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边的亲情故事

清明节前，新闻圈有位朋友给我发了这样一条信息：“老曾去世三年了，怎么从没见你给他写点什么？他朋友不多，你可是他经常念叨的一个哟！”

其实，早就想写写曾老师，可一直不知道该怎样下笔。写那种无话找话、歌功颂德的谀文，凭我对曾老师的了解，他肯定不答应。说不定嘴一撇，又是满脸的不屑：“瞧，你小子也堕落了！”

可真要写那个真实的曾老师，却又不忍心：不单是为逝者讳，更主要的是，有的事说出来真的很残忍。

思考再三，还是写了。职业的底线要求我不加矫饰，既写写他的长，也揭揭他的短。我相信，泉下有知，曾老师是不会怪罪我的。

这不嘛，晚年他也一直在反思自己的过错。尤其是在对待爱人、儿子这件事上，他竭尽全能补过。

一

大四上学期，按照学校教学安排，我到京城一家报社实习。实习期三个月。因为班主任和这家报社的老总是大学同班同学，事先他曾修书给老总。所以，我得以直接面谒老总。

记得报到那天，那个很儒雅的总编辑把眼镜往鼻梁上方推了推，很认真地打量了我一番：“你们班主任的信，我收到了。他说你的文笔不错，喜欢研究问题。那就到工商部跟着老曾吧。这个人脾气有点臭，但论业务水平，全报社比他强的还不多，可以称得上是专家型记者。平素，对稿子要求也非常严格。初学步，你跟着他，有好处。”

尽管老总打了预防针，第一次见曾老师，还是被他的“臭脾气”惊得够呛。

那天，老总的秘书带我去和曾老师对接。这是一个身量不高、已经有些发福的中年人。他的皮带勒得很靠下，如此便显得腹部硕大、很夸张地向前凸着；他的面色黧黑，脸颊的肉有些松弛、下垂；眉毛很浓很重，一说话，额头就像有两条横卧的黑蚕在蠕动。

说实话，以后来我对他的了解，他的相貌远远辜负了他的才学。

秘书简单介绍了我的情况，末了，加重语气说：“这是总编辑亲自安排的！”

谁知曾老师并不买账，眉头一拧，那两条黑蚕便挤成了一个疙瘩：“又给我塞实习生！我带得过来吗？”他用手指敲了敲桌子，“没见我忙成什么样子了！刘秘书，回去告诉头儿，误人子弟，可不是我老曾的风格。别人可以那样做，我老曾，不能！”

秘书很尴尬，朝我扮了个鬼脸，悻悻地退了出去。

曾老师也不搭理我，自顾自狠命地一口一口抽烟。他面前一个硕大的陶瓷杯里，烟屁股早都溢了出来。

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也根本不知道该坐在哪里。

他过足了烟瘾，把烟屁股往杯子里使劲一摁，这才侧转身指了指角落里的那张桌子：“坐那里！”说完，又不理我了，埋头看起报纸来。

我闷坐了一会儿，怯生生问道：“曾老师，接……接下来，我……我该干……干什么……”

“该干什么？你是幼儿园小班的小朋友？拉屎撒尿都要问老师？”

说完，也许觉得自己的话过了点，第一次正眼看了看我，一字一顿地说：“先-看-报-纸。你看我不是在看报纸吗？想学本事，就得有眼色。”稍顿了一下，才接着说：“你知道为什么让你看报纸吗？入乡问俗，你先要了解本报的特点。即使老记者，看报也是基本功，通过看报知晓时政大势和当前的报道重点。”

这第一课，对我此后的从业大有帮助。这么多年来，我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纸，许多的新闻敏感、新闻线索、新闻策划就是从触类旁通中发掘出的。

二

这间办公室，一共坐了6个人：除了曾老师，还有三位记者。此外，我那张桌子对面还坐了个女孩，也是个实习生。

女孩姓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也由曾老师带。不过，她马上实习就要结束了。

小方是北京人，很时尚，也很乖巧，待人很热情，时不时会带些零食放在每个人的案头，包括我这个实习生。办公室其他三位老师都很喜欢她。

可曾老师对她颇有看法。每天上班时小方和他打招呼，他都置若罔闻，带搭不理地鼻孔里哼一声。

一次，小方用门背后挂着的一条旧毛巾揩了揩桌面，被曾老师察觉了。明明知道是小方干的，他完全可以当面告诉她：这是我擦脸的毛巾，今后不能这样了。可他没有那么做，而是找来一支毛笔在一张版样纸上写下这样几个大字：“这不是抹布！”然后贴在了毛巾旁边。

还有一次，不知小方又误了什么事，曾老师铁青着脸狠尅了她一顿。下班了，曾老师还在生闷气。见他未走，我只好留下来陪他。

他一根接一根抽了五六支烟才余怒未息对我说：“你看她那个样儿，是来学习的吗？给她讲怎样改稿，她眼神飘忽、神游八荒，能听进去才怪呢！采访也是一样，不专注听采访对象讲，眉眼飞来飞去！哎呀呀，我真不想带她……你小子，可不能学她！”

对于实习，小方有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办公室只有我俩时，她告诉我：“毕业后，打算出国。再说了，这蜻蜓点水的两三个月实习能学到什么？说白了，就是借实习这个机会多走走看看，游山玩水呗。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说完，又神秘地低声说：“曾老师这个人，各色，报社没有几个人喜欢他。你知道吗？他经常对老婆家暴。和自己的儿子也死掐呢！”

三

不管别人怎样评价曾老师，就业务而论，他的确有两把刷子。

他喜欢写述评。他的述评，逻辑缜密、思想深邃，总有独到见解。更让我惊叹的是他的文采。

一般而论，以深度见长的文章，多不注意文采。新闻圈在鄙薄一个记者的时候，往往在说了他的一通不是后，末了来上这么一句：“这个人，文采还行。”

曾老师的文字，极其干净。曾有一个老编辑这样评价他：“遇到版面需要删活儿，老曾的稿子，只能由他自己删。别人删，哪怕删个字，就接不上气了。”

搞文字的都知道，文字真能做到干净，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是需要披沙拣金、千锤百炼的！

不独干净，曾老师的行文还很是优美：用词考究，简约的文言文被他很“白话”地活用，历代诗词歌赋信手拈来恰到好处地嵌入文中，通篇读来，满满的书卷气、清雅气。

我起初的几篇稿子，被他修改后，属于自己的，恐怕就是几个标点符号了。我惭愧得直冒冷汗。

一次，我惴惴不安问曾老师怎样才能达到他的境界。他很得意：“小子，难啊！别说你一个实习生，报社乃至整个新闻圈，有几个人敢和我比？”

见我一脸沮丧，他宽慰我：“最近，听你们年轻人经常哼这样一句歌词，‘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谁会随随便便成功。’流行歌，那是垃圾。可这句写得不错！小子，要想人前显贵，必须人后受罪。告诉你一个写好文字的秘诀——大量地背诵。有人反对死记硬背，那才是误人子弟。只有背会的，才是你自己的。我从小就喜欢背诵，语文书能从头背到尾；老三篇、毛主席诗词也都倒背如流。大学毕业后，在农场改造那些年，又把古文观止、史记、资治通鉴背得滚瓜烂熟。至于汉赋晋文唐诗宋词，随你挑吧，看看哪篇我不会？”

他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经济述评钩探》，在扉页上龙飞凤舞写下这样几行字：“论写述评，我老曾在新闻圈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小子，好好学吧！”

这本书，我一直带在身边，一直在学。越学越气馁，越学越惭愧：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见识、这样的思辨、这样的角度、这样的文采？说实在的，这辈子，我恐怕都达不到他的境界。

一定是一肚子诗书的缘故吧，他的口才也一级棒，妙语连珠，诙谐辛辣。和人辩论时，直奔要害，犀利刻薄，句句见肉。对方哪怕再有理，也会被他驳得哑口无言。

辩论时，他的肢体动作也很有特点：身体向左微倾，扬起的左手小拇指、无名指蜷缩，而其他三根手指半伸半曲，弧度很优雅。简直帅呆了！

记得我小时候看过的一部苏联电影，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为革命事业辩护时，就是这样的动作。

工商部每周一下午都要开例会，除了传达上级精神、报道指令，再就是点评上一周的报纸。每逢这个环节，几乎就成了曾老师的专场。他一篇篇评点过去，把别人的文章批得体无完肤。可没有一个人敢挑他的丁点毛病。大家都躲着他。

话又说回来，他对文字精益求精，确实也挑不出什么来。

一次，一位姓杨的记者对他文章中的一个用词提出了商榷意见。曾老师旁征博引滔滔不绝讲了半个小时，对方囧得面红耳赤。他觉得还不过瘾，结语时说：“老弟呀，你恐怕还得把初中的语文先补一补。”对方恨不得地下裂道缝钻进去。

那天例会结束后，他心情大爽，拉我聊起了天： “哼，还跟我辩？姥姥！”

他不无得意地说起了年轻时候的事：大学期间，赶上了那个“特殊年代”，他是他们那个“战斗队”的司令。京城无论哪个“战斗队”和他们辩论，最后无不丢盔卸甲。

四

曾老师这个人，貌似脾气火暴、甚至有些古怪，其实，他心底也藏着柔情。

一次，他原定到合肥出差，临行前不知什么原因取消了。

他让我到北京站把车票退了。

那是一张硬卧票。那年头，买张卧铺票非常难。我一到退票窗口，马上有个人走了过来：“你要退票吗？如果是卧铺的话给我。省得你排队。”

我图省事，便原价给了他。

谁知当我兴冲冲地把票款递给曾老师后，他狐疑地看着我：“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车票退给谁了？”

我说了经过。

“现在卧铺票很难买的。退给‘黄牛’的话，一般都会给个十块、二十块……”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是认为我把回扣贪了。

我很委屈，转身到车站去找那个票贩子。

人倒是找着了，可人家死活不承认从我手里买了票。

怎么办？打掉了牙往自己肚子里咽呗！

我凑了20元钱，给曾老师送去：“我找了‘黄牛’，他给了20元……”

没承想曾老师一下子拉下了脸：“你给我说实话，是不是你自己垫的。我最讨厌别人骗我。”

“这事我没办好……”

“混账小子！你这是打我的脸。我这样给你说，是让你多长点社会常识。”

“我的责任，就应该我负。”

“还犟？那么，是不是我还得给你跑腿的小费？你这个浑小子！”

钱，他死活不要。

那天下班，他对我出奇地客气：“走，咱爷儿俩下馆子去！”

他请我来到王府井一家知名的馆子，点了烤鸭，还要了一壶上好的龙井茶。结账时，我留意到，他付了67元。在当时，那可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多月的工资。

我俩边吃边聊。他讲起了自己的过往：

抗战胜利那年，他出生在鄂西北的一座小城。父亲是个小业主，母亲不识字，可父母对他的教育看得很重，把他送到城里最好的学校。从小，他便显露出了过人的天赋，记忆力超群，代数几何老师一点就通。考大学时，他以小城第一的成绩考入京城一所名校。他的志向是，毕业后当个外交官。

可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阻断了他的前程。

由于年轻冲动，他成了“运动”的活跃分子。其间，还被结合进了专案组。那个参加过延安整风的校领导，被列为学校的头号“走资派”，每天都要向他这个“革命小将”请示汇报。

可就是因为这段经历，恢复高考后，第一年报考研究生，尽管他考分很高，却没有被录取。第二年接着考，考分全校第一，依然没有被录取。

他通过关系打探方知，当年那个头号“走资派”早已复出，并分管这所学校，偶然间察看考生名单时发现了他，便告诉校方：“这个人，参加过当年整我的‘专案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