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与未来之间：氐羌记忆

这首古歌歌声长，

就像岷江江水淌；

日夜奔流永不歇，

诉说着祖先的英勇与坚强。

……

虽然句句是古话，

前人的智慧记歌上；

古歌代代传下去，

千秋万世闪光芒。

——羌族史诗《羌戈大战》

“安登榜就是我爷爷！”坐在车后排的安波忽然说。

安波是北川县文广旅局的总工程师，负责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大禹文化、资源开发、乡村旅游、旅游标准化建设、品牌创建等工作。此前在几次工作会议上接触过，聊天中知道他在西南民族大学读过博士，但也没有深入交流。这次是因为要去汶川县参加四川省羌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我喊他陪同。路上闲聊，说起“红色土司”安登榜，才知道原来就是他亲祖父。

安登榜是近代史上第一个率众参加革命的羌族上层人物，1895年3月出生于今松潘县镇坪乡一个明代嘉靖年间受封的世袭土司家庭。安氏土司统辖松潘县东南部的“六关十堡”以及白羊乡地区的32寨，在松潘南部及周边羌族、藏族聚居地区颇具影响。安氏土司的衙门驻地最初设在松潘县甲竹寺，因此也被称为甲竹土司。安登榜文武双全，通晓羌、汉、藏三种语言，且有一手好枪法。

1933年11月，安登榜之父安兴武去世，他以长子身份承袭土司职务。1934年春，松理茂懋汶屯区（松潘、理县、茂县、懋功、汶川）推行“团甲制”，县下设区，他被国民党松潘县政府委任为第六区（即白草区）区长。但这只不过是国民党政府收取苛捐杂税的一个工具人岗位，安登榜出于自身族群利益考量，并不是很配合工作。这年6月，他因借故拒绝参加部署向灾民征捐、摊派的区长行政会议，受到记大过处分。11月，又因拖办摊派，拒缴枪弹、军饷款，被免去区长职务。县府委其继母张玉贞续任，引起头人们的不满和反对。在各支头人的支持下，安登榜领头对抗，受到国民党城防军的通缉，于是带十余名武装亲信和长子出逃到当时的北川县城禹里，找他父亲的好友、当时的县长李国祥寻求保护。

这个过程可能涉及到土司家族内部的权力争斗。在1986年田兴茂先生搜集整理的文史材料中，认为是张玉贞为谋夺土司、区正的权位，对安登榜加以陷害，才导致他的出走。反正不管如何，当安登榜被松潘追逐而来的官兵和川军陶凯部困在礅上（如今属于北川县坝底乡）的时候，遇到了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某部。红军出手击溃川军，救下了安登榜，并向他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走投无路的困境和革命精神的感召之下，他参加了红军。

加入红军队伍后，安登榜担任通司（翻译）、向导和部队前卫工作，作劝降工作。给敌部队中的原部下王光宗等去信，劝其“不要再受骗上当，卖命当走狗”，同时诉说参加红军后的感受，请他们“以地方利益和羌族利益为重，不能再让家乡遭受灾难”。王等人有所醒悟，答应撤离。红军乘机击溃守敌，挺进松潘境内。在行军途中，安登榜利用自己的声望向羌民宣传红军的一系列主张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使群众很快消除了顾虑，积极为红军筹粮、运粮，给红军带路。在他的帮助下，松潘东南和南部先后有七个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1935年5月，安登榜奉命带领红军从格蚕沟翻山去马场，打败了胡宗南驻扎的部队，荣立战功，在“马场战斗庆功会”上受到表彰。羌民游击大队成立，安登榜被任命为游击大队长。这年8月，安登榜赴毛儿盖驻扎工作，一个早上他带四个警卫员出去筹备粮草，直到天黑都未返回驻地，从此失踪。当时毛儿盖少数民族中的反动武装杀害红军的事件时有发生，据后来调查，安登榜和警卫人员都已遇难。1986年，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安登榜为烈士。

北川的各种博物馆或村史馆中都会提到安登榜，没想到他的后代就在我的眼前。安波刚到四十岁，民族史的专业训练和耳濡目染的熏陶，使得他对家族在松潘的历史经历相当熟稔，说起来头头是道。他自己少时还在茂县生活过，后来又到北川上中学。我建议他干脆写一本家族史，把这个线索捋一下。

他的家族在1935年发生革命性转型，三百多近四百年的土司历史终结于安登榜那代，是羌族历史的关键性拐点。某种意义上，是过去的终结与现代羌族的开始，氐羌记忆与红色记忆交织在一起，同时还叠加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传入，如天主教的印迹。这些多重记忆对于当下文旅产业中构建禹羌文化而言，构成了复杂而多元的遗产。

一切都是记忆，一个没有记忆的人，只有间歇性的当下碎片，而无法形成连贯的认知，也就不可能有自我的认识。可以说，记忆构成了习得性的技能、地方与族群身份的构建、历史连续性与自我同一性，使得人们能够有个确定性的身份和认同。

话又说回来，过度的记忆会给个体和某个群体带来过载和重负，最终它们会因为无法承受信息累积的密度和重量而崩溃。就像博尔赫斯笔下那个博闻强识的福内斯特，那些纷繁复杂的记忆内容纷至沓来，拥挤不堪，如同洪水裹挟着砂石，汹涌而至，四处漫延，冲垮了河道与桥梁，掩埋了路途与隧道，人们陷入到信息的洪流之中，难以有效地辨析方向，迷失在漫漶无涯之中。

因此，有效的历史其实是记忆与遗忘的辩证与平衡。它需要从“过去”中撷取材料，结撰成叙事，进而让这种叙事同当下之间发生互动，并且昭示与呼唤着某种未来的愿景。也就是说，它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产物，并不是对于过去一览无余的全盘接受，那是一种缺乏批判意识与反思心态的盲目；也不会全然以无情而超然的逻辑进行客观主义的科学探究，那或许只是学院历史学者孜孜以求的理想；更不会为了某种未来而去杜撰一个过去，从而陷入到虚无主义。

对于北川这样一个年轻的羌族自治地方而言，过去留下了何种样态的记忆材料，如今的人们又如何认定何种过去才是遗产，并怎么样用那些经过拣选的遗产塑造今日的形象，通往一个规划和预期中的未来，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故事。

中国一共有117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北川则是其中唯一的羌族自治县，成立于2003年。我无法确证相关信息，它也可能是中国成立最晚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其实，北川北部紧邻的平武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松潘、黑水都有较多羌族聚居，甚至在某些专家学者看来，茂县、汶川等地的羌族或许还更为“纯粹”。另外，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贵州省铜仁地区的江口县和石阡县也散居有一部分羌族，但是那里都没有成为羌族自治县。

北川建立羌族自治县相当晚，县政协王主席送过我一本争取建立北川羌族自治县的文史资料，是李承霜先生汇编的，详细讲述了历时十八年（从1986年到2003年）的正式申报，到最后2003年7月6日国务院批准设立自治县的过程。自治县建制无疑是地方精英试图立足地理与族群基础，从文化上构筑某种独特性，进而获取行政资源、推动本地发展的举措，既有着传承历史的自觉，更有着现实利益的考量，也可见对于“过去”的征用和对于“历史”的建构。

与申报建立自治县同行，北川的羌族认同和羌族文化建构迟至1980年代中期，王明珂在他从1990年代开始的羌族地区田野作业中也对此有过记录。1950年代以前，并无统一的认同，由于族群间的歧视，在本地沿溪河的各村落城镇人群间有一种“一截骂一截”的情况。也就是说，每一地方的农村民众都被下游村落及更下游的城镇居民喊作“蛮子”或“山蛮子”——他们都自称是“汉人”，而骂更上游的村落人群为“蛮子”。小坝原先有在走马岭战役中平定白草番的何卿将军庙，本地人也都认同自己是汉人，并对何卿顶礼膜拜，如今则荡然无存，只剩下李保将军庙了。王明珂也讲述过“白马将军”（何卿）和“走马将军”（羌人十八寨的首领）的故事。凡此种种，可以证明北川羌族身份认同从汉到羌的转移，即他们放弃了汉人的认同，而转向于以羌人身份为自豪，这种转移的时间并不算长，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晚近三十年的事情。

从人口和地理分布来说，羌族如今已经是个小民族，绝大部分人可能一生都不会遇到一个羌族，它的“民族特色”和“民族性格”似乎也变得相当模糊。但必须要补充的是，那些后来被指认为是“民族特色”、“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的东西，也并非空穴来风、凭空捏造，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创造与发明。事实上，1950年代民族识别的时候，青片很多人被识别为藏族，而2003年成立羌族自治县的时候，那些藏族和汉族都改成了羌族。这倒不是说弄虚作假，而是中国内部民族身份本身的灵活性、流动性和变异性——它固然以血缘、族群、地域等自然地理与人口历史构成为依托，但更多是以文化和情感作为根基。

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对羌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我在北川的时候几次听到有人引用：羌族是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

为什么说羌族是“向外输血”的民族呢？“羌”原是先秦时代中原族群对西部游牧部落的泛称。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历史上分布很广，是汉族前身“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羌族的若干分支由于不同的条件和原因，逐渐发展演变而为汉藏语系中藏缅语族的各个民族。研究藏、彝、白、哈尼、纳西、傈僳、拉祜、基诺、普米、独龙、怒、土家等民族的历史，溯源而上，都要涉及到它们与羌人的关系。

古羌人原居甘青一带，核心地带是河湟谷地和大通河流域。甲骨文记载，早在殷商时代，羌人已活跃于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商人对羌地的方国或部落，称为“羌方”。商王朝为捕掠奴隶，不断对羌方用兵，被俘羌人是商代奴隶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有少数羌人首领担任了殷王朝的职官。羌人中的姜人部落，原居姜水流域，对周人影响很大。传说周人始祖名“弃”，便是姜人部落之女姜嫄的儿子，周人对姜嫄十分崇敬，称她为始祖母。周人叙述其民族始祖后稷事迹以祭祀之的长诗《生民》曰：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这首诗的第4至6节主要写后稷开发农业生产技术的禀赋，间接反映出当时部分羌人部落里，农业已同畜牧业分离，完成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西周时，羌人中的姜姓曾与周人中的姬姓相互通婚，结成长期的婚姻联盟，故周王朝建立后，进入中原的姜人，在周朝形成了不少姜姓诸侯国和姜姓诸戎，逐渐与炎黄族及其他氏族、部落融合，构成华夏族，成为汉族前身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大部羌人仍居甘、青东部的黄河、湟水和大通河流域，西北至新疆鄯善，南到川西北。他们依随水草，牧羊业发达。即如《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云：“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故《说文·羊部》解释“羌”字从羊从人，即指此。其中说到的“赐支”是羌语中的“河曲”地带——黄河自西来，到祁连山支脉的大积石山东南端，曲而西北行；经小积石山的东北麓，又曲而向东行；至曲沟，又曲而东行，凡千余里，都称作河曲，位于甘肃与青海的交界区域。

在春秋战国时期，西北羌人建立义渠国，是秦争霸西戎的主要对手。秦国向西开拓，引起了西北地区羌人的极大震动，同时也给他们的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了深刻影响。自秦穆公以后，迫于秦越来越严重的军事压力，西北羌人开始了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当时有的向西发展，“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这支“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的羌人，即是“发羌”“唐羌”，后来成为藏族先民的一部分。有的则长途跋涉到新疆天山南麓，成为后来史籍所载“婼羌”（现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还有若羌县，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县，相当于5个瑞士，10个以色列）的组成部分。有的北迁至今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旗一带。还有大量羌人继续向西南移徙，成为“越羌”“广汉羌”“武都羌”等，即今天的陇南川西北一带。这些迁徙的羌人与当地原有的居民共同生活，彼此犬牙交错，由于自然条件差异，有的处于河谷地带，有的盘踞丘陵，有的栖居深山密林，加之其他因素的影响，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有的强大，有的弱小，或农耕，或畜牧，或二者兼而有之，或同化于汉族，或与土著结合，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面貌。