像是一根长长的灯芯，终于燃到尽头，爆出一朵大灯花的时候，通常已经记不得最初点燃灯芯的，是哪根火柴。

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非洲。虽然最终走进非洲时，人生已过万重山，记忆早就千疮百孔。但我依旧记得，最初点燃我心中那根灯芯的，是什么火源。

1983年，我从复旦大学外文系英美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指导员的手指轻轻一捻，我就被剔出了熟悉的江南街景，分到了京城一个与专业毫不相关的单位。那时候，北漂这个词尚未问世，北京也并非所有人（尤其是南方人）定居的首选。在人生地不熟的大都市里，我伸出触角慢慢探入北方文化。不再需要读指定的书，做指定的作业，考指定的试，担毕业分配的心，八小时之外，我突然多出了许多时间。那是我一生中最自由也最迷惘的时刻，如长久负着重荷的驴，突然从磨盘上卸下来，竟然不知所措。于是，我开始找闲书消磨时间。远离狄更斯的艰难时世，狄金森的神秘死亡隐喻，霍桑清教徒世界里的欲望和挣扎，奥威尔寓言般深奥的政治嘲讽，我挣脱了经典小说的枷锁，开始略带愧疚地进入轻快的流行文学。

当时市面上吹得最强劲的两股风是琼瑶和三毛，但琼瑶我浅尝辄止，未能入心。她书里那些花前月下千回百转的爱情故事，离我似乎有三万里之遥。一个人难道非要行过那样迂回漫长的路途，才可以走到隧道尽头？不，那甚至还不是尽头，而仅仅只是开始。假如开始就要燃烧如此多的脂油，那还会剩下多少光亮，可以照明未来冗长的中年和衰老？我不寒而栗。在我心中，爱情应该是某个站在路口等待着的人，撞上了，就约着一起走很远的路，看很远的风景。简直明了，不费心机。于是，我丢下琼瑶，捡起了三毛。

那时的书很便宜，几毛钱一本。我买了市面上所有三毛的书，并仔细地看过了每一本。当我读到《撒哈拉的故事》时，刹那间被吸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洞。非洲。我心中有一束火苗，被砰的一声点燃。当时我是煤炭部下属机关的科技翻译，炽热的文学梦想，被掩埋在岩石一样冰冷的煤炭技术资料之中。我走过最远的地方，便是北京，其次是山西大同——那是中国最大的矿区之一，我隔几个星期就要去那里出一趟差，也下过那里的矿井。

记得大学毕业到北京报到，绿皮火车载着我经过南京长江大桥，田野的颜色从南方的葱绿渐渐过渡到北方的灰黄。从未出过江南边界的我，在火车上放声大哭。那个没见过世面的我，却被三毛哗的一下席卷到了万里之外的非洲。那时我对非洲的理解，是以大陆为划分单位的，粗略到无知和愚蠢的地步。假如我的认知板块可以用数学方程式来显示，那么当时我脑子里关于非洲的设想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非洲 = 非洲地图里所有国家的总和 = 撒哈拉 = 三毛。

等到我可以稍微细致一点地划分非洲版图时，时光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当年与其说是非洲吸引了我，不如说是三毛的生活方式吸引了我。我想像她那样无羁无绊地行走，好好看一眼外边的世界。一个人假如一生中从未想到过逃离，那么，极有可能他从未年轻过。而非洲，就是我心目中的外边世界的一个代名词。当然，欧美也是，而且通往欧美的路有语言作舟，更便捷无阻。所以，我选择了欧美这条路——那是后话。

在许多人的一生中，早年燃起的激情和向往，会被日复一日的生活日常渐渐侵蚀而最终熄灭。所幸的是，我的非洲之火在熄灭的边缘上，总会一次次及时遇到加油站。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一个中外煤炭合作项目的英文翻译，我被单位委派到北美工作半年。在加拿大，我看了一部名为《走出非洲》的电影。几十年过去，电影中的大部分故事都已经淡忘，只剩下两个情节，一直没有被岁月的流水所冲淡：来自丹麦的女主角凯伦·布里克森，因咖啡园生意破产被迫离开非洲，临行前与黑人管家道别时，她问他是否知道她的名字。一直以“夫人”尊称她的黑人管家，在那一刻叫出了她的名字。那个场景，突然戳中了我内心的一个柔软之处。我第一次感受到：种族、身份、地位的藩篱，是不能完全隔绝人和人之间源自本能的情分和相知的。还有一个难忘的场景，是凯伦破产之后，咖啡园以及周边领地皆被拍卖。凯伦跪在英国总督面前，恳求总督不要赶走在她领地里居住的当地黑人。下跪陈情在东方文化里是一个熟悉的习俗，而在西方文化里，却是触目惊心的异常举动，令我动容。

离看《走出非洲》的那个年头，转眼就过去了几十年。当我终于来到凯伦庄园的旧址，看到当年这部轰动全球的文艺大片的真实拍摄地时，我已经是一个经历了很多变迁、不再轻易相信神话的人。凯伦在非洲经历过的日子，果真与电影里有很大差别；她所委身的男人们，也不全是电影中所呈现的样式。编剧本的，很给了这两个男人一些面子。或许归根结底，这面子是给凯伦的，毕竟凯伦遭遇的男人，是凯伦自身的镜子。而凯伦当年为当地孩子们建立的学校和为基库尤族黑人力争的栖身之地，如今已是沧海桑田，仅存于纪念馆的馆藏文件和历史书的记载之中。《走出非洲》将我对非洲的理解细化了许多，我第一次知道了凯伦当年的居住地的正式名称是英属东部非洲，在1920年才改为不列颠皇家肯尼亚殖民地。

而把我对非洲笼统而模糊的向往真正聚焦到肯尼亚的那个人，是海明威。在大学里我就读过了海明威的全部长篇，而他较短篇幅的作品，却是在后来的日子里慢慢补齐的。《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是编在他一本小说集里的故事，篇幅不长，介乎于短篇和中篇之间。翻开那本集子的第一页，第一段话就让我感觉心脏微微地颤动。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19710英尺的长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的庙殿。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

这一段开场的话，与后来的故事发展并无多大的关联。生命迫在眉睫的流逝，死神的羽翼在男人脸上渐渐浓重的阴影，爱情在死亡面前的无奈和无望……生活的真相剥洋葱似的层层揭示开来，每一层的推进都是那样敏感，冷酷，克制，藏匿着宗教般的神秘。让我经年难忘的，与其说是海明威无可企及的叙事力量，倒不如说是书中那座非洲之山若隐若现的神秘身影。后来再反复读这篇小说，乞力马扎罗山在我心中的轰鸣声，一次比一次响亮。此生假如不能亲眼看到这座山，灵魂难得安宁。我的非洲定位，到此时已经逐渐清朗：凯伦和海明威非洲记忆的重合之处，即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边界地段。

另一个绕不过去的非洲灵感，来自我曾经的工作环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不能靠稿费养活自己。我是温州人，温州人的血液里，似乎天生流淌着经商的基因。近年大批温州籍作家在文坛上频繁而惊艳地现身，他们中有好几位都是经商出身，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而我，除了羡慕之外，更为虚担了温州人的名声而自惭形秽。除了读书，我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是个低能儿，连最简单的账目，也会算成一锅糨糊，所以我为支撑写作所走的路就格外迂回漫长——我只能靠读书改变现状。出国几年之后，我彻底改换专业，毕业之后通过执业考试，最终成为临床听力康复师，并在这份工作上待了整整17年。

我工作的诊所，是一个小小的联合国。我的同事来自伊朗、南非、肯尼亚、坦桑尼亚、索马里，而出生于加拿大的四位同事中，有两位是第二代牙买加移民。诊所处于一个移民聚居地段，每一位走进我们诊所的病人，几乎都可以在我们中间找到一种可以沟通的语言。我们最牛的自设广告词是：We speak your language.（我们能说你的语言。）我最快乐的时光，来自和非洲背景的同事们天南海北的神侃。她们口中的非洲逸事，常常听得我如醉如痴。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来的两位同事，祖辈皆来自印度。后来我真正来到肯尼亚时，惊讶地发现肯尼亚的人口构成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印度裔。这些人的祖先，大多是殖民时代被英国从印度招募来修建东非大铁路的劳工。

来自坦桑尼亚的那位同事，是为了孩子的前途而选择移民到加拿大的，但她却很少为子女的将来担忧。她手中持有几张信用卡，像玩扑克牌似的，用这张卡来冲那张卡上的欠款，快乐地支付着天文数字般的高额利息，把每天过成一个没有明天的盛节。她的感叹从来不是关于账单的，而是关于加拿大毫无新意无聊沉闷的日子。听得多了，我忍不住问：“你在非洲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她看着我，仿佛在怜悯我的无知。“晚上只要不下雨，我们就坐在街边车顶上看星星，听远处狮子，或者郊狼，嘶吼。” 她对我吹了一个响亮的口哨，“我们会这样招呼从我们跟前走过的男人，当然，是有肌肉的那一款。非洲很少有胖子，假如你路上见到一个，那一定是美国游客。”

我怔住。

在我最癫狂的夜梦里，也不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我的青葱岁月里，对一个心仪男子最大胆的举止，也不过是在一个隐秘的角落里，写下几行隐晦的、生怕落入他人之眼的日记。太平富足的日子里，人们习惯于从金钱所能抵达的有限几个渠道中寻找刺激，富足和无聊似乎是无法分解的连体婴。而贫穷却驱使人去寻找不花钱的乐子，大自然就变成了最便捷的途径。在太平和富足已经成为稳固的现实时，我那位同事的夜梦里，却是回荡着狮子郊狼嘶吼声的浩瀚星空。一个人大约永远不会真正珍惜攥在手中的东西，只有失去的，才会在回忆中定格为永恒的魅力。人生就是这样一场破坏性实验，靠破碎和失去来印证存在的价值。在她面前，我感觉自己从来没有真正活过。我不可能把岁月像读完的书那样合拢，从头去过一遍她的青春。但是，我总是可以在还有劲道的时候，看一眼她在非洲蜕下的那层皮。她从我的生命中走过，不经意间成了我非洲之梦的另一根火捻子。

远行的念想在心里存了多年，却迟迟未能成行。年轻的时候，是没有钱——非洲的行程，耗资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后来付得起那些费用了，却抽不出时间：一份全职听力康复师的工作，加上一个被时间憋屈得变了形的写作梦，再加上远在故土的老去的父母亲，非洲自然而然就成了一个可以暂时搁置的愿望。只是没想到，这个暂时，竟在不知不觉间被拉成了几十年。

再后来，我终于辞去了听力康复师的工作，还给自己一个自由身。可是，我突然发现我已经失去了年轻时的胆气。在网络渐渐发达起来的时代里，关于非洲旅行的种种资讯，可以在举手之间获取。网上到处漫溢着各种版本的恐怖传闻：恶劣的卫生条件，随时面临的生命危险，动荡不安的政局……看到的信息多了，信心就不那么坚定了。在外界一切条件成熟之后，我内心却生出了一丝犹豫。我开始怀念没有互联网的年代。眼不见心不烦，无知者无畏，知识越多胆子越，市井的说法里有许多真理。

网上游客的体验虽存在个体差异，但在有一点上却几乎众口一声：想去非洲，只有跟团游才是相对安全的。我的心凉了一截：这不是我四十年里心心念念的非洲行样式。旅行团的路线规划出来的，是一段明信片景致，一件供游客带回家去摆在柜子里的工艺品。但我想看的，是一个冒着人间烟火气的真非洲，哪怕是千疮百孔的。

按照我的心愿去看非洲，唯一的方式是自由行。这样的旅行需要同伴。这些年里，我多次和先生说起过我的非洲心愿，每一次，得到的都是模棱两可、顾左右而言他的回应。他从未明确地表示过拒绝，但我知道他的含糊就是一种拒绝——他在担心我的身体承受能力。这些年里，每一次远行，我都会或多或少地出一些状况。2022年秋天的葡萄牙之旅，两周中我就先后发了两场莫名其妙的高烧，都近乎40摄氏度，有一半的时间躺在旅馆的床上，把肺一块一块地咳在纸巾里。最难受的时刻里，我竟然产生了自己可能回不了家了的幻觉。那正是新冠在世界上的最后一轮反扑，但我得的，却不是新冠。回家后，朋友们见到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说什么哪？这年头居然还有真正的感冒？这是疫情年代里的一个经典冷笑话，几乎可以永垂史册。那次旅行体验，给我后来的旅行计划蒙上了一层持久的阴影。我开始接受现实：也许，这一辈子，在阴差阳错的蹉跎之中，我已经错过了非洲，我将带着这样的缺憾离开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