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路者”瞿秋白

一

动身远赴苏俄莫斯科之前，瞿秋白心里最难舍的，还是自己落魄潦倒、寄人篱下的父亲。

1920年10月16日，刚参加过“五四运动”的瞿秋白，就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和《晨报》同时派去的李宗武、俞颂华等人，远赴“赤潮澎湃”的苏俄采访考察。“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国内外反动势力激烈斗争，城乡基础设施与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生活物资极度缺乏，全国皆处于普遍的饥荒中。没有吃，没有穿，每天都有人饿死在路边，时人称之为“饿乡”。瞿秋白还患有严重肺疾，堂兄瞿纯白劝他勿去“绝地”。瞿秋白却感山河破碎，身世浮沉，正是抒发英雄志、笑傲天地间的大好时机。他用指天誓日、斩钉截铁的态度告诉劝阻他的人：“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

如果说鲁迅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从中看见了世人的真面目，那么对于瞿秋白而言，人事代谢与春秋蹉跎，仿佛是清冷的秋风将原本在山间自由飘飞的落叶，彻头彻尾地扫入谷底。瞿家在出生地江苏常州，本也名门望族，祖上历代多出进士举人。奈何至父亲瞿世玮这代，不仅没保住诗礼簪缨的累世风流，日子甚至过到举步维艰的地步。瞿世玮无产无业，常年寄居在叔父瞿赓甫出资建造的瞿氏宗祠——常州旧城里青果巷八桂堂天香楼。瞿赓甫是晚清重臣张之洞幕下之能吏，在湖北为官三十余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推行新政时，将瞿赓甫倚为左右手，委其办织布、矿务、缫丝、炼铁各局厂重任。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瞿赓甫夜以继日为张之洞征兵筹饷，克艰纾难。雷霆转战三千里，风浪同舟十五年，二人意气相投，同心同德，不失为晚清官场一段佳话。

早年瞿家日子阔，瞿世玮修剑术、习医道、学绘画，颇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之风。1903年，叔父瞿赓甫死于任上，瞿世玮学到的那些无以为生计的屠龙术，根本负担不了家庭经济开支，生活便在妻子金衡玉一人肩上担着。1916年春，瞿家所有家产皆已典尽，还欠下一屁股债，债主日日催逼，生活面临破溃。家徒四壁，捉襟见肘，金衡玉眼睁睁望着昔日的飞檐高轩，如今碎成破砖烂瓦，生活像是一头猎物般，被无常的命运之矢射进死穴，一丝丝不得动弹。

金衡玉本是广东盐大使金心茗次女，嫁入瞿家前，过的也是锦衣玉食的富贵日子。饱读诗书的她，更是懂得“日中则昃，月盈则食”的道理。她望着眼前这壁有苍苔甑有尘的屋子，面对无可挽回、死水一潭的生活，富贵早已成明日黄花，以后恐怕连温饱都要成问题。金衡玉像是一头迷路的鲸鱼，海面无边无际，她不停地翻动身躯，搅动起生活的浪涛。但再多努力也是徒劳，她的大海阴冷潮湿，恶浪翻滚，海面苍苍茫茫，找不到指引前行之路的灯塔。她终究是累了，是年正月初五，抛却无辜孩子和难以为继的家庭，用虎骨酒吞服红火柴头，一了百了。后来，瞿秋白在1922年出版、真实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社会现实的报告文学集《饿乡纪程》绪言中写道：

“从我母亲去世之后，一家星散，东飘西零，我兄弟三个住在北京，还有两弟一妹住在杭州四伯父跟前，父亲一人在山东。”

突如其来的变故，令瞿世玮猝不及防，他仿佛经历了一场骇人的噩梦，在梦里被烈火焚烧，被刀斧砍斫。世界这么大，妻子撒手而去，留下自己缥缈若孤鸿。然则饭还得吃，日子还得过。金璇去世后，瞿世玮顶风雪渡黄河，千里跋涉来到山东济南府，投奔同乡山东乐陵县知事王璞生。此时，瞿世玮早先修习绘画的经历起了作用。王璞生念及乡情，见瞿世玮为人也算忠厚，又擅绘画，便慨然接纳他当家庭教师，允其借住在济南大明湖南岸的娘娘庙街15号王家府宅。

大明湖畔，是极具性灵之所在。微风过处，水波漾起，一道道波纹像是一条条锦缎，柔软地静卧在湖面。没有风的时候，湖水清澈见底，和蔚蓝的天空浑然一色，分不清是湖底的鱼儿在天上游，还是天上的鸟儿在湖里飞。一泓碧水自鹊华桥码头蜿蜒而出，流向王璞生的家。王璞生站在高逾数丈的鹊华桥上向北眺望，近处是荷柳相依，桨声灯影，画舫轻摇。远处是鹊山横亘，华山巍然，二山遥遥相对，相看不厌。沿途的稻畦菜地、莲塘水村、茅屋渔舍，都仿佛在湖中沿着水路纡回行进，待一点细雨飘落，便又纷纷隐现于朦胧云烟里去。

当晚在湖畔酒家，瞿秋白与父亲瞿世玮外加王璞生三人，围着草棚底下一张小圆桌对坐。饭菜下肚，酒过三巡，暗淡的灯光把气氛装点得冷冷清清。看着眼前的残肴剩酒，三人谁也不再动筷子，颇有些面面相觑的尴尬，瞿世玮率先打破安静。命途多舛、雨打飘萍，瞿世玮显得很是憔悴，缓缓开了腔：“现在世界交通便利，几万里的远路，也不算什么生死离别……只要你自己不要忘记自己的职务。” 他的声音轻微而略带沙哑，仿佛瞬间就消散在湖畔的微风里。但瞿秋白却一字一句，听得真切。

瞿秋白为何如此决绝，远赴“饿乡”？这得从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说起。

母亲自尽后，瞿秋白恸哭无泪，瞿家也随之分崩离析，债台高筑，“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的瞿秋白，为了养家不得不主动辍学，来到无锡南门外江西桥的杨氏小学任教。说是学校，校舍就建在一座破败的祠堂里。瞿秋白既当老师教课，又当校长管理校务。穷乡僻壤锁闭身体，繁杂俗务禁锢思想，此时的瞿秋白，身心皆处于巨大煎熬中，觉得“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难道就这么碌碌无为、耗费人生吗？瞿秋白在心底发问。不多久，他离开学校前往武汉，投奔堂兄瞿纯白。这一年，他十七岁。

瞿家两代人、父与子，皆似汪洋中之孤筏，被时代的浪潮拍来打去。靠堂兄帮助，瞿秋白先是考取了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英语专业。此时的瞿秋白，正值眼界打开、思维活跃的好时光，学校普通的师资和平庸的教学，根本满足不了他求索真理和探究人生的理想。于是，他又投奔到黄陂的表兄周均量家。周家在当地是名门望族，有一间特辟的五开间平房，作藏书室和书房用。书房前设花园，后置池塘，春夏秋冬，花香袅袅伴着波光粼粼，诗书传家的日子也变得情趣盎然。世家子弟周均量嗜书如命，每日于此屏气凝神，攻读不止。这笔丰富的藏书，为那时瞿秋白消极的人生，照进文明的光亮。

周均量藏书极多且杂，既有儒家经典，也有老庄佛学。修身齐家、五蕴皆空、道可道非常道……这些中国古代的庞杂知识与理论，为价值观还在形塑期的瞿秋白，画出了一幅驳杂的思想地图。窗前一盏荧然的灯光，一直亮到后半夜，姑母就知道是秋白还在读书。白天姑母嘱咐周均量，要对这位远道而来落难至此的表弟多加关心，还嘱咐瞿秋白要爱惜身体，不要拼了死命读书。瞿秋白听后，非但没有减少阅读，还请堂姐瞿兰冰在书房的窗棂挂上厚厚的帘幕，姑母见他是这般痴迷，也就不再絮叨。

瞿秋白很少与姑表兄妹们闲话，只有对表兄周均量，瞿秋白无话不谈。周均量有每天记日记的习惯，记完就把日记簿放在床头，吹灯入睡。有次瞿秋白见到便大胆问道：“表兄，你写的日记，我可以看看吗？”那时，瞿秋白满心以为这个无理的要求，周均量会断然拒绝，没承想他竟爽快地答应：“这有什么不可以，你想看就看吧，对你难道我还有什么避讳吗？不过，这些日子我记了不少我俩在一起的谈话，记了很多你的言行举止和兄妹对你的评议，你看后可别多心。”听完后，瞿秋白爽朗地笑了，周均量霎时觉得，此时此刻的瞿秋白放下了心里的担子，放下了母遭横死的悲痛，开心得像个孩子。

很多年后，因为历史的回环曲折，二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瞿秋白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为了革命36岁便英勇就义。周均量一直为国民党政权鼓噪呐喊，晚年定居台北，孑然一身，活到96岁。他还写下《铁锁龙潭》一文，回忆与瞿秋白交往及决裂的经过，并恶意歪曲和攻击瞿秋白的革命行为。山一程水一程，风一更雪一更，风烛残年的周均量在台北疯狂思念滞留大陆的后代亲人，不知他油尽灯枯之时，是否能想起与瞿秋白倾心晤谈的那些夜晚？

静心阅读的日子，瞿秋白过了三四个月，直至1917年春，堂兄瞿纯白到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职。也许是书读多了，精神的闸门已被思想的洪流冲撞开来，旺盛的求知欲也随之一泻千里，瞿秋白跟随堂兄来到北京，住在宣武门外。常州中学的老同学张寿昆带他来到北京大学文学院旁听，课程的主讲人正是名噪一时的陈独秀与胡适。彼时的陈独秀，已是新文化运动旗手、北大文科学长，而瞿秋白只是个初到京城还不知出路在哪儿的毛头小子。瞿秋白静坐在沙滩红楼的教室里，听着眼前的陈独秀纵论时政，心里满是欣喜与仰慕。等到1922年11月，瞿秋白受命担任翻译，与陈独秀一道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是几番岁月轮转。

在北大耳濡目染，让瞿秋白对这所学府心生敬意。他想考北大，可学膳费用太高，他心想不能将生活压力抛给堂兄负担。那时，北京东总布胡同有一所直属外交部管辖的俄文专修馆，以培养外交人才为宗旨，免费招收学生。这所学校有点年头，且出身名门，1899年4月便创办，原来是清政府为了与俄国合办东省铁路、培养俄文人才而设立的东省铁路俄文学堂。1917年9月，瞿秋白考入俄文专修馆第二届甲级班学习。

入学后的瞿秋白，像是拧上了发条，不断给自己加压，时刻都处在紧张的学习中。这期间，他随堂兄搬到东观音寺草厂胡同的宅院居住。堂兄收入微薄，瞿秋白过得拮据，北京的冬天出奇的冷，这个曾经流连杏花微雨的江南士子，如今只能穿着单薄的夹衣过冬。凭借着聪颖的天资和勤苦的学习，瞿秋白很快便在学校脱颖而出。他的同学沈颖后来回忆：

“秋白在校每考必列第一或第二名。彼时俄文专修馆每星期日上午有文课（引者注：即写作课），全体学生一律参加，秋白的中文程度很好，所作文课几乎每次均油印传观，以至名遍校内，无人不知！”

然而，好成绩并不能挽救瞿秋白此时枯寂颓唐的心境。生活过得不好，精神上纷乱不堪，瞿秋白患上了肺病。贫病交加之间，他写下一首诗：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瞿秋白曾将此诗手书，赠给鲁迅。后来，在国民党围剿下，瞿秋白与鲁迅曾在思想文化战线相互扶持，并肩作战。当瞿秋白遭遇灾难时，鲁迅便救助收留，为他和家人妥善安排容身之地。

正在瞿秋白苦闷彷徨之际，“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而来，数千名北京各高校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前，打出“外抗强权，内惩国贼”的旗号，号召全国上下四万万同胞行动起来，捍卫国家主权，挽救民族危亡。瞿秋白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和同学耿济之一起，躲进校外一所破庙，把买来的彩纸和秸秆做成一面面旗帜，并绘上标语。平日里瞿秋白清癯瘦弱，说话轻声细语，但此时不知哪里来的力量，让他能够在熙熙攘攘中嘶喊：“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瞿秋白一袭白衣，书生气十足，但在游行队伍的行进中，他眉藏山海，目若星河，缀满补丁的衣袖随着高呼上下翻飞，大有不负苍生的英雄气概。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宣告成立，瞿秋白以俄文专修馆学生代表的身份出席，并成为学联评议部议员，参与营救被捕的大学生和挽留意欲请辞的北大校长蔡元培。6月3日，瞿秋白和其他百余名学生被捕。在狱中，他沉着镇定地对前来探望的学生们说：“你们要继续奋斗，坚持罢课，不达目的，绝不休止。”监狱里生活环境恶劣，瞿秋白肺疾复发，数次呕血，他强忍住病痛，告慰同学：“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后来成为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回忆：

“瞿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出众的辩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示出他领导的才能。”

“五四运动”之于瞿秋白的意义，郑振铎的回忆只佐证了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五四”燃起的科学”“民主”的救国之火，彻底烧毁了他前半生芜杂纷乱的旧思想，那些老庄的隐遁避世、佛家的贪嗔痴怨终于被瞿秋白封尘起来。于人生的积极进取而言，经过“五四”一番洗礼，他得以构筑了新的人生信仰，变得更为成熟和深刻。

二

瞿秋白思想最根本的转变，即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得益于李大钊与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熏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